二十世纪中叶，在媚俗有余而媚雅告缺的喧嚣背景下，神州大地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大多数繁复的汉字遭刀砍斧劈后，腴肉不有，仅存瘦骨。由于被简化的汉字数量多，笔画改动大，字形走样严重，几乎等于重新创立了一套文字体系。从那时起，中国大陆有了两套正式的印刷体文本——繁体字与简化字。一套使用，另一套被封存了起来。以五十年代为分水岭，那之后出生的人只学简化字，而与繁体字形同陌路。余也孤陋，尚未见到过读后让人折服的剖析简化汉字动因的力作，姑且认为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便利习字与信息传递，普及大众文化。就算这个推论成立，推行简化字将近半个世纪了，效果如何呢?恐怕只能用“事与愿违”四字加以概括。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简化，还有麻烦，简化字使得信息传递空前地复杂化了。简化字像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后生们被阻隔在沟的此岸，望彼岸若望冥界，向往之而不能近。
复杂就复杂在，我们只能用新创立的简化字书写或记录“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不可能改变“过去”已经书写或记录的大量信息。这样，势必形成一种可怕的局面：年轻人不能解读“过去”沉积下来的大量繁体字文献。五十年代之前的文献变成了“天书”。
如今，最后一批学过繁体汉字的文化人都已届天命之年，如果不尽快恢复繁体字，再过不到五十年，除了专家，在中国就再也找不出能够颂读三坟五典、经史子集的人了（当然读古籍还需要懂文言文，那属于另一个问题)。熟谙繁体字的人正一点点沦为濒临灭绝的“物种”。此“物种”之危，绝不亚于熊猫。然而时至今日，却听不到些许抢救的呼吁。
我们“繁体族”已经垂垂老矣。我们的下一代，面对先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古籍，面对精神美食、千年佳酿，停杯投箸而不能食。诸子百家之文、唐宋八家之作，颂之口颊生香，饥读以当肉，寒读以当衣。然而汉字几千年的流风余韵，却被简化字阻隔，戛然而止。汉字之繁简，一字之差，天差地远，后生们面对千百年的湖山人物、翰墨文章，只有望其兴叹了。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薪火传承面临着中断的危险。是不可忧，孰可忧?
有些人认为问题不至于如此严重，把繁体字文献翻译成简化字文本就是了。繁体字汗牛充栋，全部翻译重印谈何容易。据有关专家测算，将繁体字文献(即五十年代中叶之前的文献)全部翻译成简化字版本，恐怕把全世界的造纸厂与印刷厂全部集中到一起，印刷一百年也印不完，遑论有些繁体字被简化之后字义已变，不再具有先前的含义。
父辈还在使用的繁体字，到了下一代，却变成了“古文字”，年轻人读之如读冥文。这实在是一个灰色幽默。然而面对幽默，我们却笑不起来。
文字属于一种相对保守的文化形态。谁能想到，已经流布数千年的汉字，悠悠四五十年突然作古。人们不能不做如是联想：相对保守的文字尚且如此短寿，那些本就容易变异的文化形态呢?不由得想起一个蹩脚的比喻：性急的酿酒者，出锅即卖，等不急入窖，以蹲其性，优其质，故终不得上乘佳酿。
仓颉造字以还，汉字源远流洪，几经变迁，并非一蹴而就。仅以“日”字为例，“日”，最早为一圆圈，后来圆心加了一点，后又将圆心的点改为空心圆圈，再后又将圆心改为一横，最后才变为外方内横(内横与左右的竖相交)，遂成今日之“日”。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秦程邈创建隶书之前的一二千年间。程邈创建隶书特别是隶书演变为楷书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摸索，汉字体系大体定型，虽有些字消亡、有些字合并，也稀稀拉拉有些新造之字出台，但总的说变化甚微，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中国的权力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每一朝天子都要“移风易俗”，除旧布新，以彰示自己独特的天聪，然而汉字却为各个朝代所共用。汉字，几乎是能够完整传承中华大统的惟一一种文化形态。历史上不乏好大喜功者、刻意求变者、心浮气躁者、标新立异者、挞伐扫荡者，但他们都未能动摇巍巍汉字之根基。这是因为汉字已经在历史熔炉中千锤百炼，经受烘烤，水分与杂质大体已被蒸发，所剩近于醍醐，去无再去，变无再变。何况，就一般规律而言，文字不过是约定俗成的表音表意符号，一旦被全体认同，无需动辄变异改塑，更无需以此代彼，维护其权威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