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年洋


我16岁开始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读李泽厚先生的书是我生命中最激荡的岁月，但是生计和知识扩展，加之李先生有一段时间的沉寂，慢慢地有些淡然了，但去年得到《告别革命》，我内在的那份阅读李先生著作的激情再次燃起，便有了这个帖子。这段时间看《浮生论学》，有许多想法，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受陈明博士鼓励，先把这个帖子放在这里，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之一、绪论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从事纯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实际操作的，他们的思考总要指向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也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制度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失去维系社会的功能，面临唐德刚先生所说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的大转型”（第一次大转型是秦朝时的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这个大转型本身又意味着与世界接轨进入现代化。现代化的问题就成为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思考的目标。由于这个问题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干扰，同时还伴随着后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纠缠不清。同一个问题呈现阶段性的特点，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

对现代化的思考其实是几代知识分子的任务，那些从事“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参与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孙中山和国共两党中的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在现代化这面旗帜下思考和行动。在海峡两岸革命思维主导下的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显得尤其艰苦卓绝，令人动容。如大陆的顾准先生，几乎是那个年代的惟一一颗思想良心，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则是另一批人比如雷震、殷海光等，这些人无疑是非常值得谈论的，但我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这些人生活的时期，我还没有出生，他们生活的环境对我来说很陌生，似乎离我比较远，缺乏那种亲切感。

而李泽厚、刘小枫和汪丁丁则不一样，我都是在他们的思想正在发生影响的时候，享受他们的思想成果。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的环境，虽然和我有些差异，但大体上是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他们（主要是李泽厚和刘小枫）在我成长过程中所打下的印记，使我把他们三个人作为透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典型。

李泽厚先生是1930年出生的人，他是“文革”以后惟一一个建立了自己一套思想体系的人，在1980年代那个思想启蒙的年代对广大的青年学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科大学生的书桌上都有他的书，他的思想影响还跨越了国界，他被法国国际哲学院吸收为院士，同为院士的还有国际哲学界鼎鼎有名的伽达默尔、利科、哈贝马斯、奎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等，此前还有一位中国哲学家入选那就是用西方哲学语言讲中国哲学的冯友兰先生。

刘小枫生于1956年，成名很早，他的一系列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谈论西方神学的文章和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拯救与逍遥》出版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因为思维的视角极为独特，又契合当时对传统的强烈的反叛心理和文化上寻求出路的焦虑，在青年学子之中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又是因为他在当时似乎是惟一能够在深层次的思想上可以与李泽厚思想进行抗衡的，就是李泽厚先生自己也认为刘小枫的路径对他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甚至到了1994年李泽厚先生出版他和刘再复的对话集《告别革命》里还说要和刘小枫讨论神学这个进路问题，可见刘小枫的思路对李泽厚先生的思想的威胁。

汪丁丁出生于1953年，年龄稍长于刘小枫，但文章和著作发生的影响在1990年代以后，经济学逐渐在社会科学里成为显学的时期，他的横扫各门学科藩篱的高屋建瓴和气势，逐渐在1990年代末期赢得了大家的眼球注意力，而他的真正让大家无法忽视的思考在于他在综合李泽厚和刘小枫的思路。李的思路是通过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让马克思“康德化”，借着康德讲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又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思想史的过程中，阐发着“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这类自己的思想，目的在于让马克思“中国化”，这两方面综合为一块就是关于中国如何现代化的思路。总体上讲还是在马克思、还是在中国传统的思路里讲述一些新的思想。而刘小枫则不同，他在那本著作中矫枉过正，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让中国人走向一条西方式的信仰救赎之路，激起许多文化圈内人的强烈的批判，我认为刘小枫引进的这个人生的精神纬度是很有价值的，在后面我会详细叙说。而汪丁丁讲究“对话的逻格斯”，推崇哈耶克那种尊重传统基础的演进理性，我以为他在综合李和刘的思路，而且在我今日的思想水平下，我认为汪丁丁找到的是一条有生命力的道路，这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更具建设性，更富操作性，同时由于他的现代气质，他似乎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时代精神的表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