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就是在与汉、蒙、回等族人特别是汉人复杂的矛盾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在入关后的清朝官方合法性意识形态话语中，就始终强调“大清”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满、汉、蒙各族臣民一体合作、各展所长、共效驱驰为前提，所以从顺治帝开始，官方文书里诸如“满汉人民，皆朕赤子”，“满汉一体”，“满汉文武，皆为一体”等一类体现超越满洲一族利益之上的“国家”认同之治国理政谕旨，随处可见。如1728年，雍正帝就曾针对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所谓“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叅用满洲，不宜专用汉人”的条奏，给予明确的批评，并强调指出：

从来为治之道，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若因满汉存分别之见，则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岂可以为治乎？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为汉也……朕屡谕在廷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勿各存私见，而分彼此。在满洲当礼重汉人，勿有意以相违，始为存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非惟不必强同，实可以相济为理者也。至若言语嗜好，服食起居，从俗从宜，各得其适，此则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亦有不同，岂但满汉有异乎？朕自临御以来，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之际，必期有裨于国计民生……总无分别满汉之见，惟知天下为公。〔21〕

雍正此言中虽不无自我标榜、掩盖大清各民族实际不平等的意图，但仍可见其所追求的那种因俗而治、各民族取长补短，相济为用，求同存异而整体同一的中国多族群“大一统”国家之政治特色。

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既以满、蒙、汉等民族政治合作为基础的“大一统”之实现为其条件，又以文化上的多元并存、不断融合和对外维护其整体尊严为鲜明表征之一。1727年，在召见西方传教士、驳斥罗马教廷关于信仰天主教就不能祭孔祭祖的规定时，雍正就曾坚定地以中国文化的“护法”自任。他郑重表示：“作为一个满洲人……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喇嘛教最接近尔等的教，而儒教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22〕他甚至还更为明确地声言：“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23〕最终，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政策在他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其中自然含有国家政治考量的因素在内，但“中国认同”的文化背景也是十分明显而重要的。

美国“新清史”学者总爱强调清朝皇帝的多重形象或身份，可他们入主中原之后、特别是康熙中叶以后其最主要的身份或最高身份仍当是“中华皇帝”或“中国大皇帝”，其他的身份均笼罩在“中华皇帝”的光环之下，实与之无法分离并且因之获得更大的权威。〔24〕与此相应，在文化上，此后清朝总的来说虽是多元文化并存，但儒家正统却是其建设政治文化合法性的最大价值来源，它是清朝专制皇权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在多元文化中，实处于核心地位。

笔者赞成“新清史”诸人强调在清朝，满、蒙、汉等多种民族文化之间彼此“涵化”（acculturation）的提法。可问题在于，参与涵化的各族文化对于清代中国发展之实际影响、地位和作用，并非完全对等。总的说来，入关以后，汉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并不断加大的。统治广大汉人的现实需要，以及对清代以前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认同的强化和深化，必然导致汉文化在清朝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相应地，满文满语的实际地位却在逐渐下降中。到清代中叶时，已有不少满人官员不会使用满文草拟奏折，这成为稍后乾隆多方面采取措施、强化满人自身认同的一个直接契机。但根本趋势已无法扭转。以清朝最重要的史书《清实录》的纂修为例，最初，实录是先修满文本，然后译成汉文本，再由汉文本转译成蒙文本。康熙时代起，因各种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所以从雍正朝修《清圣祖实录》开始，实录满汉文本之间的修纂顺序不得不颠倒了过来，是先修成汉文本，再分别据之译成满文本和蒙文本。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甚至还表明了汉文作为大清国“共同语言地位”之确立。〔25〕这一看法是否切当，当然还可讨论，但它表明康熙时代起汉文化对满人的影响程度已然相当深化，却是毋庸置疑。进入晚清后，在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以及广大汉人地区大规模的反抗过程中，这种汉文化影响强化和深化的趋势又得以进一步加剧。笔者发现，在晚清，西方诸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除俄罗斯还偶尔使用满文本之外，其他西方国家乃至东方的日本，都只使用汉文本与其本国文字本。以致1875年，光绪在谈到中国和秘鲁换约等事宜时竟明确谕称：“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26〕可见在这一文化权势转移的过程里，外国殖民者特别是欧美列强，也曾起到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最能生动地体现这种文化地位转化的，或许还是汉文中“国语”一词含义最终的满、汉倒置。晚清以前，“国语骑射”是清朝皇帝所自豪的满人特性，“国语”自然是指满语，而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流行的“国语”一词却已逐渐明确地指称汉语“官话”。最后，清廷竟以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的方式，将其正式确认。这种认同情形对于满人来说，自然也存在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它应当是在清末新的时代背景下，多族群文化现实互动和社会历史强势选择的结果。

在清代尤其是清末以前，满人的“中国认同”基本由专制皇权和满洲上层贵族所主导，一般满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这乃是那个时代满人“中国认同”的突出特征。而实现大一统格局之后的清朝皇帝及满族上层之“中国认同”，又可谓坚定不移、毫不含糊。不难想象，要是盛清尤其是晚清时，哪个满人和其他族群的中国人敢声言“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大清皇帝非但绝不会允许，肯定还要对其严加治罪。这是今人讨论这一问题时所应该具有的起码历史感。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曾经历前后演变的过程。不仅入关前后有区别，通常所谓的清代前期、中期和晚清也有不同。时至清末，为了抵御激进的“排满”运动，一部分主导政局、参与新政的满人官员和留日学生之“中国认同”得到升华，在他们身上，初步实现了从认同传统的“专制中国”到自觉批判八旗制度、认同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立宪中国”之近代转变。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型的满族官员和知识人具有时代特点的民族认同和政治选择。

三、清末满人的现代民族自觉与“中国认同”之演进———兼论其以“大同”论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依据
戊戌、辛亥时期，由于从日本和西方输入了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作为民族的“满族”、“汉族”、“回族”、“蒙族”、“藏族”和“苗族”等现代意义的概念也得以产生，并被各自所属群体的知识人渐次认同。而把传统的和当下的中国归为“专制”国家，主张建立以各族人民作为“国民”平等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国，以取代前者，则成为清末十年尤其是1905年以后满人中国国家认同的一个新的政治思想动力。

1906年，奉命出国考察宪龘政归来的满族大臣载泽和端方等，先后给朝廷上奏密折，急切表达一种消除满汉民族畛域，迅速立宪的主张和愿望。如载泽就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痛切表示：“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27〕端方也于是年向朝廷奏上一份“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强调欧美各国因国内种族、民族关系不同而强弱有别，“苟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非先靖内讧，其国万不足以图强；而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28〕次年，他又向朝廷代奏“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认为“宪龘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29从而自觉地将民族问题与立宪龘政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旗人，如恒钧〔30〕、乌泽声〔31〕、穆都哩〔32〕、裕端等，也加入到呼唤以民族平等融合为基础的“立宪中国”的队伍中来。他们特于1907年6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著名的《大同报》，不久，其同人又在北京创办性质相同的《（中央）大同日报》，〔33〕专以“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他们认定：“今之中国，为满汉蒙回藏人合成之中国，而非一族一方之中国也明矣！”〔34〕为了实现其心目中的“理想中国”，他们痛切反省八旗制度，批判专制制度的不合理，认为“最不可思议，轶出累代专制范围外者，则莫若我中国之满汉不平等也。考其不平等之原因，则以本朝入关之始，种族思想未能尽灭，种族阶级因此而生，遂产生一种特别制度，为我国民蠧焉”。〔35〕

这种建立以满汉融合、“五族大同”为基础的立宪中国的主张，得到了当时满族旗人中不少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实际成为1905年以后满人内部公开传播的主流舆论。《大同报》第3号上，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除了汉、回、土尔扈特蒙古等族中的少数非旗人之外，满蒙汉等族旗人约占了80%，尤以满族为最。由此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留日的满族留学生中，还有一些人基于对西方“nation”概念的理解，甚至强调满汉已不再为两个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民族。他们认为，民族与种族有别，它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他们由此认定“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或言：“满汉处于中国，久为精神上之混合，文化上之陶铸，风俗上之浸染，政治上之团结，已成一民族，而不可分为两民族。且随社会之演进，已由民族进为国民，只有兄弟同胞之亲爱，绝无民族离贰之恶情。所谓排满排汉，不过无意识者浮言邪说，不足以为我满汉同胞之代表”。〔36〕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调所有“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准之历史之实例，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37〕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民族”乃是有别于“种族”、建立在统一而平等的近现代“国民”政治身份基础上的文明融合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一认识实际上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亦表明有清一代的“中国认同”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实具有着一种直接的关联。

不过，在立宪运动期间的满族留日学生当中，有的虽认定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已融合为一个大“民族”，但同时也指出其有关部分的文化融合程度仍显不足，还需要继续加以“建设”，努力发挥互相“同化”的积极作用，以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一”趋势。满人穆都哩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就明确写道：

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若专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虽然，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已一于内地之人民。虽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不然，委之于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非我有。〔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