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楼主想聊聊强盗文化，以前楼主常常自谦，今天就不循例了，所写全是所感，系阅历和水平。 想喷不要客气，楼主非常欢迎被科普，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就好。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让无数人憧憬，但是，不无遗憾的说，中国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和美丽的诗境一样，让人无限期待、无限憧憬，却始终找不到他在哪里。 原因在哪呢？ 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强盗文化。
“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睹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 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水浒传第二十八回）
这段文字应该被很多人分析过了，也被很多人当做攻击武松的一个证据，楼主就不在这方面多说什么。 楼主想说的是，这种情况存在的广泛与恒久非常令人不可思议。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角色是施恩，那么那些不交钱的人就犯了大逆不道，至于道德、法律什么的，则完全成了可恶的东西，而这个‘我们’太多太多了，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如果我们属于那些交钱的，又有多少人敢不交呢？ 敢不交的，恐怕百难抽一，别说敢不交了，就是嘴里敢说点牢骚的，那也是趁别人不在的时候，这个情况今天依然是这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规则，一个大家都默默遵守的规则。
敢对这种规则明确表示不满的人，恕楼主直言，则不在那个规则圈子里，也就是那些旁观者。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要钱的，把别人的血汗钱当成自己理所当然的个人物品；交钱的，把恨意深埋于心，低头把钱乖乖的交上去。大家都不说话，也极少人去打破这种规矩。 偶有人不去遵循这种规矩，收钱的就会被别的收钱的挤走，最后变成交钱的；交钱要是坏了规矩，下场只有一个：死！
这种现象好不好呢？ 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也就有那些事不关己的人去评判这种现象，说收钱的为什么那么可耻，交钱的为什么那么没有骨气，但敢说这话的人绝对不会是圈子里的人。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才敢说。
为什么圈子的人不论是收钱的还是交钱的都不去评论这个现象呢？ 因为利益问题。 这就反映出了一个现象：关系利益的不说，说的，肯定是和利益无关的人。
帖子写到这里，估计有人会说，你又想为水浒辩护，去黑广大人民群众。 至于是不是这样，楼主自己不说，因为楼主写贴的时候，站的立场也是属于‘和利益无关的人’。

“那伙强人为头的是个落第举子，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叫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以下有个旱地忽律朱贵，现在李家道口开酒店，专一探听事情，也不打紧；如今新来一个好汉，是东京禁军教头，甚么豹子头林冲，十分好武艺。——这几个贼男女聚支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这难尽！” （水浒传第十四回）
一种强盗是你做你的事，但是要把你的东西交给我一部分，施恩和那些打家劫舍的都属于这种；还有一种强盗就是把你做事的权利给垄断掉，完全变成我的，你被完全被排挤出去，王伦、林冲属于这类。
这两种哪种更可恶呢？ 非常显然是第二种。因为像‘剥削’这类字眼一相不在中国人脑子里的，大家都是一种想法：能凑合着活下去就可以了，这也是那些交钱的人能乖乖交钱的最大原因，只因为那还有能让自己能活下去的一口饭可以吃到。
我们还记得在潘家酒楼里哭泣的金家父女吧？ 如果他们挣的钱交完郑屠夫后还能留一点点可以买饭吃，他们是绝对不会哭泣的，他们不哭泣，也许就没有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了。 他们哭，是因为他们连郑屠夫的利钱都交不起，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完全没了希望。 人就怕完全被剥夺到所有生存的希望，因为他们剩下的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反抗和死！ 金家父女是没有能力反抗的，他们在等死的时候只能哭泣，还好他们碰到了可以替他们反抗的鲁智深。
所以，就这个事而言，王伦和林冲做的事极其不厚道，楼主不说他们坏，因为王伦和林冲并未把事情完全做绝，他们只是封了深水区，还留了浅水区可以让渔民打点小鱼。
打个比方，如果梁山把浅水区全部封掉，阮家兄弟该怎么做呢？ 依着他们的性子，那就是反，要么反梁山被林冲杀死；要么反官府被官府杀死。 如此一来，智取生辰纲也就缺人了，杨志或许就没那么悲催了。 当然，这是题外话。

水浒的前半部分讲的就是人们怎么从良民变成强盗的故事，不过奇怪的是，人们固然会对官到匪的过程报以同情，比如林冲；却对从民到匪欢欣鼓舞，比如白胜、宋清之流，甚至有人对他们是否配当梁山好汉表示怀疑。 据我看来，都做强盗了，还有什么配不配的呢？
如果这事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对梁山好汉是否还有现在的感情，这是需要画个问号的，那我们为什么对梁山好汉有如此好感呢？ 恐怕是因为水浒这本书的基调，我们不自觉的就跟着他走了。
强盗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强盗，不管是在普通老百姓心中，还是对人类发展而言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因为他们必然会脱离生产者这一群体，变成一味索取的一方。 举个例子，有二百人，一百人劳作，一百人以官的身份索取，当那一百人中有两个人对现实不满，他们脱离出了劳动者，那劳作的就剩下了九十八人，索取的那一部变成了一百零二人。 在客观上，剩下的那九十八人的负担就更重了。
如果不满劳作的那两个人带领那九十八个人推翻那一百个人，这种行为可以定性为农民起义，但农民起义只是把劳作和索取的具体人给改变一下而已，对这种现象本身并无丝毫的改变，然而，能有机会翻身做主的亿难抽一，绝大部分还是那些默默劳作的永远在默默劳作； 如果不满劳作的那两个人只是不满劳作而脱离劳作的集体，那这两个人就成了绝对意义上的强盗。 强盗最向往‘大碗酒大块肉’的生活，然而他们本身都已经脱离了劳作的岗位，从哪里要呢？ 从表面意义上看，最大块人心的是打击官府，其实，官府里的财务不也是劳作的那部分人所贡献的吗？ 官老爷们是不可能亲自下地耕田的。
但是，做强盗的那部分也可以改变一下索取的形式，比如把那一百个人赶走，自己完全索取那九十八个人贡献的劳动果实，这样以来，那九十八人的负担轻了。 这恐怕是梁山好汉被人称颂的最大原因，也是人们向往梁山好汉的最大原因。
然而，又有个问题出来，那些被赶走的一百人该怎么生活呢？ 他们是不可能自己劳作的，那他们该怎么办呢？ 他们要么乖乖的融入到其他劳作、索取的圈子，要么和那两个造反的人对抗，来争夺劳动果实的索取权。 这些在水浒里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些围剿和反围剿。

好的强盗赶走官府，让百姓可以喘口气，而强盗的生活又看似极其风光，所以，即便是百姓也对这一部分强盗进行称颂，梁山好汉们应该属于这一类；坏的强盗并不和官府作对，甚至和官府一起去抢百姓的劳动果实，这些就会被称为恶匪。 但恶匪是永恒，好匪却是短暂的，即便对于同一伙强盗。
小时候学过李自成起义的民谣，其中一句这么说：“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我们知道，李自成的起义军是不自己生产粮食的，那他们怎么吃饭呢？ 应该是把官府搜掠百姓的东西据为己，而他们又从客观上赶走了那些一味索取的官府，所以才有了上述的歌谣； 我们也知道，李自成后来是失败了的，有些人把他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他急于当皇帝。 据我看来，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未能、也不能永远维持让百姓不纳粮的局面，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原来属于劳作的一方，现在也变成了索取的一方，作为索取的一方，迟早会露出真实的面目。
有人很反对宋江的招安，说潇洒的过完一生不是很好的吗？ 这恐怕是短视之举。 当梁山人吃完周围州县所有的库粮，他们该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去向百姓索取，当他们一方面像官府一样索取，一方面在百姓劳作的田地里和官府作战。他们在这个时候还能赢得百姓的赞誉吗，恐怕不能，那他们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所以，宋江的招安之举是绝对的聪明举动。招安一方面给自己避免劳作、索取劳动果实披上合法的外衣，一方面把自己的最大的抵抗力量变成友军。 当然，这只是宋江的主观想法，那些官老爷是否认同并接受就是另外一方面的事了。
由此看来，梁山集团和官府的矛盾其实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这可能有些侮辱梁山好汉，然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最后声明一点，本帖不牵扯对梁山好汉的黑白问题，只是想从宏观的角度对梁山好汉这个大集体所存在的客观影响发表点浅露的看法。
大家不要在里面找黑谁或替谁辩护，因为我没那方面的意思。

最后再多啰嗦一点，水浒传本身并未把目光放在谁在辛苦的劳作这个问题上，而是纯粹在宣扬一种生活，就像宋江送出去的钱，如果较真，那宋江的老父亲是绝对拿不出来那么钱供宋江挥霍的，那宋江金钱的来源就只剩下一个途径：贪污。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水浒就像武侠小说一样，大家只要知道宋江有钱、而且喜欢帮人就够了，不必计较金钱来源的途径。
所以，水浒这本书在本意上就只是在宣扬那种大块肉大碗酒的生活和劫掠官府财物的快意与豪情，至于这里面所反应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水浒的作者是不为此负责的。
但是，水浒作者们不考虑那些，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对此无视了呢？ 我觉得对此做一下深层次的探索还是可以的，但得出来的结论也是不可以对梁山好汉行为本身进行或黑或白的评论，因为作者压根没往那方面想，而本帖也确实没把得出来的结论再反过来往梁山好汉头上套。 只是就角度问题发表点看法。 如果阅者根据本帖结论去黑梁山好汉，本人概不负责，但也深表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