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用的简化字的来历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作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我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颠。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语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冲散了的法文，像是拉丁版的方块字，既不流畅，也不美观）。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体西用”的案例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金贵的一面。
实际上现在的简体字是当初政。府规划的“汉字最终走向拼音化”的过度阶段。拼音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后来又推出了第三套简化字，让汉族逐渐向字母化和拼音化靠拢。不过推出以后受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因而没有继续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