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才子林海专访：我一直都是自由的
自徐静蕾那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后，采访林海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事儿。电影里那首让人听后久久回味，欲罢不能的音乐主题《琵琶语》，使我们对电影配乐的作者产生了神秘的好奇——是谁那么柔情百转？是怎样的一个敏感人，可以写出如此“低眉信手续续弹”的琵琶音语，将你的灵魂直接拽入“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南国水乡幻境？
林海果然神秘，他的那些融合了民族元素的音乐，可以很简单地在网上找到并随意下载，但是这个人对于我们来说，却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下见到林海，他的形象完全颠覆了我们事先所有的想象，高大、粗狂的侠客形象和那些小桥流水的旋律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反而使我们对这位音乐才子的好奇心有增无减。
用林海自己的话来形容，他是“一个不爱交际、很闷得人”；“不爱接触人，能在家闭门造车地做音乐，已经偷笑了”。但是从林海谈到音乐时略带孩子般天真的笑容，谈到将《琵琶语》不计酬劳地交给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作为主题音乐以解燃眉之急，以及谈到喜欢喝酒和钓鱼时眉飞色舞的神情，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爱音乐、爱生活，充满才情的、仗义的音乐才子。
我一直很反叛
YE：什么时候开始和台湾“风潮唱片”合作制作你的纯音乐专辑的？
林：和“风潮”的合作应该是从2000年开始的，大概有七张专辑都是我在国内独立制作的，应该是你们现在有机会听到的专辑。之前和台湾的“巨石唱片”以及和李寿全的一些合作，都是在台湾做的。
YE：最早是什么契机促成你和台湾的音乐品牌合作？
林：就是胖子（范宗沛：台湾音乐人，大提琴演奏家——编者注），我们1992年就认识，那时候我就和“风潮”有了合作，都是些小成本的东西，比如佛教音乐或者吃饭喝茶时候听的音乐。那些东西价格低廉，也不用真乐器，只用MiDi随便一弄，出起来很快。就是这么开始的合作，出了不少东西，现在听起来，有些音乐上的想法还不错，但是制作都是粗制滥造。
YE：你的音乐受到更多的人关注和欢迎，但是大家对于林海本人却觉得很神秘，介绍一下你的音乐和创作的经历吧。
林：我好像也隐隐地觉得很多人开始关注我的作品了，特别是徐静蕾的那个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后。其实我的经历特简单，我爸爸是福建省歌舞剧院的国家一级作曲，所以我大概4岁半开始学习钢琴，9岁考到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自己一个人就到北京来了，然后就是一路从附小到附中再到大学，1992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就觉得弹钢琴不好玩，还是自己写东西（创作）有意思，于是就开始下海，写东西并且制作音乐，包括校园民谣那会儿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就是我负责编曲的，我还在零点乐队待过一年多，零点那会儿还是歌厅乐队，没有主唱。
YE：是保利大厦那个歌厅吧？
林：对，那会儿就是我负责键盘。在那之前，我一直玩爵士，而且玩得特别凶，最猛的时候是１９９２年在华侨饭店，几个老外还有我和三儿（崔健乐队鼓手张永光），那个乐队可能是国内玩爵士乐水平最高的乐队。后来因为老外都回国了，我也心灰意冷，觉得演奏爵士乐在中国没有前途，受众太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再做下去可能吃饭都成问题，就当机立断不做了，然后就开始和范宗沛一起做Ｎｅｗ Ａｇｅ一类的音乐。
YE：在音乐学院接受的是正统西方音乐的教育，可是作品中却带有鲜明的民族音乐的特点，包括琵琶、笛、箫等乐器的使用，是个人偏爱吗？
林：音乐学院那个环境不允许流行的东西存在，老师觉得那是邪门歪道，所以只有非常刻板的书本教育，没意思极了。说到作品里的民族特色，我觉得一方面是偏好，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要受到西方听众的欢迎，就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要有民族的东西。上学的时候并不喜欢民乐，所以可能有意识地想把它弄得不那么难听，其实是尝试和试验品，《蝶舞》那张专辑里的扬琴是第一次的尝试，把扬琴全盘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