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决了什么问题？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根据前面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我们的认识都只适用于现象，至于物自体，我们的认识达不到。
这个结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象和物自体中间没有绝对的、必然的一条鸿沟，它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跨越的。怎么跨越？
康德没有提供跨越的手段，因为这个鸿沟是不可调和的，现象和物自体一个在此岸，一个在彼岸。但他暗示了跨越的方式，就是辩证法。“辩证法（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是个希腊词，在康德哲学里，我们把它翻译成“辩证论”。康德把“辩证论”作为一种消极的存在看待，是贬义词，它在我们遇到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辩证论对人类的理性来说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不要再跨出一步了，再跨出一步你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但这恰好有一种暗示，当你从现象跨入物自体的领域，或者说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时候，就会出现辩证法，出现矛盾。康德认为这种矛盾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对它进行了一种消极的评价。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把这个矛盾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积极的，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从现象跨入本体的方法。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的，自在之物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可以变成为我之物。
所谓通过能动的实践就是要通过辩证法。通过能动的实践变成为我之物，说明自在之物并不是不可超越的。辩证法强调的是能动性，人的能动性，以及能动的实践。康德已经提出人的能动性了，因为在人的认识领域，他提出了先验自我意识的能动的统觉、综合统一。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不是被动接受的，在每一个层次上都有人的能动性，哪怕是在感性的层次上，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洛克所讲的“一块白板”。人心并不是一块白板，人心有它固有的结构，有它的主体，有它的主动性。
康德提出了人的主体这样一种能动性，但他把它限制在认识的范围，不能超出，超出范围就到了物自体的领域。物自体的领域有另外一种能动性，就是人的自由。康德认为人到了物自体的领域就到了自由的领域。自由不可认识，但是，自由当然是一种能动性，你可以去做，你可以不顾一切自然规律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去做，哪怕“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都可以去做。所以除了认识有主体的能动性以外，人在实践中也有一种能动性，这又是康德的一个暗示。
为什么不把这两个能动性合二为一呢？认识的能动性不就是实践的能动性吗？认识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嘛。但康德始终试图把这两方面区分开来，现象是现象，物自体是物自体，这只说明他的思想还局限在以往的形式逻辑的二分法的领域，虽然他已经在某些地方突破了形式逻辑的二分法———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康德在范畴表里已经提出了第三项———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已经开始突破二分法了。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还是采取二分法，只有现象和物自体，没有第三者。所以，有人说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在于他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怎么样的定论。
我们说康德处处存在矛盾，但实际上，康德的好处就在于他展示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不是胡言乱语，都有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有它的启发性。这种巨大的启发作用一直到今天还在引发人们思考，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道德、法律领域，人们在不断地回到康德，看看他怎么说的，看看他怎么提出问题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最深刻的，虽然他自己解决不了。他解决的方式无非就是把现象和物自体区分开来，不让它们接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矛盾了。他恰好暗示了后来的人，推动了辩证法的产生。积极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产生就是从康德那里脱颖而出的。
康德的后继者就是费希特了。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学习了康德的哲学后，慕康德之名去听康德讲课，后来他去拜见了康德，康德还给他介绍了任职的地方。最后他当上了大学教授，写了很多文章，人家都把他看成是康德学派。他有一篇文章没有署名，人家都以为是康德发表的，很像。但康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这篇文章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反。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费希特也大吃一惊，他以为他自己是在阐释康德，在按照康德的观点讲道理，结果康德说不是，这时费希特才意识到他已经从康德走出来了。
根据前面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我们的认识都只适用于现象，至于物自体，我们的认识达不到。
这个结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象和物自体中间没有绝对的、必然的一条鸿沟，它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跨越的。怎么跨越？
康德没有提供跨越的手段，因为这个鸿沟是不可调和的，现象和物自体一个在此岸，一个在彼岸。但他暗示了跨越的方式，就是辩证法。“辩证法（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是个希腊词，在康德哲学里，我们把它翻译成“辩证论”。康德把“辩证论”作为一种消极的存在看待，是贬义词，它在我们遇到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辩证论对人类的理性来说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不要再跨出一步了，再跨出一步你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但这恰好有一种暗示，当你从现象跨入物自体的领域，或者说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时候，就会出现辩证法，出现矛盾。康德认为这种矛盾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对它进行了一种消极的评价。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把这个矛盾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积极的，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从现象跨入本体的方法。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的，自在之物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可以变成为我之物。
所谓通过能动的实践就是要通过辩证法。通过能动的实践变成为我之物，说明自在之物并不是不可超越的。辩证法强调的是能动性，人的能动性，以及能动的实践。康德已经提出人的能动性了，因为在人的认识领域，他提出了先验自我意识的能动的统觉、综合统一。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不是被动接受的，在每一个层次上都有人的能动性，哪怕是在感性的层次上，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洛克所讲的“一块白板”。人心并不是一块白板，人心有它固有的结构，有它的主体，有它的主动性。
康德提出了人的主体这样一种能动性，但他把它限制在认识的范围，不能超出，超出范围就到了物自体的领域。物自体的领域有另外一种能动性，就是人的自由。康德认为人到了物自体的领域就到了自由的领域。自由不可认识，但是，自由当然是一种能动性，你可以去做，你可以不顾一切自然规律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去做，哪怕“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都可以去做。所以除了认识有主体的能动性以外，人在实践中也有一种能动性，这又是康德的一个暗示。
为什么不把这两个能动性合二为一呢？认识的能动性不就是实践的能动性吗？认识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嘛。但康德始终试图把这两方面区分开来，现象是现象，物自体是物自体，这只说明他的思想还局限在以往的形式逻辑的二分法的领域，虽然他已经在某些地方突破了形式逻辑的二分法———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康德在范畴表里已经提出了第三项———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已经开始突破二分法了。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还是采取二分法，只有现象和物自体，没有第三者。所以，有人说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在于他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怎么样的定论。
我们说康德处处存在矛盾，但实际上，康德的好处就在于他展示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不是胡言乱语，都有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有它的启发性。这种巨大的启发作用一直到今天还在引发人们思考，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道德、法律领域，人们在不断地回到康德，看看他怎么说的，看看他怎么提出问题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最深刻的，虽然他自己解决不了。他解决的方式无非就是把现象和物自体区分开来，不让它们接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矛盾了。他恰好暗示了后来的人，推动了辩证法的产生。积极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产生就是从康德那里脱颖而出的。
康德的后继者就是费希特了。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学习了康德的哲学后，慕康德之名去听康德讲课，后来他去拜见了康德，康德还给他介绍了任职的地方。最后他当上了大学教授，写了很多文章，人家都把他看成是康德学派。他有一篇文章没有署名，人家都以为是康德发表的，很像。但康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这篇文章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反。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费希特也大吃一惊，他以为他自己是在阐释康德，在按照康德的观点讲道理，结果康德说不是，这时费希特才意识到他已经从康德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