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初，梁先生偕太太到北京参加第三届世界象棋比赛的观赛活动。我到他下榻的国际饭店看望，他说自己已有多年未来北京，而梁太太还是三十多年前新婚蜜月旅行来过。也就是三十多年前，他独自跑到棋社与人对弈，鏖战不休，直到深夜回来，才发现把新娘一个人丢在宾馆，因为他彻底忘了蜜月的事。当我们笑着讲这陈年往事时，梁先生又说了一件金应熙的类似的轶事。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追随陈寅恪时间最长的入室弟子，曾是梁的老师，两人意气相投，成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交。梁曾写过一篇长达四五万字专论金应熙的文章，对金有极高评价。金也是大棋迷。传说“文革”后，金曾应邀到某机关作报告，会散后，金在街上见有人下棋，不仅观战且蹲下去参战了。民警过来撵逐，踢了他一脚，再一看，这不是刚才作报告的专家吗？梁先生说得我们拊掌大笑。这与梁先生自己，可真是异曲同工了。

我最早拜识梁先生是在1984年10月。在新华分社举行的欢迎巴金访问香港的作家座谈会上，他和巴老因为抗战时在桂林见过而叙旧时，说的年份不一样，两人记性又特别好，所以引得大家都笑了。过了两个月，他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我也在会上，就去他住室拜访，畅谈甚欢。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作家代表会议，说明一向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派武侠小说得到了正统文坛的认同，他很高兴。从这以后，也有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陆续开展了对武侠小说的研究，在文学史教材里也占了一席之地。这当然是后话了。

当时梁先生还谈到他的著作在内地被肆意盗版翻印，作者权益不受尊重。他很是不解和不满。我听了自告奋勇说：我可以代你去交涉催讨应有的权益和稿费。那时我不知此中厉害，打出梁先生的大名去联系，哪知对方推脱不理，我再三再四又是信又是电话，均无效果。有一家省级大出版社，每次电话过去，都推说领导不在或不回应。时间长了，我忍无可忍，就给国家出版局局长写了信，马上有了回音，并将给我的复信作为公文发到该出版社，对方才老老实实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此间的一绝：不认道理只认官。还有一家出版社盗印了《白发魔女传》70万册，至少赚了70万元吧！他们写信给梁先生道歉，梁先生就心软说：这些出版社可能真有困难，就放宽一点，象征性地付给一些算了。此言一出，对方就寄了2000元应付了事。后来我收了这些稿费，梁先生却一文不取，嘱我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学研究所。那时文学馆刚刚正式创办一年多，经济很困难，除了巴金外，梁先生的稿费可能是最早的一笔捐款了。馆长杨犁收到时感动得不知怎么处理好。我早就听说梁先生仗义疏财，古道热肠，如今有了直接的体会。他需要的是尊重，并不是计较钱财。

因此，那些日子里我和梁先生通讯很频繁，有时也讨论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梁先生说他自己真正的兴趣和专长还是在文史方面。武侠小说创作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发生的。但也因此，他把自己文史方面的学养融入在小说创作里了。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梁羽生武侠小说里的历史氛围和人文环境，看到那些精美的诗词，这在别的武侠小说里是不易看到的，这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之一。但是，武侠小说的广泛流行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青年人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内容。梁先生寄给我一首诗，说：“上帝死了/侠士死了……/因为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侠士的襟怀/因为他们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如侠士之敢于傲视世界。”我想这大概是理解梁氏小说的一把钥匙。就像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现在，梁羽生则说“侠士死了”，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再出现那样的“侠士”；但是，侠士的襟怀，自己的幻想，傲视世界……依然活着，具有现实意义。由此也可看到梁先生的襟怀和品格。

有一次，梁先生读到我的一篇小文，讲到有几位汉学家不知怎么翻译武侠小说的“武侠”一词，有说译成“功夫”，也有说译成“打斗”的。梁先生不以为然，在信中说：这样理解，就成了“有武无侠，也表现不出小说所应具备的文学质素。”他认为与“武侠小说”相当的应是西方的“骑士文学”（Romance of chivalry)。他将两者的异同做了比较，说：“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尽管不敢反对皇帝，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笑傲公卿的人物。因此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还有许多缺点，我还是觉得他们要比西方的‘骑士’可爱得多。”由此想到，现在影视剧中多有所谓“打斗片”“功夫片”，似可以从梁先生的意见中吸取有益的启示。

于是，我愈来愈对梁先生有了兴趣，有了想写梁先生传的念头。我大致上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开始收集有关他的资料。非常感谢梁先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特别是已故的刘文良先生给我的鼎力帮助。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把这件事搁下了。那时也有出版社闻讯来约我写他的主要作品故事集，我没有接受。我还是想写传，不想放弃，但终于没有写成。也因此，长期心存愧疚。梁先生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他的宽厚谅解，但总觉得欠了他一份心债。

就在他1993年来北京后，我写了一篇《梁羽生印象》。他说写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并转告他太太的读后感：“……不只是表面印象，倒像是出于一个对你颇为了解的老朋友之手呢！”我则感到惶恐，说要写传结果却只有这样一篇小文想塞责，不仅不见怪反多鼓励，甚至非常诚恳地婉转安慰我说：“若说要写一部书，恐怕是值不得浪费朋友精力的。千万不要只是为了你我的友情去做一件‘价值较低’的工作。”这样的真诚善意，真使我无地自容。

前些年，梁先生在悉尼、回香港、回广西时，都曾多次约我去晤叙，我又因种种缘故未能成行，一直感到遗憾，但总以为还有机会去看望他，没有想到，这都永远不再可能了。现在，斯人已逝，借此文，我与内子以一瓣心香，深切祭悼长眠于澳洲的梁先生。
原载：《文汇报》 20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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