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百晓生521

但对笔者来说，最难忘最难得的是有一次和生公相处整整两天和一个晚上。那是二零零三年十月下旬，生公半个世纪前在香港《新晚报》作编辑时的上司罗孚由夫人和公子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我算是海星六十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广州外语学院时他的老师，也参与接待。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和生公夫妇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得以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生公和罗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此游之后至今又过去了五年。其间梁羽生不幸前年在香港中风，落得行动不便，用他的话说，真是人生一劫；但他几年中获得很多殊荣，象征一生成就获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又是前所未有的，如二零零四年岁末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五年九月“梁羽生公园”在家乡广西蒙山县破土动工；二零零六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梁羽生文库”。现在，我们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也即将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在此之际，笔者谨以此文向生公表达敬仰之情。

老编罗孚天才忽发异想；新丁文统听命骑虎难下
那次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公则始终执后辈之礼——外人可能大惑不解，该知道罗公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这要从头讲起。话说一九四九年夏天，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真名叫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两个月后被正式录用，一九五二年二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一九四一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一九五零年十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党内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他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并进而发生下面要讲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同争第一，在报纸上笔战难分胜负，后来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这是轰动一时的大热闹事，澳门新花园等地点盛况空前，正如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那天比赛前《新晚报》新闻所言：“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大标题）；“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小标题）。罗孚作为总编辑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
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小时，据他回想起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认为是中国最早武侠小说的唐人传奇，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读得津津有味。之前，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以及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等。但总之，他小时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听到罗孚请他写武侠小说时，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不管长篇中篇或短篇！而且，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以及其它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
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后来坊间还流传说，罗孚已经直接请示过中央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廖公卓识超人地用反问语气批了一句：“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吗？”罗孚于是顿时心领神会。不过这个传说罗孚并不认可。他说真是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

可以说，梁羽生其实只是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然后以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认真、勤奋、严谨态度不断摸索，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刻画、语言文字的把握提炼、篇章结构的谋划安排等等方面都非常在意，很少有苟且的时候，因此成就非凡。正如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为广西蒙山县“梁羽生公园”撰写的对联所言：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梁羽生的非凡成就获得许多赞赏。
台湾名作家司马中原评论道：“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台湾一位梁学权威陈晓林说：“他（梁羽生）的武侠作品，非但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也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权谋斗智，尤其擅长描写情海风波中复杂而微妙的女性心理，以及强烈而深邃的性格冲突。”

上文所谈到的刘伯端于一九五七年特地为《白发魔女传》写了一首《踏莎行》，成其最好的诠释，也一般地表露了梁作的特色：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龙飞立则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港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名士型侠客，能够胜过梁羽生的。”
现在中国文坛已经普遍承认，梁羽生开创“新式武侠小说”，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梁羽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梁羽生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所讲的这段话——“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由于有他自己作品佐证，也成了经典文论。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记得二零零零年有一次约请生公聚谈，我南开大学的后辈校友、时任悉尼《东华时报》总编的刘维群博士作陪，生公当时不但把刘著的《梁羽生传》称赞为迄今最好的一部梁传（刘博士后来不幸英年早逝，非常可惜），还深入阐述他那个著名的观点，并在梁传扉页上给我写了这样题词：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侠”，在梁羽生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可谓大矣！“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对于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从一开始便强烈坚持和提倡他这个中心观点。
一九六六年，梁羽生以“佟硕之”署名，发表一篇长达两万字的非常重要的论文〈金庸梁羽生合论〉，在第二部分谈武技描写时，明确指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驱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他反对“武多侠少”，“正邪不分”。
一九七七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题为〈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讲话中，申明他是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

以后多年来，梁羽生反复阐述：“侠是什么呢？十六个字——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他解释说，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其内容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从古人对侠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每一个武侠小说作家心中都有一个侠的概念。但不管这个侠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比如佛教的、道教的、儒家的，华人心目中的大侠不可能完全脱离了中华文化传统而孤立存在于世上。简而言之，近代起码有三种说法，如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还有就是人的一般的美德，强调友谊；最主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侠义行为。在一九八四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梁羽生曾指出：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所崇拜的是岳飞这样的英雄。梁传作者刘维群说，在有关宋代的几部如《联剑风云录》、《鸣嘀风云录》、《武林天骄》，幕后的大侠都是岳飞。但梁羽生毕竟受过现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历史上的岳飞那样，对皇帝无条件地服从。他顺应民间的是非标准，觉得真正的侠客是不会与官府合作的。总的来说，与他小说的历史主题相吻合，他笔下较少仗义江湖、锄强扶弱的江湖义士，较多的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历史英雄，而这些以历史英雄面目出现的侠客，“报国”并非因为“忠君”，在其家国意识中并不认同当朝皇权，他们要捍卫要挽救的是人民群众的国家，而并非皇帝或权臣的国家。论者说，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他对“侠”的意义的一种拓展和提高。

梁羽生写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主要人物，谁最能体现他的“侠”思想？他自己最喜爱的是哪个角色？这是许多采访者喜欢问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从文学主体性的理论来说，这涉及到对象主体性、创造主体性和接受主体性各自的和相关的诸多问题。梁羽生只能简单地说说。他说他喜爱的比较理想的，一个是张丹枫，一个是金世遗。张丹枫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世遗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是好的。女性角色中讲正派当然是吕四娘，不过她太规范了；云蕾是贤妻良母型，比较适合做妻子；性格最鲜明的是厉胜男，可以讲她邪中有正，非常有刺激性，老是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梁羽生强调，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侠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我又想到文学理论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刘再复在他的〈再论文学主体性〉中谈到，现实主体确实是艺术主体的基础，作家的气质、性格、人生态度和世界观确实可以影响艺术主体的形成和制约文学的审美风格，所以人们说“文如其人”或“风格即是人”；但是这也可能陷入谬误——“文不如其人”或“文反其人”其实也累见不鲜。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指出：“以文观人，自古所难。”还说：“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他在《管锥篇》中又说：“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这些都是真知灼见，道出文学的复杂状况。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也可能看到这种复杂性。梁羽生便是一例。

梁羽生笔下，侠士多情，情事又每多崎岖，简直五彩缤纷。但生公本人，却一生只与太太林萃如一人谈过恋爱，淡淡然恩爱半世纪，直到现在垂垂老矣。黄苗子给《梁羽生传》亲笔题字“名士风流”，但此风流非彼风流。梁羽生的看法是：“太太是一生一世的，不讲那么多浪漫的。激情可以维持多久？我要比较平静安稳的感情。”人们看到，梁大侠江湖地位超然，私底下，却是很听老婆话的新好男人。
但是，“侠骨文心”，我们又看到梁羽生的“文如其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文学实践，可能并未达至艺术巅峰，但他对“侠”义的执着，的确融进了自己最美丽的理想与情怀，融进了自己整个的生命意识。
“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谈梁羽生，便会谈到金庸，谈到他们如何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当然还有台湾的古龙，这里暂不讨论），不但会比较他们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也会比较他们的思想行为以至人生轨道。
此事又得从罗孚说起。

此文第一部分有一个经典的两人比较：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以此生发开去，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金梁”（梁不称“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此后几十年，每当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说金庸比他写得好。他只是“占点便宜”——比金庸写得早。他觉得，他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句话:“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这就是这位上接《儿女英雄传》和民国旧式武侠小说、开创新式武侠文学被誉为“鼻祖”的他，这样评价自己在武侠小说界的地位。
梁羽生接受写作〈合论〉这种难度很高的任务并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充分表现出他的憨厚。由于本身是评论对象并要和另一个对象作比较，秉持公正实属不易；更为难得的是，梁不在乎金庸当时在左派眼里已成敌对的右派，认为不能因此影响学术讨论，居然无视或根本不懂政治的险恶，后来果然受到不止一个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相反，金庸精明得多了。罗孚本来希望金庸也来个长篇大论回应（〈合论〉署名“佟硕之”，便是取“同说之”的意思），他却婉转拒绝了，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但文章虽短，却有如四两拨千斤，绝不可等闲视之。金庸在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无讽意地说：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性格即命运”，这句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是作家成功塑造人物的不二法门，当然也应合作家自身。
侠骨文心笑看云霄飘一羽，孤怀统览曾经沧海慨平生
那天在卧龙岗南天寺，住持满信法师赠送我们纪念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结缘，又请我们吃了一次丰盛美味的斋饭。席间大家谈得很欢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师问起生死命运问题。今天回想起来，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心有感触，还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罗公和生公，也因想着梁羽生和金庸这两位新式武侠小说大师后来的人生轨迹是如此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