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年9月至今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发掘出土了一批元明时期的青瓷精品。近日数十位国家顶尖瓷器研究专家、考古学家齐聚龙泉,经过交流论证,认为其中出土的大量明代(洪武到宣德年间)青瓷瓷片器形丰富,质量上乘,说明明代是龙泉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从而颠覆了此前“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的说法。 

　　作为中国制瓷历史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大窑龙泉遗址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早在1988年1月13日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5年被列为国家100处重点大遗址。 

　　此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已发现窑炉遗迹8座(包括龙窑和馒头窑),房屋遗迹6座,储料池3座,辘轳坑2个,水沟13条,古代道路10条,古代石墙、匣钵墙21条。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碗、钵、盆、五爪龙纹盘残片、“顾式”印纹碗、刻铭文窑具等,总数计有五十余吨,其中较多是明代龙泉青瓷。瓷片标本釉色莹绿,做工精细,纹饰精美,是龙泉窑以往考古发掘调查中未曾发现的。 

　　在龙泉青瓷研究领域,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龙泉窑在宋、元时期是高峰期,生产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瓷器,但到了明代就逐渐衰落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大窑龙泉窑考古队队长沈岳明说,此次出土的大量瓷片中有标明“永乐九年”、“永乐辛卯”、“乙卯中”等纪年文字和具有非常明确的使用年代的标本,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再现了明时期青瓷的辉煌,对龙泉窑的断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说,明代是龙泉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更是中国青瓷发展历史中的最后亮点。此前考古界认为龙泉窑至明代走向衰落是因为没有发现像官窑样的具体窑址。而在这次发掘中专家发现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装饰纹样中不仅有五爪龙纹,还有许多与景德镇御窑厂十分相似的明初官窑器物,可以认定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同一“制样”。
 
光明日报 通讯员　吴琼洁　　记者　陆健　潘剑凯　

　“大窑的确存有明代初期的官窑遗址。”昨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知名陶瓷考古研究专家和教授，在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召开了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专家论证座谈会，初步认定了这一结果。

　　专家们认为，此次初步认定在龙泉窑首次发现明代官窑遗址，将是一个震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使我国目前仅有的明代景德镇官窑新添姊妹窑，与此同时，还改写“龙泉无官窑”，“龙泉青瓷系民窑”的历史。专家们论证的明代初期的官窑遗址，正是两位民间学者叶英挺和华雨农在日前公开宣布发现的明代处州官窑遗址（详见本报11月8日报道）。 

　　此次被两位民间学者发现的明代官窑遗址，位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内的岙底古窑遗址群当中，该古窑址群系大窑片窑址中分布最广、最密集的地方，距离大窑村中心约1.5公里外一路边旱地里。据介绍，此处原为当地农民的稻田，近年来由于缺水而被村民改种旱作。 

　　11月8日，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刘新园等著名景德镇官窑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内众多的陶瓷考古研究专家和学者，应邀奔赴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的具体发现地点。 

　　专家们依据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提供的大量瓷片标本和在龙泉大窑发现地里采集到的大量青瓷碎片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这些瓷片不仅做工精致，工艺水平非常高，而且在瓷片中还发现有皇帝专用的五爪龙纹等图案。专家们还发现这些瓷片的纹饰风格、器形样式，不仅与景德镇明代官窑相一致，而且也与故宫博物院现有皇家藏品吻合。此外，根据《大明会典》、《明实录》等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专家们一致认为由两位民间学者发现的古窑址确系明代初期的官窑遗址。 

　　专家们还表示，由于目前这些瓷片标本都来自地表层，发现的官窑器物的数量、具体烧造年代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还有待于在对该遗址进行全面的抢救性发掘后才能作出更加科学准确的判断。根据明代对官窑次品瓷器不许变卖，而进行就地销毁深埋的这一规定，专家们估计在此次发现窑址里将很少有完整的瓷器。 

　　另据了解，目前这一重大发现已经引起各级政府及文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地的文管会已采取多项措施对窑址进行保护，并对已经开挖的土坑进行回填，同时还将积极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争取进行抢救性考古挖掘。 

 
来源： 《丽水日报》 　作者： 周大彬

记者昨日获悉，经过4个多月的野外工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吨计算的出土瓷片表明，这个窑址很可能是明代宫廷用瓷的产地。这次龙泉窑“大发现”，颠覆了此前“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的说法，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业内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在学术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06年9月6日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市博物馆联合对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跨年发掘，经过4个多月的工作,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系列的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窑具和瓷片标本，取得了重大成果。 


　　专家认为，尽管本次考古工作还是阶段性的，但其在学术上的意义，却已经是划时代的。鉴于本次发掘的重要意义，以及现已揭露的遗迹现象保护的重要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人民政府将于1月18日至21日，在龙泉市举行专家论证会，向公众宣布本次发掘的重大成果。 

　　据悉，大窑龙泉窑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烧造历史之悠久、窑址分布之密集、生产规模之庞大，是其他窑系无法比拟的。 

　　本次发掘的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龙泉窑遗址内，其烧成年代为元、明时期，出土的大量瓷器，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发掘共揭露房屋遗迹6处，至少有7次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1处，辘轳坑2处，素烧炉1处，储泥池2处，及与房子配套的卵石铺的路面、排水设施等多处，尤其是窑炉北侧的房子，其考究的建筑设施和精心选择的地理位置，显示出窑场主人的富有和气派。 

　　发掘中，还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特别是有些器形明显不是一般的日用器，而且在现存世的类似实物中，主要见于两岸故宫和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等具有高规格等级处，说明其产品的性质非同一般。 

龙泉新闻网

图为由7次叠压打破关系构成的龙窑

　（浙江在线１月２０日消息　记者汪维诺龙泉报道）龙泉窑是不是官窑，一直为学界所关注。2006年9月至今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市博物馆对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今天，来自国内顶尖的相关专家汇聚龙泉，为这一考古发掘举行了专家论证会，专家们认为，龙泉窑不是官窑，而是承接官府订货生产官用瓷器的窑场，他们对此次考古发掘高度评价，认为填补了陶瓷考古的空白。 

　　大窑龙泉窑遗址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范围内有126处窑址，年代从五代始烧至清代结束。本次发掘明代初年的地层中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制作工艺和装饰技法也异常丰富，装饰纹样中不仅有五爪龙纹，还有许多纹饰与景德镇御窑厂明初的官窑器物十分相似。专家们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可以认定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同一“制样”，是龙泉窑为官府和宫廷生产的器物。这样的器物在清宫旧藏中和明初南京城的某些遗迹和功臣墓葬中也有发现，还见于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和东非的古代遗址中，说明这类官用瓷器不仅供皇家使用，还有于官方的赏赐。这类官用瓷器的生产时间大体从明洪武到宣德年间，对文献中关于处州（即包括古龙泉在内的地方）烧造宫廷用瓷的记载，作了很好的诠释。鉴于在同一原始地层中同时出土有官用、民用两类器物，结合文献记载，专家们推断，这处窑场应是当地的著名民窑，承接了官府的订货，为明代的中央政府烧造官方用瓷。 


龙泉窑的寿命延长了数百年 

　　以往，考古界大多认为明代是龙泉窑的衰落期。此次发掘面积达1600平方米，揭露了明确的明代初年的地层。清理出一些重要的遗迹，计有窑炉遗迹8座，房屋遗迹6座。另外，发现了7次叠压打破关系构成的一处龙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龙窑遗迹。出土遗物类型丰富，其中较多的为明代龙泉青瓷。业内专家认为，此次发掘颠覆了此前“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的说法，证明了明代是龙泉窑发展的又一高峰，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学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有专家认为，除了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明代龙泉窑的生产规模和水平，龙泉窑遗址还为中国手工业发展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龙泉窑不是官窑引发学术大辩论 

　　在今天的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们发言踊跃，观点碰撞，十分精彩。对于龙泉窑是否官窑，专家们莫衷一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研究所的权奎山认为，从龙泉窑的性质来看，是古代著名的民窑，是在明朝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的，而非官窑。是否是官窑首先要看，有没有自己的作坊，有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其次要看朝廷有没有派官或者委派地方官来管理；再次要看烧造的经费是不是由中央财政来负责解决；最后，官窑烧造的产品除了供给宫廷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使用调配以外，不作为产品来出售。而上海博物馆的陈克伦和故宫博物院的陈华莎却认为龙泉窑在很多地方都属于官窑的范畴。 

　　对于发掘现场，专家们也是各有说法。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禚振西对火塘、窑头窑尾保存良好的龙窑设计大为惊叹，称之为集大成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则认为，发掘现场的几处房子遗址是专门的匣钵间，这在国内的窑址发现中尚属首例，对于瓷器而言，匣钵是母体，认定一个遗址是否是作坊，就要看釉缸、胎泥的地面和很深的陶车轴洞。从发掘完整的遗迹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生产分工状况，和完整的古代手工业遗迹。他还认为，龙泉窑作为最大的窑业区，却没有形成窑市，很值得思考。古时的瓯江水运是脆弱的瓷器最安全的运输方式。然而，随着瓯江的变浅和水道改变，以及景德镇仿龙泉青瓷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败了。

龙泉窑是中国青瓷史的最后亮点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浦生认为，元明时期的龙泉窑，是中国青瓷史最后的亮点。中国考古学会的徐苹芳认为，龙泉窑不是官窑，并不影响龙泉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上虞的越窑是青瓷文化的早期代表，其晚期代表就是龙泉窑。目前，越窑有关窑址已列入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他建议龙泉窑在越窑之后，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据了解，在考古发掘的同时，龙泉市政府加强了对发掘点的窑址保护工作。目前，根据省文物局的意见，龙泉已请省考古所专家做保护方案。由于该发掘遗址环境好，发掘遗迹分布层次感和可看性强，有利于窑址的保护利用，专家建议把枫洞岩窑址发掘地点列入重点展示规划，并作为重要旅游点开发。

工作人员在用水清洗一批从龙泉窑出土的青瓷标本�

　2月5日，考古人员对浙江龙泉窑枫洞岩窑址首次考古发掘结束。2006年9月，考古人员开始对浙江省龙泉市大窑龙泉窑遗址岙底片枫洞岩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在明代初年的地层里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龙泉青瓷。这次发掘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明：中国青瓷发展历史最后亮点，由明代的龙泉窑烧造而成。青瓷是中国历史最早的瓷器品种，龙泉窑则是古代中国生产青瓷的著名窑系，其烧造历史之长、生产规模之大，为中国陶瓷史上少有，犹以独创的粉青和梅子青釉色著称。
工作人员在清洗两件从龙泉窑出土的明代双鱼纹样青瓷标本。

它是迄今中国无与匹敌的青瓷古窑迹，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在学术上，它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浙江龙泉这个偏僻的山区，为什么会出现如玉一般美丽的青瓷？那些青瓷又是怎样走出这个山区而被世人所获知并欣赏？有了这种种的神秘及猜想，专家、学者、青瓷爱好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慕名而来。 

　　冬日，当人们站在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现场，无论是那些用匣钵垒筑而成的居所，还是那些数尺窑壁中显露的炭迹，都会令人感到一阵阵的震撼！ 

　　这是一个令世人惊叹的高品质的龙泉窑遗址，它是迄今中国无与匹敌的青瓷古窑迹，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 

　　经过考古队员们4个多月的野外考古发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月20日，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大窑龙泉窑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发布：大窑龙泉窑考古发掘惊奇地找到了龙泉窑在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确定大窑枫洞岩窑场的生产性质为承接官府订货生产官用瓷器的窑场，确认明代是龙泉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 

　　这是对一直以来学术界公认“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说法的一次可喜颠覆，这一发现，在学术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开场遭遇“零收获” 

　　2006年9月6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市博物馆联合组建了由13人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龙泉窑遗址内，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当然，也就成了此次考古发掘中的“重中之重”。北宋时，龙泉窑已相当繁荣，到南宋和元代，更是达到了鼎盛。那时，这里曾是“沿河十里，瓷窑林立，烟火相望”的景象。 

　　大窑岙底枫洞岩的中心部位，两侧的山峦脚下，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地。这个地方地势较为平坦，几十米之外是溪流，既有制瓷业必需的水源，又有适合建立作坊的平地，还有建窑炉的缓坡，特别符合烧窑“工场”的要求。在考古发掘的开始之初，专家们在这里圈了一块10×10平方米的探方，定为第一个“开拓”的目标。 

　　考古专家们在探方中作了一条小探沟。10厘米，黄土；20厘米，黄土；30厘米，几块碎瓷片，质量不高；40厘米…… 

　　铲子一直往下挖，专家们的心越揪越紧。就连周围过来帮忙的村民也在边上议论起来：“不是说会有国宝的吗？怎么就收获了这么几块碎瓷片？” 

　　挖到2米多的时候，基本已经看到生土了，考古队队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沈岳明终于无奈地喊停。“这里肯定不是作坊，要不然不可能这么深还没有一点人工迹象！”沈岳明指的人工迹象，是大量的碎瓷片、烧窑的工具，或者人类居住或工作过的痕迹。 

　　大窑龙泉窑的第一周发掘工作，以“零收获”收场——第一个最疑似“窑场”的探方中，除了几片毫无价值的碎瓷片外，只有遍地黄土。

专家认为，此次大窑龙泉窑遗址考古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昨日，来自海内外陶瓷考古专家在龙泉大窑枫洞岩窑遗址现场考察和论证的基础上，确认这次大窑龙泉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

 业内专家确认，这次大窑龙泉窑遗址考古发掘的一个重大突破证实了这个窑址是明代宫廷用瓷的一大产地。这一发现，颠覆了此前“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的说法，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通过此次发掘，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明代龙泉窑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和较高工艺水平，证实了明代是龙泉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在学术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窑龙泉窑遗址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遗址范围内有126处窑址，从五代始烧至清代结束，贯穿各时代的全过程。该遗址历史悠久，窑址密集，产品精美，堆积丰富，生产规模宏大，是其他窑系无法比拟的。

 2005年，大窑龙泉窑遗址被列入国家100处重点大遗址。据专家介绍，龙泉市小梅镇的大窑窑区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北宋时期制瓷业已相当繁荣。文献记载，在南宋至元代的鼎盛时期，这里“沿河十里，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是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有着“瓷都”之称。

 这次考古发掘工作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市博物馆联合进行的，对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历时4个多月，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系列的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窑具和瓷片标本，取得了重大成果。

 本次发掘的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遗址烧成年代为元、明时期，出土的以吨计算的大量瓷器，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从这次考古发掘的出土遗物中发现，其中较多的为明代龙泉青瓷，尤其是发掘出一批像莲口牡丹花纹大盘、三足花盆、爵杯、莲瓣纹高足杯、方口福寿瓶、牡丹花纹梅瓶、五爪龙纹盘残片等重要遗物。专家认为，这些瓷器具有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等特色，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

(记者 宋挺 洪汝锋 来源《丽水日报》)

　大窑龙泉窑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官器”，可以与景德镇官窑并论之外，还为郑和下西洋的行踪提供了有力证据。

　　“这是中国青瓷发展的最后一个亮点。”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浦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带去了很多龙泉青瓷，因为龙泉青瓷厚重，在船上可以起到压舱的作用，减少风浪颠簸。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发现的郑和下西洋赠送别国的龙泉青瓷一直被认为元代生产的，这个观点一直不能被专家完全接受，但是没有具体窑址发掘来辩驳。此次发掘意味着以往被认为是元代的一些产品，现在要重新审视。 

　　同时，此处的发掘可以为郑和下西洋携带明朝龙泉窑提供依据，可以根据此处的青瓷式样来判断郑和可能经过的航线。 

　　就在龙泉考古发掘期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经受国家文物局的指派，到肯尼亚研究发掘当地的一批中国古代瓷器，因为那里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龙泉青瓷。当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倾向于认为那是元代的龙泉青瓷。 

　　“现在看来，非洲的这些瓷器应该是明代早期的，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郑和带去的。”秦大树表示。他把肯尼亚发现的龙泉窑青瓷碎片和大窑龙泉窑遗址出土明代青瓷碎片的纹式和器形进行比对，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相似之处，同样存在这些特征龙泉窑青瓷也在其他郑和航海路线经过的地方出现过。现在基本确定大窑龙泉窑遗址出土的龙泉窑鼎盛应在明朝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1369年—1424年)，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文献记载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刚好处于龙泉窑的鼎盛时期。 
 

来源： 浙江在线 

 
　　

徐苹芳：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此次考古发掘确立了龙泉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最早的瓷器出现在浙江省，公元前后开始，发展出了越窑，从东汉到五代最早生产青瓷。随着越窑的衰落，龙泉青瓷后来居上兴起，接替越窑。不但产量极大，行销全国乃至全世界，而且工艺高超，代表了中国青瓷系统的最高水准。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对龙泉窑进行了三次系统的挖掘。隔了许久，去年开始了新的主动性发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直认为龙泉窑在明代衰落，可发掘结果却显示一直到明初，龙泉窑依然非常兴盛。民窑不但开始承担为官府定制御用瓷器，而且质量精美，成为了赏赐给外国使节或出外使节的礼品。许多目前从世界各地发现的龙泉青瓷的源头都在这个龙泉窑里。

　　这次出土的器物许多都是按照政府统一的要求烧造的，除了证明这个性质外，还证明了中国古代手工业从民用到官用的生产关系。这些器物中，一般刻字的是民用的，不刻字的是官用的。把考古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分析。

　　既然龙泉窑如此重要，呼吁社会和政府下大力气进行开发和保护。建议在青瓷发展史早期的代表越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也作为青瓷发展史晚期的代表去申遗。

 

 
 
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汪维诺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清宫旧藏里有很多龙泉青瓷，从出土器物与清宫旧藏的对比中，判断大窑是否烧造过皇宫用瓷。

　　为什么清宫旧藏的对比对于判断大窑是否烧过皇宫用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因为有一定数量的清宫旧藏，可以说明当时这些瓷器已经进入宫廷，反之则说明产品没有被皇宫选中，更谈不上有御用了。二是因为与景德镇等同时期的遗址瓷器相比，两者即便相同，也有同时期工业产品雷同的可能，更有同时期窑厂对官样瓷器模仿的一面，也就是说窑址出土的器物只能作为判断年代早晚的参考，不能成为判定产品御用性的依据。

　　王光尧展示了很多清宫旧藏的龙泉青瓷，根据器物对比的结果和文献的记载，他认为，元明时期，该窑址的产品已经进入了皇宫，而且鉴于和景德镇两地瓷器在造型和纹饰上的相类，说明两地可能使用了同样的官样，这于文献记载也是吻合的。可见，龙泉大窑窑址在元晚期和明早中期是皇宫用瓷的产地之一。
 
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汪维诺

张浦生：中国古陶瓷学会　副会长
　　　　南京博物院　研究员

　　从南京地区出土的龙泉青瓷来看，早期的越窑和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都对海内外陶瓷工业新技术的发展关系重大。龙泉窑，开创于六朝后期，有三个高潮时期，一是北宋时期，受越窑影响大；二是南宋时期，受杭州官窑影响大；三是在元明时期，成为了中国青瓷最后的亮点。

　　从南京窖藏、墓藏的出土来看，龙泉窑的数量占瓷器总数的一半，年代从元末明初尤其是洪武后期到永乐年间，这比景德镇要早。虽然性质是官搭民烧，但产品质量已经完全达到了官窑的水平。

　　烧造的瓷器除了作为贡器使用外，还有外销。如郑和下西洋所搭载的瓷器中，一部分是景德镇的，还有大部分是龙泉青瓷，因为它厚重不容易破，还能压舱。

 
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汪维诺

刘新园：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所长 

　　比较龙泉窑和景德镇的器物样式和纹样，可以发现，有３、４样是官窑的样式，两个窑的器物是同一个头子，可见当时明朝烧造瓷器是有特殊标准的，统一定制的，这是同时代其他窑无法比拟的，是对宋、元时期瓷器风格的继承。从这点可以证实《明会典》中对饶州、处州两处为官府定制瓷器的记载，纠正了若干偏差，丰富了文献资料。

　　刘新园还在发掘现场，发现了专门的匣钵间，这在国内的窑址发现中尚属首例，对于瓷器而言，匣钵是母体，认定一个遗址是否是作坊，就要看釉缸、胎泥的地面和很深的陶车轴洞。从发掘完整的作坊遗迹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生产分工状况，可以看到完整的古代手工业遗迹。

　　他还指出了龙泉窑在窑炉上建有房子，有瓦片、有排水沟。窑址相对完整，有两个特点：一是瓷窑考古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由于窑业垃圾的形成非常快，所以遗址发掘可以分无数的层，层的颜色变化很多，比生活垃圾的形成要快得多。二是窑炉的问题，７个窑叠压在一起，或许年代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大，可能有的窑炉使用不到几次就遭废弃，具备瓷器手工业的特殊性。

　　在龙泉窑制瓷工艺中，匣钵的使用很有北方特色，可能与南宋时期中原人的南迁有关，由北而来的工匠所用的技巧并无大的变动，可因为原料不同，产生了龙泉青瓷独特的梅子青和粉青的釉色。

　　此外，龙泉窑作为最大的窑业区，却没有形成窑市，很值得思考。古时的瓯江作为瓷器的母亲河，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水运是脆弱的瓷器最安全的运输方式。然而，随着瓯江的变浅和水道改变，以及景德镇仿龙泉青瓷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败了。


来源： 浙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