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医院里似乎人手紧张，而且无疑也是如此，可是依我看，有一个部门配员过多，那就是擦背部门。在擦背一事上，显然既无计划，亦无规律——只是在护士有心情而且能抽出几分钟时，往其日常工作中增加的一种服务而已。有天上午十到十二点之间，我的背部给擦了三次，分别由三位仁慈的天使所擦。但是很奇怪的是，当天上午我的背部不需要擦。我起床后像以前一样干了家务活，等到最后样样干好，在十点差一刻爬回到床上后，我的背部血液在奔流，需要的只是自个儿待一阵子。我一声没吭地接受了三次擦背，可是袭击的猛烈程度和频度让我的鼻子出血更厉害了。午饭端来时，我累得吃不下。刚过午饭时间，有位从来没见过的护士——位大个头、热心肠的女孩——款步走进病房，开始把铺盖剥掉。
　　“怎么了，护士？”我问。
　　“我要给你擦背。”她回答道。
　　“你看，”我一边说，一边虚弱地把床单往里掖。“咱们就让这背呀什么的歇几分钟，你说好吗？”
　　然而大多数时间，时间一天天、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一个大活人也看不到。因为爱国，我很少按铃，所以很少有人来看我。有次我洗了个澡，是手术后的第二天。有位护士一大早来了，她一句话没说，猛地把小衣柜门拉开，拿出一个盆子、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你能洗澡吗？”她说话干脆。
　　“近几年我一直能。”我回答道。
　　她把洗澡用具放到架在床上方的粗糙桌子上，递给我一条毛巾。“脱掉上衣，从上往下洗。然后把裤子卷起来，从下往上洗。”她厉声说道，“别把床弄湿了！”
　　等到她走得看不见了，我悄悄下床把盆子端走，把水倒掉，进了我和另一个人共用的浴缸，放了一浴缸水，美美地洗了个澡。护士们可真是形式主义者啊。
　　关于这个特别愉快而且有益健康的周末，记忆中最经常想起来的，是某个夜班护士奇怪的查房一事。听说她午夜时来上班，七点钟下班。她习惯在早上五点前几分钟进我的病房，当时我尚在安眠药控制之下，她啪的一声打开灯就给我量体温。她进来时，我会艰难万分地坐起身子，在灯光下傻乎乎地眨着眼，张开嘴让又细又直的体温计放到我又厚又卷的舌头下面。这位护士——她的名字以“A”打头，以某种有刺灌木的名字结尾——极为恬静地站在一旁，在量体温所需的漫长的三分钟里，一直安详地俯视着我。她嘴角流露出微微笑意，兼有嘲笑和纵容。新的一天过早开始，就在这个万般难受的时辰，她忠实地履行她可笑的职责。灯光下，她纹丝不动，沉着冷静，显得既疯狂，又美丽。她似乎——当然不可能——完美无暇。我在药效控制下的意识徒劳地想把她的相貌归类时，温度计抵着我的舌头，水银柱开始缓慢而费时甚久地向着正常标度爬升。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她长得高还是矮，头发是黑色还是金黄色的，姿色平平还是漂亮，可是在她平静而不合理地关心我的体温这件事上，在那个不合理的时辰，她就是美丽和荒谬的化身，生活便是如此微妙地混合着。我住院的最后一天早晨，我打破了神秘的沉默，以前我们这种仪式一直为沉默所包围。
　　“大姐，”我总算能咕咕哝哝地说出话来，让温度计无情地跟我的门牙磕碰。“干吗天不亮就把我弄醒，来上演这出不痛不庠的哑剧？”
　　她的表情一直没变，不过我字字清晰地听到了她嘴里说的话：“眼下正在打仗，老兄。”她说，“我下班前要量二十六个体温，我从你开始量，也没什么鬼理由。”
　　我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举起右手做了个“V”字手势，就像我在照片上看到丘吉尔所做的。然后药效又控制了我，醒来时，她已经走了。第二天，我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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