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马“造字”
其实,20世纪50年代,塔吉克人眼见过拥有、使用自己文字的希望,但仅仅一闪。
根据《中国的民族事务》一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在识别少数民族的同时组织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文字。
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170多名员工都接到通知,奔赴全国16个省、自治区。刚从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毕业被分配到该所的高尔锵即为其中之一。这支普查队伍总计700人。
50年代末,高尔锵纵马在帕米尔的冰雪荒原上,有时骑几个小时才能看到一个人。每看到一户人家,他都下马进门,由同行的塔吉克助手代为介绍来意。
“有的地方骑马都过不去,只能骑牦牛”,已经年逾80的高尔锵向本刊回忆道,“我们说想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特别高兴。”
“最初在苏联语言专家谢尔久琴科建议下,中国计划与苏联一样,为所有民族都设立文字,甚至包括那些只有几百人的小民族。”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周庆生介绍说。周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
现在,已经年逾80的塔吉克老祖母古丽还记得那时的兴奋:“大家都很高兴,男女老少都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她当年刚开始工作,高尔锵曾问她会不会讲塔吉克传统故事,她说从小上的是维语学校,不会讲塔吉克传统故事,被告诫说——“不能这样啊,不然这语言文化会消失”。
那几年,高尔锵数次造访塔县,搜集了大量塔吉克语的资料,还记下了塔吉克人用母语讲述的许多传说和诗歌。随后,他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和一些国际音标记录下这种语言的语音,并详细分析整理出了词汇和语法。这是塔吉克族的语言第一次落在纸面变成字。
之后,高尔锵曾向许多塔吉克人展示了自己制作的文字方案。古丽记得,当时大家都很高兴,觉得“又好学又好用”,民间还编了歌来赞美新生活,大意是“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文字也有了”。之后的转折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几乎所有没有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内部都一直有争议。”周庆生总结,大家往往意见不统一。“教育系统一般都不同意推行本族文字,表示本族文字只够小学一到三年级,再往上全是汉语词,与其白浪费几年时间和经费学本族语言,还不如一开始就学汉语。而有部门支持推行,希望传承民族文化。”
按当年的政策,是否创制、推行文字,由各民族自愿选择。“很多小的少数民族选择直接学汉语,不愿意创(自己的文字)了。还有一部分民族意识比较强的民族想创,不过后来一推行,大家觉得还不如直接学汉语好。”周庆生说。
在高尔锵的记忆中,从塔县来看,上过学和没上过学的塔县人意见不一。学过维语、有文化的塔吉克人认为,不需要创文字,用维语就够了;但没上过学的,则希望有自己的文字。
经过复杂的讨论,几十种新创文字中,只有壮语方案被正式推行,并被印上了人民币。布依、苗、佤、纳西等10个民族的文字方案则作为试点推行。
关于那些争论,古丽只知道结果:“因为我们塔吉克人少,所以国家就没有推行(新创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