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性学家”的微博透露，近日他按计划去武汉大学搞活动时，校党委宣传部一名领导亲自到场坐镇，不让他上台发言。他将此归咎于该校党委换届后新班子成员思想保守。这真是个笑话。按照“性学家”们的逻辑，“性解放”是属于年轻人的价值观，新班子应该更“新潮”、更“开放”才对。事实上，随着更多60后、70后进入高校和地方党政班子，“性学家”和女权主义者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
《一个人的振兴——直面普京》一书解释普京和他的同僚们为何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时称，普京这代人是在苏联开展探索宇宙空间、在大量国际体育竞赛中获奖的年代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朝气蓬勃，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比一下，可以发现1980年到2000年参加高考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和普京那一代俄罗斯人的成长经历类似。他们就是中国的60后和70后。尽管那代人也有他们的缺陷，但至少他们的学生时代比较有朝气，那时是“科学的春天”，书店里到处都是各种科普作品，中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也取得较多成绩。他们这代人在精英教育体制下成长，当中的成功者更认同公平竞争和个人奋斗而不是“拼爹”、“看脸”。1990年代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当中很多热衷政治的人都放弃了与体制冲突的“全盘西化”诉求，转向官方默许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者是厌恶女权主义和“性解放”的，出生于1960年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补充两点：一、高校限制“性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的活动于法有据，《高等教育法》摆在那里。二、“性解放”在民国初期就有了，不是什么新潮的东西，只是一种亚文化，“性学家”们不要以为你们那套东西代表进步、代表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