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战的结束
　　拿破仑1805年8月作出对奥战争的决定时，也许没有响亮的喇叭声为之祝贺，但在战争编年史上，他的这一次战局标志着从18世纪进入19世纪。这位未来的皇帝早期的业绩可能是辉煌以至于新奇的，但从许多方面看，仍然属于前一个时代。1805年，他的战略改变了，后世评论家所谓的“歼灭战略”产生了，同时也成熟了。要说明形成拿破仑新的战争风格的要点何在，是不容易的，它包含的因素太多了，绝非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概括。关于那时法国军队的“崭新的”和“民主的”性质，关于它浸透着革命意识因而具有了一种完全新型的推动力，关于拿破仑一心一意致力于打败敌人的军队而不是着眼于夺取一城一地，关于他把战争进行到底，打破敌人的头颅而不是砍掉敌人肢体的决心，关于这一切，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没有人会否认所有这些阐述都包含着许多真情实况，但是，看来他们忽略了一个中心点，具体说来就是：若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体系，首先必须找到能实现这种新体系的新手段，本章所要集中阐述的，首先就是这种新的手段。
　　由于拿破仑统率的军队规模庞大，他的新战略提出的后勤问题也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已在前面说过，即使在18世纪，长途的战略行军也决非如一般人设想的那样，是无法实现的。至于说当时的行军规模总是较小，问题决不在后勤因素，而在于攻防双方兵力的对比。一支野战军若同另一支大小相等的野战军交战，自然有相当的获胜希望，但要围攻一座强大的、坚固设防的要塞，则一般认为必须具有不少于7:1的数量优势。所以，围城战只有大部队才能进行，例如1708年马尔波罗曾集中12万人于里尔周围。如果没有这样大的兵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运动中求战，这无疑是以速度来弥补数量的不足。但即便如此，如果敌人的要塞未被触动，仍然没有多大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1704至1712年间，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虽然在野战中接连取得胜利，但法国的实力仍未被摧毁，最后还是缔结了有利于它的和约。
　　所以，马尔波罗率4万人进军多瑙河，尤金率3万人进军土伦，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试图“摆脱后勤的束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事实：这样小的兵力就连只打一座头等要塞也是没有获胜希望的。的确，这样小的军队，既要向前推进，就不可能分兵包围途中要塞。为什么这类战略行军在开始时通常总是沿敌人领土边缘前进，而不是深入敌境呢，原因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有些人设想的对仓库补给的依赖性。在马尔波罗从弗兰德到多瑙河的行军中，如果他被迫去封锁(更不必说去夺取)哪怕是仅仅一座坚固要塞，整个这次有名的战略机动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事实上，改变围城战与野战的相对关系，改变敌人要塞和其野战军作为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这就是拿破仑对战争艺术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18世纪初，沃邦计算上两个世纪的围城战(不成功的)有200次，而野战仅60次。但拿破仑一生只打过两次围城战。他给包围意大利曼图亚的军队供应给养的经验表明，围城战的后勤问题就连对这个姓波拿巴的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1809年他给他的养子写信说：“大量军队集中一地，行军时的那种给养供应方法就行不通了”，所以，除就近直接征集粮秣外，还必须有补给车队从远外实施前送。拿破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指就地取给与后方前送相结合)，对此，萨克森的莫里斯一定会欣然同意的。
　　由于拿破仑的决心是把他所有的部队集中于决定性的方向，所以他坚持地方守备部队不能由野战军派出，而应由地方居民或国民警卫队组成，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要塞看得全无价值。他的军队有足够的兵力，能在分兵包围一座要塞(必要时甚至包围一座以上的要塞)的同时，保证主力继续向前挺进。他有一次在评论提雷纳关于一支军队不应超过5万人的名言时指出，一支25万人的现代军队，在分出五分之一的兵力后，仍然强大得足以在短期内推翻一个国家。因此，拿破仑决不是要完全取消要塞，只是要改变要塞的布局。要塞不应设在边境地带(他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因为这将暴露一个国家的兵站和军工生产中心的位置所在)，而应设在后方腹地，最好是在首都四周。在这样的条件下打围城战，后勤必将产生困难，这是德国人在1870年吃了苦头之后得到的教训，尽管当时他们已经有了铁路。
　　总之，拿破仑认识到，正是因为18世纪偏好打围城战，才引起无穷无尽的后勤困难。而他自己正是由于能够摆脱围城战(这要归功于他所率领的军队的庞大数量)，才基本上没有必要搞18世纪那样的后勤机构。这就是下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原因所在：虽然拿破仑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并不优于他的前人(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保守，他拒绝采用新的发明创造，而宁肯继续使用某些旧的东西)，但他却能推动庞大的军队横越欧洲，建立起一个从汉堡到西西里的大帝国，不可挽回地动摇了整个(旧)世界。他是怎样做的？下面，我们试图以实例加以说明，这里着重阐述的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战局，即1805年战局。

　　拿破仑的命令在原则上是很高明的，但行军的组织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一则因为准备时间过短，再则因为各地的地方当局不愿提供合作(由于征兵制度不良，当时军队已经不得人心了)。但也有些地方对军队的支援过了头，以致造成酗酒和违纪现象。北边的达武军发现难以找到合适的营房，不止一夜地被迫在露天宿营。右翼各军在这方面遭遇较好，但到行军最后阶段补给中断，仍然吃了苦头。当士兵们经过或接近故乡时，他们往往溜回家去几天，然后又到莱茵河上归队——除开这种“临时性开小差”的现象以外，纪律是很好的，至少使一位县长因受到感动而给贝尔蒂埃写信说，对于经过他的县境的军队，他“只能给予赞扬”。其他人没有这样满意，直到12月11日(战局开始已近4个月，赢得奥斯特里茨大捷也已一个星期)，财政部长还在向德冉抱怨，说军队未同8-9月间经过的各县结清账目。
　　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在行军途中过得不错。有材料说明他们极端疲劳，但不是挨饿。马匹则不然，它们因路坏、多雨和饲料短缺而大吃苦头。几乎每一个骑兵部队指挥官或依靠牲畜拖运装备的指挥官都有抱怨的理由，或因骑兵未受训练，给坐骑造成损伤，或因马龄太小，气力衰竭，或则单纯因为马匹不足。当在莱茵河上集中的行动完成时，骑兵军的马匹已在挨饿，因为没有经费购买饲料。苏尔特需要1,200匹牲口牵引辎重，但实际只有700匹，马尔蒙的骑兵则因在流产的侵英行动准备期间被圈在船上达5周之久而影响了体力。到1914年我们将看到这一故事的重演。给马匹提供饲料和保持其健康，在任何情况下，都证明比对人的保障要困难得多。
　　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在这个阶段的作战计划究竟是怎样的，他在给外务大臣塔列朗和盟友巴伐利亚选帝侯的信件中，谈的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如行军中尽可能早日取得巴伐利亚的援助，派20万人前往维也纳，在奥地利人得到俄国人增援之前就打败他们等等，至于这位皇帝想怎样达成这些目的，他并没有说起。这可能是因为他决心保守机密，但更可能是因为当时连他自己也还胸中无数。现在也没有任何实际线索能够说明他下令在德意志境内进行侦察的意图所在。总之，贝特朗接到命令要对乌尔姆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彻底的勘察，然后沿多瑙河左(北)岸东进，此外要特别注意一旦俄国人开出波希米亚时可能利用的通道。大概是为了给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的作战行动作准备，缪拉接到指示沿美因河开往维尔茨堡，然后到达多瑙河，再向下游进至因河。沿因河向南到库夫施泰因，再折向西，穿过巴伐利亚，走从乌尔姆到拉施塔特的道路返回法国，途中对这条道路要进行特别细致的勘察。看一看拿破仑关于军队展开的命令，我们对他的意图就可能有较好的理解。根据这些命令，起初要将极大的兵力集中于斯特拉斯堡，彼提埃应在此地准备供不少于8万人宿营的帐篷，亦即足可容纳几乎是整个大军团的一半。再加上拿破仑要求他的巴伐利亚盟友在乌尔姆准备大量给养，由此即可相当清楚地看出，不管这位皇帝的最终目的如何，他的第一个意图就是比奥地利人先期进入巴伐利亚，办法是走一条最近的路线，亦即穿过黑森林的路线。至于说拿破仑没有对这一地区进行侦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这个结论。因为黑森林毕竟是法军在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中常走的路线，对它的情况一定是早已熟悉的了。
　　当拿破仑构思其作战计划和监督其军队实施大规模的展开与集中行动时，德冉、彼提埃和缪拉(后者在皇帝缺席时代行军队总司令的职权)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以求在规定的短时期内完成全部物资准备。德冉的艰苦工作开始于8月23日，那天，皇帝下了一道语气生硬的命令，要他在斯特拉斯堡准备50万日份的饼干，在美因兹准备20万日份，全部工作必须在25天内完成。对巴伐利亚选帝侯，也发了一份内容相似，但比较客气的照会，要他准备不少于100万日份的饼干，平均分配在维尔茨堡和乌尔姆两地。拿这些数字同参战部队的人数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拿破仑的准备决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简单草率的。集中于展开地域的70万份口粮可供大军团主体11万6千人(除去马尔蒙军、贝尔纳多特军和奥热罗军，后者不参加初期作战)食用6天，再加上携行的4天面包，可以毫无困难地保障军队吃到巴伐利亚。到巴伐利亚后，则另有4日份给养积存于乌尔姆等待军用。最北部各军的给养准备工作同样是大规模的，除通常的4日份面包外，要安排供55,000人(包括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应在维尔茨堡与之会合的2万名巴伐利亚部队)食用9天的粮食。总之，要为军队筹措整整两周的给养，这样，即便完全不搞就地征发，也能绰绰有余地保障军队到达巴伐利亚。

图3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

　　实际上，要完全满足皇帝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在展开地域内，至9月26日止只准备了38万日份饼干，刚刚超过预定数量的一半。在后方准备了另外的30万日份，但因行动已经开始，无法及时送到军队。巴伐利亚人无论在乌尔姆或是维尔茨堡都未准备任何粮食(在乌尔姆未建立储备是万幸的，因为奥军不久就以惊人的速度进占了该地)。9月15日，法国人请求巴伐利亚人“看在上天份上”至少在维尔茨堡准备30万日份饼干，回答是办不到，因为价钱太高，而且面包师不会做饼干。尽管如此，当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到达维尔茨堡时，他们发现那里还是准备了一些饼干，至于数量多少，则非我们所知了。
　　不仅筹措给养的实际工作落后于皇帝原来的期望，而且他关于给军队提供足够运输工具的指示也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按照最初的计划，军队的车辆应包括以下各项：(1)从布洛涅带出150辆大车；(2)由布累德公司提供近1000辆大车，同该公司在5月份即已签订合同；(3)在法国莱茵河沿岸各县征发3,500辆大车。所有这些车辆预定用来伴随那116,000人的军队(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已预先得到通知：“不必指望”从大军团得到帮助，而应自筹运输工具)。这一车辆数字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低的，但当时并非如此。事实上，马克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人车比例正好与此相同。再说，在4,500辆大车中，除炮兵占去2,500辆外，给养勤务还剩2,000辆，假定每人每天的给养消耗量为3磅，而每辆四套大车的平均载重量为1吨(这个估计可能太低)，那么，2,000辆大车足可为116,000人载运11天的给养。问题在于，原来的计划数字只实现了一小部分。来自布洛涅的大车，由于官僚主义的错误，被送错了地方；而布累德公司的大车只按时准备了约五分之一。最后，大量从莱茵河沿岸强迫征来的大车的驭手，利用一切机会大开小差，在可能时还带走了他们的马匹。
　　大军团因运输工具不足而受苦，是由于没有时间建立正规的辎重队，而不是由于皇帝预先作出了不要辎重队的任何决定。我们无从得知皇帝究竟何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要求并非全部都能实现，但从他8月28日给德冉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一点线索。在这封信里，他命令将原定在斯特拉斯堡积累的50万日份给养分配到3个城市，即：斯特拉斯堡、兰德和斯派累斯。更值得注意的是，原定在美因兹积累的20万日份给养在信中完全没有提及，也没有在以后的任何文件中重新出现，看来是从给养总量中减去了此数。就在这以后，萨瓦里奉命首次侦察内卡河上的一些渡口，其位置在缪拉原来受命穿越之地区以北很远。最后，8月30日，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改变军队展开地域，将其向北推移60公里。这样，现在的展开地域就是起自斯特拉斯堡经哈格瑙至斯派累斯，以重兵集结于左翼。按照这些新的部署，拿破仑大部分部队的行军路线将通过巴登和符腾堡的富饶地区，而不是经过黑森林。在这片林区的峡谷小道中，前代许多法军曾经饱受磨难。在讨论拿破仑为什么要作出这一改变时，阿隆贝特和柯林宣称，这不可能是由于后勤的原因，因为黑森林地区的贫困是拿破仑下达其最初之命令以前早就熟知的。但是，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最初根本没有打算让其部队在前往巴伐利亚途中依靠就地征发维持军需，而他直到8月末才开始觉察到所掌握的资财不足。如果同意这一结论，那么，上述的反对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展开地域改变后，迎接逐渐临近的大军团行军纵队的准备工作仍继续进行。至9月中旬，缪拉从德意志回国，开始检查已完成的工作，向皇帝发出一件件热情洋溢的报告。9月17日他在兰道，翌日他访问了斯特拉斯堡，三天后他同彼提埃进行了谈话。据缪拉说，彼提埃满腔热情坚信自己能够抓住每一件事情，直到最具体的细节。但是，陆续来到莱茵河的各军军长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9月22日，苏尔特通知缪拉说，“不管军需总监会说什么”，他的部队在兰道已面临断粮的危险，而周围地区也无粮可买。次日，达武向彼提埃呈递了一纸报单，其中表示了他对本军物资准备工作一切具体方面的不满。特别是运输工具短缺，现有车辆只勉强够运军队的弹药。结果，马尔蒙不得不将其40%的弹药沿莱茵河实施水运。但到达美因兹后，发现美因河水浅，驳船不能继续驶往维尔茨堡，致使该军进军时减去了许多弹药和重炮。
　　此时拿破仑亲临斯特拉斯堡，严厉斥责了负责后勤工作的军官们(他曾对德冉怒吼：“去执行我给你的命令吧！”)，并忙于具体安排一旦军队渡过莱茵河后的行军和给养供应问题。他给各军的命令是9月20日写下的，达武、苏尔特、内伊和拉纳各军按拿破仑的常规各走一条行军路线，应于9月25日和26日渡过莱茵河。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也接到了行军命令，为避免路上拥挤，贝尔纳多特奉命在安斯巴赫穿越中立的普鲁士领土。但他遇到了麻烦，因为普鲁士人原本同意让法军借路38天，中途忽然变卦，致使这位法国军长的重辎重未能跟上大队，而滞留在汉诺威。这些命令还规定各军都要携带4日份面包和4日份饼干，后者作为预备品，仅在紧急情况下方可动用。实际上，尽管这一数量较原来的计划大大减少，但几乎没有哪位军长能够办到。苏尔特曾责备达武靠损害他的利益建立了7-8天的储备，但就连达武也在埋怨储备不足。军长们之间的相互责难，他们向皇帝的诉苦，贯串于战局的始终。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年轻指挥官们的旺盛活力，看到他们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在除开一个不完备的补给机构以外别无所有的情况下，率领千军万马到远离法国数百英里的地方去作战。

　　在向莫斯科进军途中，大军团的辎重勤务中断了工作，这是拿破仑一直预料会发生的事。不管辎重勤务本身有多么严重的缺点，前送的中断无疑是客观条件过于恶劣所造成的，基本上不是由于什么人员缺乏经验、不负责任或贪污腐化。1870年和1914年，德国人有着优越得多的、组织精良的补给机构，其补给距离小得多，道路质量好得多，数量多得多，但是，从后方基地供应军队给养的作法仍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不得不求助于就地征发。
　　现在再看征发的具体方式。拿破仑拥有一套卓越的后勤机构，其代表就是军副官和师兵站官，拿破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拿破仑深知“直接”征发有害于军队的士气和纪律，因而尽可能避免这样作，他或者预先筹集补给品(1704年马尔波罗就是这样作的，尽管他支付现款)，或者征收特别税，然后再购买补给品 [ 注：1810年，拿破仑告诉在西班牙的勒阿弗尔，要他向絮歇“传达命令，从莱里达大量征收特别税，以便取得经费为军队就地解决吃饭、穿衣和薪饷问题，让他懂得，在西班牙进行的战争所需兵力太大，无法给他供应经费，应当以战养战。” ] (这是18世纪指挥官们的标准作法)。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他都付给收据，并记下帐目，甚至在敌国也是如此，他的打算是战后再同可能已打败的敌人算帐。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1805年15万人聚集在乌尔姆地区期间，拿破仑才实行“直接”征发。当然，到了可能和适当的时候，又重新采取通常的作法。
　　由于依赖就地取给，拿破仑的部队同其18世纪的前辈们一样，每当在某一特定地区停留过长的时间，就自然而然地陷入后勤困难。1796年在曼图亚地区是这样，1805年奥斯特里茨会战前部队被迫停止前进时是这样，1809年军队陷在罗包岛上，以及1812年在莫斯科停留期间也是这样。但是拿破仑通常知道怎样防止这样的停顿发生，他总是能够直接从战略行军投入决战，然后转入追击，而避免进行围城战，这一点也许正是拿破仑战争体制的最具革命性的方面。他这样做的正确性，也从他的元帅们在西班牙的遭遇得到反面的证明，由于那里的地理条件，围城战非打不可，因而一支接一支的法国军队在那里陷入挨饿的困境。
　　法国军队之所以具有那种前所未有的锐气，能够完成以往的军队通常无法完成的事业，具体地说，能够所向披靡地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些原因包括：实行将大军团划分为军的体制，这样做使全军的部队分散，较易就地解决给养问题；部队不带行李辎重(这种行李辎重妨碍18世纪军队的运动，其不良影响较之设想中的对仓库供应的依赖性更大)；有负责就地征发的专门机构，当时欧洲的人口密度较之以往有所增长(格扎·佩杰斯曾经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再者，按照拿破仑自己的解释，法军拥有庞大的兵力，因而能够绕过各种要塞，而不是停顿下来去进行围攻。但是，最后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物质的”因素都不能完全说明拿破仑成功的原因。这就是说，还要充分估计天才的作用。就连我这本非常平庸的书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