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龙史年表
1244 郭襄出生
1247 张君宝（三丰）出生
1259 杨过打死蒙哥 觉远、张君宝于华山邂逅杨过、郭靖等
1262 郭襄上少林，觉远、张君宝逃出少林，张君宝上武当山修炼
约1272 郭靖、黄蓉铸成倚天剑、屠龙刀
1273 襄阳沦陷，郭靖，黄蓉殉国
1276 元军横扫南宋，临安沦陷
1279 崖山海战，宋亡
1283 文天祥就义；郭襄四十岁，上峨嵋山创立峨嵋派
约1285 张三丰神功大成，下武当山，自此名震江湖
1294 元世祖忽必烈驾崩，成宗铁穆耳继位
约1305 张三丰陆续收七弟子，创立武当派
1307 元成宗驾崩，元朝进入中衰与动荡时期
约1310 郭襄死，风陵师太继任峨嵋掌门
约1311 阳顶天任明教教主，明教蒸蒸日上
约1315 阳顶天成婚，成昆誓灭明教
1321 谢逊投入明教，后封金毛狮王
约1324 阳顶天大败三渡
约1325 风陵死，灭绝师太继任峨嵋掌门
约1326 杨逍与孤鸿子之战，孤鸿子气死
约1326 黛绮斯到光明顶，后封紫衫龙王
1327 阳顶天暴死，成昆计激谢逊，明教大乱
1328 朱元璋出生
约1332 谢逊杀空见
1333 元顺帝即位
约1334 范遥扮成苦头陀，投入汝阳王府
1336 俞岱岩被害；张翠山邂逅殷素素；王盘山大会
1337 张无忌出世
约1341 纪晓芙失身，杨不悔出生
1343 范遥毒杀韩千叶
1346 张翠山一家回归中原，张翠山殷素素自杀
1348 周子旺起事败死，张三丰再上少林，张无忌结识常遇春、周芷若
1350 金花婆婆杀胡青牛，张无忌、杨不悔离开蝴蝶谷，前往昆仑山
1351 张翠山入世外桃源，发现九阳真经
1357 六大派围攻明教，张无忌成为明教教主，入大都救六大派
1358 屠狮英雄会，朱元璋杀韩林儿，张无忌辞去教主，杨逍接任。
1363 鄱阳湖之战，朱元璋灭陈友谅
1368 朱元璋建立明朝，北伐，元亡，朱元璋禁止明教

　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许多第一流的蒙古学者并非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生疏局限了他们本应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而汉学家和东亚学者们对于民间传统也缺乏严肃的学术兴趣，从而使得这一领域迄今为止尚未被充分探索。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状况，在拉施特（Rashi dal-Di nRadlAllah）的《史集》（Jami'al-tawari kh）、宋濂的《元史》以及佚名的《黄金史纲》中已经约略提及的若干历史现象，竟然被从格鲁塞（Ren　 Grousset）到符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从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到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从箭内亘到陈垣，从韩儒林到萧启庆等许多杰出的蒙元史学家所忽略或曲解。对于元代中国武术界发展及其与政治史的关系的学术研究，至今仍付之阙如。只有查良镛博士在《天之剑与龙之刀》（The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即《倚天屠龙记》，金庸著作的英文译名与中文原名略有不同。译者尽量按英文翻出，以保留其原汁原味。)一书中进行过极其富有想象力的探讨。但查良镛博士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作为“通俗历史作家”的揣测而被学术界所忽略。而其为了通俗化而进行的故事性描述，也在无意中成为进一步研究元代武术界内部结构和运动的阻碍。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这一空白。本书将依据历史记载以及新发现的史料，特别是查良镛博士的研究，勾勒出元代中国武术界的内在结构和发展状况，并讨论其与宗教、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关联。我们将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其对元朝末期政治变动和军事冲突的影响上。不用说，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我们热切地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来补充和纠正其中的内容。
　　

　因此，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谁就更能够慑服他人，谁就能在江湖世界的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利益。我们必须记住：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和有无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术森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公民。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本来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甘愿服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著名武术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　门派、帮会和异端宗教等　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涵着足以和帝国抗争的潜能。当然，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术界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从。但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术界就会趁机而动，利用江湖网络而控制土地本身，投身于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动中。
　　在从12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中国东部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术界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剑术研讨会”的武术比赛，在名义上，这是高级武术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剑术研讨会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见《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四十章。)）。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如果用现在的体育比赛模式去理解剑术研讨会，将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例如，第三次剑术研讨会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确定了五大武术家的地位和称号。事实上，每一次研讨会都反映出武术界和江湖世界中最新的权力分配关系。在第一次剑术研讨会中，以“五绝”（Five Champions）为名号的武术大师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译者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德国“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标志着第一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诞生。)正是剑术研讨会的存在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1279—1330）
　　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滑这一点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若干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一个明确无疑的事实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大师级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术界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显出来。门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eo ipso）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动乱的时代，其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
　　但另一方面，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与其他学术的传授不同，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密书籍或财产时，不难利用学到的武术击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启蒙者。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杀害自己的老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　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家长权。
　　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规家法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The Gate-Holder）”，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陈山在《中国武侠史》中讨论过这一问题，见《中国武侠史》，191～194页。)

终其一生，郭襄都致力于推翻蒙古征服者的统治，并不懈地寻找“西方的狂人”杨过　此人可能是唯一在13世纪80年代之后仍然幸存的“五绝”人物，并由于其曾杀死蒙哥汗的骄人战绩被汉人抵抗者奉为精神领袖。但“狂人”似乎对抵抗运动已经绝望，在襄阳沦陷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零星的小道消息表明他仍然活着并隐居在偏远地区的深山中。无论如何，郭襄从未能找到他。八十年后，他的后代又重新出现在江湖世界。(《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三十九章。)杨过的行踪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谜团。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13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这一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和西夏时期，但是其早期发展由于史料的匮乏仍然不得而知。由于其位于中国新疆和西藏高原交界的昆仑山脉，与中原本土的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对昆仑派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成为中西方交通的枢纽所在。与此同时，许多中原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了可贵的人力资源。
　　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的三位一体”（Trinity in Kunlun）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西方的毒蛇”的白驼山势力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术界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东部进军，参与了中原地区对蒙古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和郭襄的交往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但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一、二章。)昆仑派声称郭襄在其剃度前夕秘密访问了昆仑山，并在被称为“三圣坳”的秘密花园和何足道进行了会晤，但其真实性相当可疑。
　　这一时期还目睹了华山与崆峒两个门派的崛起。与峨嵋派和昆仑派相似，这两派也都是吸收汉人抵抗力量的精华而成。“华山派”的命名显然是为了缅怀“华山剑术研讨会”时代的光荣。几百年后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都隶属于华山派。武术史学家们对华山派的起源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在道教的全真教崛起后，少林派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势力范围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少林派和全真教的武术械斗中，少林僧侣常常败北，并且在中原地区，大量托庇于少林派的佛寺被全真教霸占为道观。但悖论的是，恰恰是这一极度衰落的状况使得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门派在12世纪以来的若干次政权交替过程中得以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使少林寺免受了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5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政府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霸占的大部分权益，让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第354页。)
　　可能正是由于少林已经秘密向蒙古政府投诚，当郭襄在1262年访问少林寺时，虽然身为郭靖的女儿，但仍然受到了少林方面极其粗暴无礼的对待。虽然传统上身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少林寺不愿意和南宋武术界断绝往来，但明哲保身的少林僧侣们无疑在设法和宋朝的势力拉开距离，以免引起蒙古宫廷的不快。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更加富有吸引力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所压倒，八思巴法王等人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宫廷中竞争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设法重新争取百废待兴的中原武术界。持消极保守态度的方丈天鸣和主张倒向汗八里的无相禅师先后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禅师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在襄阳会战中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六章。)无色掌管下的少林迅速向汉人的抵抗组织靠拢，这一转型十分成功。

众所周知，武当的创始人张君宝本来是少林寺的学徒，作为觉远的唯一追随者，他秘密地获得了《九阳真经》的传授　他从这部经典中获益的程度有多深，始终是一个谜团（参看附录三）　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令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二章。)
　　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林派尸位素餐的领导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在正式的武术学习班注册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君宝在神农架中蓬头垢面的形象可能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以下关于张三丰的论述请参看Jean-Pierre Sean：《张三丰与〈九阳真经〉：一项批判性研究》（Sanfung Chang et Ennead-Yang Canon: unetude critique）（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2006）。)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张君宝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徒，并改名为张三丰。他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并从中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无数人怀疑他实际上剽窃了少林寺的许多格斗技巧。毫无疑问，少林派的成员们对此尤其感到愤怒。
　　但张三丰精明的头脑首先表现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宣称自己所居住的荒山武当山是道教所信奉的大神“真武大帝”的居所，能够庇护虔诚的信徒，以此在附近乡村中聚敛了大量的金钱，为自己修建了寺庙和修院。这些乡村正在元军的蹂躏下痛苦呻吟，张三丰提供的武术保护为村民提供了安全和希望，前者也成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这是后世关于张三丰一系列神奇传说的来源。
　　尽管张三丰的武术造诣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神农架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加过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张三丰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功未成”为理由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蒙元血洗武林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

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
　　（1120—1291）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三教合一”（Three Religions in the One）是中国历史上对于佛教、道教和儒教这三大宗教之间关系最主流的看法。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譬如，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不应当忘记，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2世纪末的内战中由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参见崔瑞德、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第十六章第二节“汉代末期中国民间的道教”。)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3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Manichaeism），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思想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但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若与其在东亚的发展相比，不免又相形见绌。在7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以下关于摩尼教的论述，可参见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329～374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但是如果把中国摩尼教徒的活动视为单纯宗教狂热影响下的结果，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在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在此，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中原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因此其在中国只有局部的影响。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仇视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大批投身其中，因此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平定中国南部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地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29～30页。)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年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62页以下。)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女真和中亚诸藩王的联合叛乱。(见伯希和（Paul Pelliot）《马可•波罗游记注释》（Notes on Marco Polo）（巴黎，1963），第二卷，第788～789 页。)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汉族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一位将军在官方报告中称：“〔明教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哉？”(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四库全书本。)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当时的一条传闻，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术“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汀寇钟明亮事略”，转引自《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88页。)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位子，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一度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蒙古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到了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的残存力量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的生命结束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神奇威力。在钟明亮的弟子石元担任新任教主后，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奇迹般的突围，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转移。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六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了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其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　此时只剩下三千多人　到达了远在西藏和新疆边境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Vertex Lucis）”。在此之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炼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大迁徙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不利后果，我们将在以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并且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明教的复兴与武术界的分裂（2）
在绝大多数时代，流动的江湖世界和帝国统治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简要指出过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这一矛盾并非必然爆发为激烈的冲突，当双方势力平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均势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导势力会在表面上承认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实则维持自己对江湖真正的统治；而官方也会满足于江湖人士不再“犯上作乱”的承诺。对中华帝国的政府来说，达到这一均势的底线是江湖势力必须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而对后者来说，底线是官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基本势力范围不受侵犯　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是一回事。当然，零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而维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说政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江湖世界却远非如此，这就是江湖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由于江湖世界的固有流动性，充满了各种不可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门派、帮会和教门都难以控制整个江湖。在这个世界中，必然也有对现存政治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流势力同政府间的默契，而总是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的威胁实际上是双重的：既是对政府的威胁，也是对江湖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江湖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甚至会导致政府的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来不可预测的威胁；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可想而知，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明教的复兴与武术界的分裂（3）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造反作乱，或者是江湖豪杰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真正的英雄人物，在口头上给予他们支持，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由政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的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参见施耐庵《水浒传》。)少林、丐帮、逍遥派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把他们说成是真正的武术大师，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盖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在政府的压力面前全部投降，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术界和江湖世界却并未受到严重损害。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因此天地会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17世纪后期的一份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大门派都不愿意提供支援。(《鹿鼎公爵传》，第八章。)甚至贩盐为生的三流帮派青帮也不真正服从他们的号令。(同上书，第二章。)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开“全国掌门人会议”时，武林中主要门派的一百多名掌门人全部出席，以表示他们的顺服。（《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七章。）
　　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儒家伦理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　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　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对其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

明教的复兴与武术界的分裂（8）
　以上提及的这些明教骨干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合将深刻影响14世纪中期的武林史，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目前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中期的光明顶教廷，明教拥有比其他任何一个大门派都要多的一流武术家，唯有少林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抗衡。而对其他任何门派，明教都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譬如，武当虽然拥有公认为武功全国第一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但他的年轻学生们当时还都不堪一击。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武林权力平衡，使得它与主流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两年之后，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子，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大约在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同时也把一个大门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产生矛盾的本质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江湖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林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借用一个中国人所熟知的表述，可以说六大派的心目中，“攘外必先安内”，正如一名丐帮高级成员所坦言的：“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三十一章。)在20年代，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流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可能会提前三十年爆发。

明教宗座空位期的开始（1）
　明教宗座空位期的开始
　　（1327—1330）
　　1327年春，阳顶天的离奇失踪为明教十多年来的中兴画上了句号。这次突发事件源于一桩三十年后才被揭露的丑闻。阳顶天的第一任妻子在长征中牺牲，当他继任为教主后，就迎娶了一名出身武术家庭的年轻女孩作为新的妻子。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同她的同班同学成昆当时正在秘密的恋爱中。
　　在婚后，阳顶天的妻子又恢复了和成昆的秘密往来。他们的通奸地点是在光明顶的地下宫殿中，这里比终年积雪的山巅要暖和得多，并且有一个出口通往山下。阳顶天有时也到那里修炼高深的武术。1327年，当阳顶天在地宫中练习波斯瑜伽术时，发现了妻子和成昆正在外面寻欢作乐。愤怒与兴奋的双重刺激导致他的练习发生了严重错误，在几分钟内便因植物神经紊乱而死。当背叛他的妻子发现这一点后，因为感到羞愧而自杀。成昆在痛苦和恐惧中仓皇逃走。不久，过分的精神压力导致成昆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在潜意识中将一切悲剧归咎于明教的存在，以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从此便处心积虑地策划着摧毁明教的计谋。这为后来的明教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天之剑与龙之刀》，第十九章。)
　　但即使没有成昆的存在，失去了阳顶天的明教处境也岌岌可危。明显的问题在于，他们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教主继承人，由此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宗座空位期（sede vacante）。事实上，阳顶天之死导致明教中的结构性隐患突然爆发，使得此时的任何人都难以得到教主之位。
　　这一隐患在于，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同步改革，导致其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指挥系统本来相当简洁：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名“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门），然后是五行旗等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