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记
从习凿齿的案例可以管窥史书是如何“引虚记以为言”，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过程。而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屡见不鲜。除了本文提到的“宣帝不臣魏”以及“《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的两个近代新史学兴起之前少有人质疑的段子之外，以下两个例子也非常典型。
（1）陈寿黑蜀、黑诸葛亮论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注引王隐《晋书》：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魏书·毛修之传》：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俟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晋书·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萧常《续后汉书》卷四二：先公言：夀之父以罪为诸葛亮所髠，而夀之身复为亮子瞻所笞，又仕汉久不得志庸是贬其号而诋讪其君臣，且以尊魏也。
《续后汉书》卷五三：陈寿身为蜀人，徒以仕屡见黜，父又为诸葛所髠，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者。《三国志》以魏为帝，而指汉为蜀与孙氏俱谓之主。设心已偏，故凡当时祫祭髙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不书。方见乞米于人，欲作佳传，私意如此，史笔可知矣。
最早王隐《晋书》仅仅婉言“以爱憎为评”，认为陈寿可能存在黑诸葛亮的情况；到晋末宋初的毛修之时，蜀地已经编造出陈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这样显而易见的讹误传闻，而陈寿黑诸葛亮在蜀地之人眼中已是言之凿凿；至唐朝，陈寿黑诸葛氏父子成为公论；至南宋，当初以讹传讹的陈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人发现存在年代问题，便妄改为诸葛瞻门下，而全不究其源头的不可靠，陈寿也从黑诸葛氏父子被扩展为黑蜀、诋毁蜀国君臣的奸邪小人。史书“变形记”的可怕，可谓让人瞠目结舌。
（2）关于“赦不妄下”
《三国志·后主传》：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华阳国志·后主志》：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故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凸嚷也。自亮没后，兹制遂亏。
《华阳国志·后主志》这一段记载，从其行文来看显然是个段子，目的是对陈寿于《后主传》言简意赅的“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进行扩展和补充，以增益诸葛亮的高大形象。其编撰的灵感来源，或许便是《三国志·孟光传》。而后人反以《华阳国志》这段记载，指责陈寿以私心多遗漏诸葛亮的“俊功伟业”。
这也提醒我们，读史除了了解史书所描述的时代的历史背景外，也必须对史书自身的背景有所涉及。一则史源，二则成书年代，三则成书背景，四则作者立场，在这基础上，才能更好对史料去伪存真，了解史书之所以如此写作的背后目的所在。

文章太长了，看不下去，不过还是顶顶。

做好存在kindle里，明天飞机上看

目前还在外，明日才回家。暂时写下一些阅读感想，想法未经推敲，与文章主旨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还请吴歌勿怪。
》》太康之后的西晋士人在回顾三国这段历史时，由于已经彻底摆脱了分裂时代，往往不由自主地自居三国时代的总结者、后来者、优越者。这一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言论中，也越来越多地将曹魏与其他二家并称，而不像之前那样强调曹魏相对于另两家，乃是天命所归了。
》》……
》》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晋统治地域扩张，统治集团为抬高自身功业，并接受了吴蜀士人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的变化之下，西晋之人对于本朝和前朝的认知，便发生了这样从“并尊魏晋”到“独尊西晋”的改变，可以说尊晋是符合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的，而泰始限断论也由此应运而生，是为宣扬西晋至上而服务的。
以上现象（尤其是第一段）是否能被视为回顾历史的自然发展趋势？
以前与吴歌讨论过“限断”与“纪元”是否是一个意思。纪元问题固然重要，它关系到受命之主的身份问题，影响帝纪的写法，不过个人认为史书涉及的内容不应该完全取决于纪元如何定义。史书毕竟需要解释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在纪元前很久已开始。李德林认为“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而实际上陈寿等史家写史时亦有相同的认识，只不过这个区分在晋书限断议中似乎不怎么明显。
习凿齿对于曹魏不受命给出的第一个理由似乎借用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观点“……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这是我有时不喜欢《史记》“愤而奇”的原因，若将此段逻辑搬到魏晋时期，去掉其“愤”的部分，会发现司马迁实际上制造了个随时可用来否认前朝受命的借口，只是他的“愤”盖住了这点而已。

答复先欠着，等过几天我有空了一并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