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
本文所指的农民更接近peasant，是市民社会的小他者，是一个前现代意义上的等级。农业工人则更接近farmer，是以农业为职业的现代雇佣劳动者。
小农与大生产
农民的基本特征是反对大生产，从而具有落后性和反抗性，这反抗性恰恰来自于比农民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压迫。因而一旦革命取得胜利，如果工人阶级不够强大，农民的革命的反抗性很容易转变为反革命的反抗性。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这里马克思所指的阶级，并非一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阶级，而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是前现代纯客体的存在物，是静止的顺从者“零阶层”——即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悬置物。他们只有转化为农业工人，加入现代无产阶级大家庭才能获得自我意识。马克思指出一八四八年的德国各等级不可能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同样，中国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不可能是单位制的主体，这原因就是他们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被赋予性。

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根本区别
那么，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根本区别何在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身依附分配已经不占主导，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还只是未来。那么，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有哪些形式呢？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分配形式，主要有两种极端情况和其中的过渡形式，即承包劳动和雇佣劳动以及其中的过渡形式。
承包劳动的特点是，劳动力缴纳定额的生产资料租金。雇佣劳动的特点是，资方缴纳定额的劳动力租金，即雇佣劳动力并剥夺他们的剩余价值。
承包劳动是合理的，相对的是雇佣劳动的不合理。这里最根本的矛盾是雇佣劳动中，存在以货币购买劳动的现象。货币是以往死亡的劳动的固化，而劳动是可以不断增殖的，是创造世界的源泉。在根本意义上，货币不可能购买劳动，它们一个能增殖（劳动），一个不能增殖（货币）（尽管在市场经济中的直观现象看，恰恰相反），而属于两个范畴。这就像把一个变量赋给一个常量一样。
然而承包劳动是逆资本主义发展而动的。承包劳动往往伴随着小生产化。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泰勒制专业化的条件下，个体难以独自支付生产资料的租用费用和组织完整的生产。在社会主义农业中，就出现了集体农庄，然而这并不是终点。国营农场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时期的最后目标，阿尔巴尼亚在七八十年代开始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变的过程，全民所有委托国家经营的国营农场具有明确化符号化的所有者即阿尔巴尼亚人民。
苏联的集体农庄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俄国式村社，是机械聚合的小生产。而在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没有受到根本触动（虽然在很多地区有所改善，尤其是在水利设施等工程的建设中——然而前现代中国社会中，“盛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同样时自上而下地组织大规模工程）。农业工人不被土地束缚，具有流动性，彻底放弃了对小生产的追求。农业劳动的特点决定了没有流水线分工，具有很强的个体性。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的过程，就是很多农业工人形成的过程。尽管仍然是无机的，个体通过大规模雇佣劳动联系在了一起。农民阶级只是一个等级，消灭城乡差别的途径绝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对农村的扬弃进而使农民阶级通过自我扬弃获得普遍性。

无产阶级对待小农的态度
《共产党宣言》中说：“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他们自己原来的立场而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之后，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那么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法德农民问题》这样一个策略的背景恰恰是英国以外的西欧工人阶级不够强大，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方面就是全法国的小农反对巴黎的工人和市民。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难以落实的问题。历史地来看，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一个战略而非进一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战略。恩格斯晚年对小农的反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多次用“费拉”称呼小农以显示其反动性。
马恩晚年对于农民问题思考的一个焦点是俄国问题。对于俄国公社能否成为一个新的起点，笔者个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托雷平改革前俄国公社的农民基本没有迁徙自由而被固定在公社上。作为典型的小农，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反动的。只有阶级的实践，才有阶级的立场，否则便只能滑落为民粹主义者。诚然，俄国民粹派是十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谴责、诅咒资本主义的话，俄国民粹派悉数笑纳了，马克思赞扬、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功绩的话，俄国民粹派一句也听不进去。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俄国民粹派的节操服务的。当代法国激进左翼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一脉相承，强调对事件的忠诚，即对革命的可能性的不懈追求。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与之相反，强调对进步的保证，即保证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会发生大的倒退并试图缓慢前进。双方从狂热的诸众到黄色的工会，从实践的运动到历史的规律，撕扯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对两种观点的扬弃，应立足于革命性从动力学擦出火花，进步性从热力学燃起燎原。俄国民粹派有一个俄国梦，巴枯宁认为俄国的农民民主主义革命可以点燃欧洲的熊熊烈火。然而不幸的是民粹派一定要在番茄的根茎上种出马铃薯的果实，故而必然被书写着《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石碑压在历史的长河边。

还有吗？？

工人都好。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关系对阶级划分的决定性作用，导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泛滥，也是中国ge ming的性质的不稳定的症候。历史上有哪些国家的农民党占据了主要领导权或统治阶级格外重视农民呢？na cui曾想在德国的“新边疆”推行再农业化，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东南欧国家如罗马尼亚的农民党曾很踊跃，再有就是波尔布特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东方的农业问题并不是永恒的特殊性，而恰恰是被普遍性所呼唤的，而问题的根本解决也恰恰在于走向普遍性。
田园诗定然无法再重临人间，小农们的心头只能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疮疤。想阻止农村的jie ti，想重建温情脉脉的现代公社，是基本不可能了。资本一个空前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瓦解了农村的人与人之间的前现代的关系，将大批的小农转换为城市产业工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小农都必然通过农业的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为历史所扬弃，除非像丹麦和菲律宾一样甘做世界生产体系的一颗螺丝钉。离开了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将是灾难的，小农的小生产者意识将进一步得到激发。纵观世界历史，从十月ge ming后的内战到苏东剧变，小农一向是fan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消灭小农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目标。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上会有锤头，也可能会有圆规，但总有一天会不需要镰刀。

为啥我刚发完有关农民的东西这玩意就被顶上来了

好帖先收再看

个人感觉，有些观点不错，不过主要观点是有问题的。关键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于组织劳动是否是高度集中的苏俄模式，不是劳动力是否能自由流动。要超越小农，不是只有资 本 主 义一个选择，要走社 会 主义，不是只有苏俄模式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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