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现代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课题,然而在中国学界,有关自身的传统世界观却是一个长期受到忽视的题目。[1]这与中国的传统世界观长期被国人视为落后过时有关,然而对于这个题目深入的研究,却很可能是解开传统思想与文化之特性的一把金钥匙。世界观主要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于宇宙人生最根本性也最整体性的预设及看法,这些预设及看法大致界定了人所认识到的世界之基本性质与范围,并渗透入其一切思想与行为之中,而对其人生的各方面有很深远的影响。[2]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西方科学与实证的世界观之输入,并有鉴于东西国力与文化间的巨大对比,中国学者对于传统世界观的批评日益增多。二十世纪之后,学术体制全面西化,西式教育逐渐取代传统教育,学者们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世界观更是全面崇信。唯物、进化、元素+(elements,+atoms)+与普遍律则+(universal+laws)观,代表了新时代主流世界观的基本特质。科学、理性、逻辑与分析方法则为相应于新世界观的唯一合法的思维方式。至于传统的世界观,则成为批判与嘲讽的对象。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于焉形成。
新的世界观既然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成为主流,中国学者不免用新观点对于传统作全面的批判。传统世界观中的主要成分,例如气化、阴阳、五行、道、无极、太极、天命、天理、体用、本末、心、性、命、数、时位、圣人、礼、皇极、鬼神、感应、灾异等等,往往被视为迷信或思想不清,而一概遭到排斥。近代中国的新文化或所谓启蒙运动中以科学之名对于传统的批判,其实正是一场以现代世界观取代传统世界观的运动。于是今人所认识到的,大多透过西方的框架,而遗落了许多内在于传统的理路与事物。这也使得古人许多的言行与文字,对于现代人而言,常难以理解又非常隔阂。这显示着双方的世界有不少重要乃至根本性的差异。[3]虽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用现代与西方的语言或方法来研究古人,但也显示出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些重要乃至根本性的差异。
传统世界观中,以近世的世界观对现当代影响最大。中国近世的世界观奠定于宋代,其代表性的体系完成于朱熹,本文乃以「朱子的世界观体系」为课题,试图诠解其基本特质,以对前述课题有所回应。多数现代的中国学者对于传统的世界观,长期以来颇为忽视贬抑。因此过去有关朱子世界观的研究,在中文文献中,除了传统派学者的相关论述外,竟很难发现重要的成果。然而传统派学者,并不熟悉如何使用现代西方的语言表述其有关传统世界观的认识,其成果因此常遭现代学者忽略。近年以来,一些当代学者开始对于朱子思想的部分要素开始进行分析,然而似乎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相较之下,反而是西方学者对朱子世界观的研究,颇有重要的贡献。
传统派学者的研究,以钱穆先生为代表,钱先生虽并未使用世界观一词,对于传统思想文化所具有的基本性质及其背后的世界观与思想方式,却曾提出了许多启示性的见解。敝人的许多看法,实得自于钱先生的《朱子新学案》与其大量晚年著作之启发。[4]另外,梁漱溟先生对于传统世界观中「变化」与「生生」等基本特质的发抒,亦可与本人所指出朱子的「循环演化」、「生命化」世界观相发明。[5]
西方学者中,则以李约瑟的研究最值得注意。李约瑟早在一九四零年代,便受到汉学大家葛兰言(M.+Granet)的启示,注意到中国传统「有机的」(organismic)宇宙观的独特性。[6]而后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中,他深入探讨了这种宇宙观的缘起、特性及意义。其中有关朱子的论述,实颇具启发性。[7]敝人虽不从「有机」或生物学的概念出发,转而根据传统的太极阴阳五行太极学说立论,然而本文所论,实颇可与李约瑟的研究相发明。[8]李约瑟有关朱子思想的研究,长期被思想与哲学史界所忽略。他的科学史研究,近来也被从科学社群活动史、典范转移等新观点的科学史研究质疑。[9]然而敝人受传统派学者的启示,并从截然不同的出发点与论证过程研究所得的朱子世界观,其中部分特质竟与李约瑟研究所得相呼应,这使作者不能不佩服李约瑟的见解。
与前述相对的,则是多数现代中国及东亚学者对于理学与朱子思想的解释。这些解释极为分歧,或以其为理一元论,或以其为理气二元论。[10]或以其为「唯心主义的臆想」,或以其具有科学的态度与基础。[11]或以其思想浑融精致,并无矛盾。[12]或以其理世界为将观念绝对化,独立恒存之物,实属唯心主义式谬误。[13]甚至以其思想反映了时代与个人的二重乃至二极性,内部充满了矛盾。[14]各家说法彼此缺乏可沟通的基本共识。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很多,部份固然源于朱子思想本身的深微复杂性,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多数当代学者不免用自己较熟悉的西方科、哲学世界观、思维及分类方式对其加以诠释,而古今的世界观与认知方式又相差太远,因此不免处处牴忤。许多学者经常感到朱子的学说思想中有「糊涂混乱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现代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课题,然而在中国学界,有关自身的传统世界观却是一个长期受到忽视的题目。[1]这与中国的传统世界观长期被国人视为落后过时有关,然而对于这个题目深入的研究,却很可能是解开传统思想与文化之特性的一把金钥匙。世界观主要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于宇宙人生最根本性也最整体性的预设及看法,这些预设及看法大致界定了人所认识到的世界之基本性质与范围,并渗透入其一切思想与行为之中,而对其人生的各方面有很深远的影响。[2]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西方科学与实证的世界观之输入,并有鉴于东西国力与文化间的巨大对比,中国学者对于传统世界观的批评日益增多。二十世纪之后,学术体制全面西化,西式教育逐渐取代传统教育,学者们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世界观更是全面崇信。唯物、进化、元素+(elements,+atoms)+与普遍律则+(universal+laws)观,代表了新时代主流世界观的基本特质。科学、理性、逻辑与分析方法则为相应于新世界观的唯一合法的思维方式。至于传统的世界观,则成为批判与嘲讽的对象。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于焉形成。
新的世界观既然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成为主流,中国学者不免用新观点对于传统作全面的批判。传统世界观中的主要成分,例如气化、阴阳、五行、道、无极、太极、天命、天理、体用、本末、心、性、命、数、时位、圣人、礼、皇极、鬼神、感应、灾异等等,往往被视为迷信或思想不清,而一概遭到排斥。近代中国的新文化或所谓启蒙运动中以科学之名对于传统的批判,其实正是一场以现代世界观取代传统世界观的运动。于是今人所认识到的,大多透过西方的框架,而遗落了许多内在于传统的理路与事物。这也使得古人许多的言行与文字,对于现代人而言,常难以理解又非常隔阂。这显示着双方的世界有不少重要乃至根本性的差异。[3]虽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用现代与西方的语言或方法来研究古人,但也显示出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些重要乃至根本性的差异。
传统世界观中,以近世的世界观对现当代影响最大。中国近世的世界观奠定于宋代,其代表性的体系完成于朱熹,本文乃以「朱子的世界观体系」为课题,试图诠解其基本特质,以对前述课题有所回应。多数现代的中国学者对于传统的世界观,长期以来颇为忽视贬抑。因此过去有关朱子世界观的研究,在中文文献中,除了传统派学者的相关论述外,竟很难发现重要的成果。然而传统派学者,并不熟悉如何使用现代西方的语言表述其有关传统世界观的认识,其成果因此常遭现代学者忽略。近年以来,一些当代学者开始对于朱子思想的部分要素开始进行分析,然而似乎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相较之下,反而是西方学者对朱子世界观的研究,颇有重要的贡献。
传统派学者的研究,以钱穆先生为代表,钱先生虽并未使用世界观一词,对于传统思想文化所具有的基本性质及其背后的世界观与思想方式,却曾提出了许多启示性的见解。敝人的许多看法,实得自于钱先生的《朱子新学案》与其大量晚年著作之启发。[4]另外,梁漱溟先生对于传统世界观中「变化」与「生生」等基本特质的发抒,亦可与本人所指出朱子的「循环演化」、「生命化」世界观相发明。[5]
西方学者中,则以李约瑟的研究最值得注意。李约瑟早在一九四零年代,便受到汉学大家葛兰言(M.+Granet)的启示,注意到中国传统「有机的」(organismic)宇宙观的独特性。[6]而后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中,他深入探讨了这种宇宙观的缘起、特性及意义。其中有关朱子的论述,实颇具启发性。[7]敝人虽不从「有机」或生物学的概念出发,转而根据传统的太极阴阳五行太极学说立论,然而本文所论,实颇可与李约瑟的研究相发明。[8]李约瑟有关朱子思想的研究,长期被思想与哲学史界所忽略。他的科学史研究,近来也被从科学社群活动史、典范转移等新观点的科学史研究质疑。[9]然而敝人受传统派学者的启示,并从截然不同的出发点与论证过程研究所得的朱子世界观,其中部分特质竟与李约瑟研究所得相呼应,这使作者不能不佩服李约瑟的见解。
与前述相对的,则是多数现代中国及东亚学者对于理学与朱子思想的解释。这些解释极为分歧,或以其为理一元论,或以其为理气二元论。[10]或以其为「唯心主义的臆想」,或以其具有科学的态度与基础。[11]或以其思想浑融精致,并无矛盾。[12]或以其理世界为将观念绝对化,独立恒存之物,实属唯心主义式谬误。[13]甚至以其思想反映了时代与个人的二重乃至二极性,内部充满了矛盾。[14]各家说法彼此缺乏可沟通的基本共识。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很多,部份固然源于朱子思想本身的深微复杂性,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多数当代学者不免用自己较熟悉的西方科、哲学世界观、思维及分类方式对其加以诠释,而古今的世界观与认知方式又相差太远,因此不免处处牴忤。许多学者经常感到朱子的学说思想中有「糊涂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