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转自我在“悟空问答”的回答。
以下仅指现代诗，想了解古体诗方面的可以另寻别处了。
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欧阳江河曾经说过的话：
中国当代诗人面临着两大矛盾。其一是用私人的语言为公共发声的矛盾；其二是媒体带来的传播与语言的异化的矛盾。
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用以解释何谓“现代性”的比喻很有趣：现代性是指“一个矮小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谓矮小者，指的是我们现今生活的时代，我们借以发声的“语言”，我们的感受以及为我们感受的现象等等，而“巨人”则是指顺着历史的河道倾泻下来的，那些古旧的，过往的，那些曾经辉煌的“语言、感受以及现象”。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古典主义者在其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种现代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在其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种现代主义者。而“现代”这个词之所以到今时今日才出现，是因人们终于在这一刻发觉到了“现代”。对于“现代”的认知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于“古典”的认知——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小者之所见，实际上也是巨人之所见。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分别为：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刻奇）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五种面孔分别代表了面向“历史”的五个不同的态度，现代主义选择了“立足”，先锋派选择了“舍弃 ”，颓废选择了“嘲弄”，媚俗艺术选择了“反思”，后现代主义选择了“解构”。
沿着这个观点重新审视“现代诗”，我们看到的不是“分行，舍弃韵脚，自由，散文化，语言的魔术”等等标签式的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的诗”，是一种沿着历史的筷子爬下去所获得的食粮——所谓现代诗，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历史的。
如果我们把现代诗比作对“诗的历史的反思和重构和舍弃和嘲弄”的话，我们不禁怀疑——这种立足于现代而对历史的对抗是不是必然地会迎来其终结的一天？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当现代诗在对诗的历史进行对抗的时候，它本身也在形成自己的历史。因此我们如今的现代诗或许也可以看做是“现代诗对现代诗的历史的对抗”。
诗的历史其实就是语言的历史。诗代表了人们对语言的质感的最初印象，因此语言既作为诗的质料，也作为诗的意义。
中国当代的现代诗所对抗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中国现代诗的语言的历史——中国现代诗的历史发源于五四运动，在当时，中国现代诗（或曰新诗）实际上是一种“用中文写成的外国诗”，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诗一开始就走在了对抗中国古诗的“先锋派”的现代性道路上，随后经历了几代诗人的论战，经历了多元的发展，经历了新月派，新月派，九叶派，今天派，乃至八十年代以后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战，乃至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等等等等，虽然派系庞杂，但是中国现代诗在此时对抗的对象，仍然是“古典”，换句话说，中国现代诗尚未形成自己的历史巨人，那个矮小者一直站在“古典诗歌”这一巨人的肩膀上睥睨众生。
但是有些历史仍然发生在了诗歌之外，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媒体的发展，让中国现代诗不得不走向了与另一个“非诗的历史”的对抗之上——汉语的现代性历史。汉语的现代性历史伴随着中国（尤其是大陆）的社会发展，一直受到了剧烈的动荡，包括政治的，包括媒体的，包括来自互联网的冲击，等等，在这么多“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之下，汉语已经成为了一种妥协的，肮脏的，沉沦的，媚俗的，线性的乃至脱离了神性的一种语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说道：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的可怕之处，不是在他们企图把上帝拉下神坛，而是他们企图为自己建造一个直通上帝的巴比伦塔，与上帝平起平坐。
汉语实际上正在遭受这样的暴力。因此，作为坚守于语言战争中最前线的诗人们企图重新学习汉语，要向历史学，向良知学，向无知学，向中国人的同感学，向黑暗学，向所有诗意学——去使用一种不妥协的，带有歧义的中文。
现代诗人们正悄悄地把自己的对抗对象转变为整个语言的历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诗人们开始使用一种“私人”的语言，一种理想主义者的语言来为公共的语言问题发声——而这，正是中国现代诗（尤其是当代诗歌）的真正矛盾之所在。
所以，如果你看不懂以上的内容，证明你文化水平不够，这个跟诗歌是没关系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