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中国已经看完二分之一，简要谈谈我的认识。
一是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王国斌的比较显得更为特别，他并非单纯的凭借自己的臆测进行比较而是转述了大量史家的论述，深入分析他们的话再由此进行自己的比较，比如引用了大量黄宗智，彭慕兰，冯桂芬，邓尔麟等人的论述。并一再强调中西经济、政治、社会的比较研究不能只以欧洲经验为准则，这样只会进入一个只研究“中国为什么未出现这样或那样一系列欧洲模式”的研究误区，而无法真正深入探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种误区，也酿成了中国史学界常年的悲观状态，这种悲观状态体现在中国史学界分析中国的政治状况就是：中国的国家机构不是一味的专制，强有力的控制每一层社会结构，就是国家机构的衰弱和涣散从而导致国家分裂和混乱。在这两种极端的态度下，对于中国千百年来如何反复重建农业帝国，帝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以及与地方精英势力如何调和，如何构建经济，教育等各类运行机构以及这些具体而实际的制度如何运行的研究则显得非常的不足。他们费心研究的是中国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西方的公众领域，市民社会，甚至为了迎合西方模式而扭曲中国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真实情况而去说明中国公众领域的出现，但对于中国的仓储制，义庄，义学等一系列真正存在的物事研究则很少，而这恰恰是王国斌所强调的关于对比研究所需要重点关注的，即要将一切相似点和相异点放在各自所在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而不应只是以其中任何一方为标杆。
二是关于中国和欧洲经济和人口的论述，欧洲经验论一味的强调斯密型动力在欧洲的发展和扩散，并认为欧洲的经验造就了后来的中国近代市场。而王国斌的观点在于，欧洲拥有的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通过军事，战争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它以斯密型动力开头，却也在工业革命后跳出了由市场主导的斯密型动力。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中国传统的江南模式其实质上也是斯密型动力，只不过中国因为其自身的农业经济的基础而并未跳出斯密型动力，中国的商品经济与欧洲独立并行发展，甚至更早。
关于人口，初读范豪特书中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部分观点时认为，欧洲的继承制一直是长子继承制，因此才导致余子之生存和婚姻压力，从而影响欧洲的人口，但从本书看来，欧洲的继承制是出现在双亲都无力耕作的情况下，并且在分家这方面来看，也是流行过的。在大农场经营不善的地方更不稳定也更易于出现分家的情况，人口内卷化也更严重，这更易于出现马尔萨斯危机。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这就像戴维斯描述的马丁盖尔的故事，当地流行分家。长子继承制并非绝对。
比较史学方面，布莱恩唐宁与王国斌都做的很好，他们能跳出固有的圈子看待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不以一方的标准评判另一方的优劣，唐宁对勃兰登堡-普鲁士，瑞典的讨论并不少于对英法的研究，王国斌也提出有趣的想法，他的观点在于，我们不妨从中国的角度去探讨欧洲，这会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纵向垂直统治机制比如漕运，教育，仓储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成功，是分裂成块的欧洲望尘莫及的，而这也体现出欧洲国家结构的局限。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建立是西方近代化后碰撞世界的结果，甚至认为中国及亚洲存在国家只不过是需要那么一个阶级为欧洲服务，这种学术态度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海外史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总有有趣的角度，他们进去出来，不断比对，不断比对，以达到最公正的叙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