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在西南的收缩，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颓势，而16世纪后半叶张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这一颓势。[167]。此时明北境和东海外患日增；在国内，张居正以金融化为主线的改革加速了农民失去耕地的进程，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

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

动。此时又适逢中原气候持续下降[168]，天下大乱，狼烟蜂起。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169]

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军民宣慰司的正北，几乎占据今北缅瑞丽江以北地区。而陇川则是孟养与明廷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稳定孟养对于稳定中国西南形势至关重要。与元时相比，明廷对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后退，唇亡齿寒，如再失与缅甸对立的孟养，在孟加拉湾以东至高黎贡以西的广阔山地间，明廷就会直接面临一个完整的对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势将由此大幅恶化——况且，由于东北形势日紧，此时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没有“三征麓川”时的雄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养，让为朝廷忠诚戍边的思个归还俘获侵略者缅方的士兵和战象，赐金银丝软，以抚缅方。即使如此，瑞体并不领情。第二年便发兵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因无朝廷兵援失败，他本打算逃至腾越，在中途却“为其下所执，送瑞体（应龙），杀之，尽并孟养地”[189]。1580年（明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遣人招抚缅甸，“缅不应”[190]。
明廷打败麓川国、自毁边疆屏障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明廷自拆藩篱并由此造成西南边域战略力量失衡，此后，缅甸力量迅速坐大并迅速向北面的孟养挺进；失去孟养后，在西南边地明廷已无可能平衡缅甸的力量。缅甸已一家独大，以至云南巡抚痛呼：
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191]
第三，坐而论道，明廷与前线巡抚的认识完全脱节。面对强大的缅军，明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抵制缅甸。1576年（明万历四年），缅甸大举北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坚信明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向朝廷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传檄邻近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同时派人深入缅境侦察，依据情报准备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兵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到，命部队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自己则率军设伏于戛撒（今缅甸沙杰），缅军中计并陷入困境，“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此时应为莽应龙（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192]。思个遂求明军迅速驰援以歼缅军，时巡抚云南巡抚王毅菴得张居正复信：
滇中自从嘉靖以来，屡婴多故。其初皆起于甚微，而其祸乃至于不可解。穷荒绝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不仁哉。[193]
最后张居正千万叮嘱：
今仗大略抚定，造福于远人多矣。此后惟一务安静，严禁军卫有司，毋贪小利，逞小怨，以骚动夷情，则可以高枕卧治矣。[194]
这封尽洒妇人之仁的复函，等于明示放弃援助思个，书载时云南巡抚王凝“心知其远”，按张居正的指示采取“且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195]的守边政策，“驰使止援军”，罗汝芳接令后撤援。思个在“待援未至”的情况下大败缅军，但失去了抓获缅军统帅莽应龙的机会，此终成虎患。这种貌似达观超然，实则逃避和不担当——此风普遍靡蔓于明朝政学两界——复函，在张居正给戍边大吏的往来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读让人扼腕。

张居正的指示显然与云南前线巡抚的感受严重脱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在上报自己的治边方略中，他认为朝廷西南治边的政策应当着眼于保持诸夷间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与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国。猛乃约暹罗以敌阿瓦也，为天朝也，顺也。阿瓦挟木邦以攻猛乃也，为复缅也，逆也。倘以祖宗之灵、陛下之福，瓦酋歼于猛乃之手则幸矣。万一猛乃败绩，瓦酋收拾缅党，蚕食内地，此时不先事预防，及至缅骑长驱，如思任发故事[196]，可不寒心。[197]
陈用宾以认识到如任由缅方阿瓦人扩张危害更大，而利于猛乃人，再联合暹罗（今泰国）、渤泥国[198]以削弱缅人，这样有利中国。为此，陈用宾提出亡羊补牢之策：
臣等业便宜选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罗、渤泥诸国订之并力灭缅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谕木邦不许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饮马于金沙之江，我兵岂可不行迎逆。然在腾冲，兵不满七千，势必调惯战夷兵，少亦当以二万为率，则当用二十万饷，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权于附近粤西、四川两省各借十万金备缓急，庶能不致临敌而呼庚癸也。随该兵户二部会覆两省，各量借五万两。如绝用夷攻夷，原银随即解还。倘有内犯情形，飞檄前来，再为酌处。惟是猛乃归汉，为我藩篱。彼所必争，我所必救。调兵聚饷，相机征剿。一面宣谕猛乃连属各夷竭力堵截，一面严趣木邦协力从征，一面移会两广督臣檄行暹罗、渤泥、占城等国并力灭攻瓦酋。荡平，升赏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罢兵，亦须整顿士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衅以启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贻后患。[199]
由于作为阻止缅军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国的覆灭中国西南边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陈用宾的修补政策已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缅军入侵蛮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军参将吴忠显杀缅将丙侧，缅军“击走之”[200]。《滇略》云：“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从缅入贡[201]。二十六年，孟养亦弃缅来归。”[202]当年“车里、老挝、耿马、孟养等各入贡”[203]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向北扩张，进攻孟养，为明军击退。此事坚定了孟养和蛮莫土司对明廷的信心，“时思化之子思正与思轰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204]。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缅军出动十几万军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救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

二 西域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
（一） 西北臂指相连，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继则京师危矣。
——西域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231]。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232]：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山子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沟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线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233]；“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234]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拉铁摩尔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235]
在地区安全上，南疆与北疆齿唇相依且互为依托。南疆的发展将以北疆为依托，失去北疆，除喀什附近的几个狭窄通道外，几乎就断绝了大规模物资补给交换的地理条件；而控制北疆，若再卡住河西走廊继而哈密，基本就对南疆事态形成合围之势。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叛乱并形成为祸十年的地方割据。为了平息叛乱，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为平叛提供装备，卡死河西走廊继而哈密，而后出兵北疆，1876年先攻下乌鲁木齐，从北路荡平。从南北两向对南疆阿古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次年春，左宗棠军收复吐鲁番，至此完全控制通往南路的门户，随后便全线进逼南疆，当年消灭了阿古柏反叛势力。
此外，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还有一条“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东西向的一条路”[236]这条路不仅是经南疆进入帕米尔、中亚或南亚的通道，还是新疆与西藏联系的重要通道。由疆入藏的主要路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由叶尔羌至阿里，此道至前藏迂远；东路走喀剌河，经青海入藏；中路经格尔木至腾格里海（那木错）入藏，此路最为便捷。清朝“驻藏部队每年夏天到腾格里海驻防，冬天因大雪封山而撤离。”[237]1731年西藏噶布仑阿尔布巴与盘踞新的准噶尔部串通，阴谋反清。雍正告诫驻藏云贵总督鄂尔泰，“谆（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严令卡断双方相互流窜的通道。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及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三） 漠北空，鲜卑起，西域安全压力演变为整个北方对中原政权的压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东汉窦宪击败北匈奴的“胜利”造成大漠南北力量失衡，后果相当严重。西汉时，鲜卑远居辽东塞外，东汉初南北匈奴攻战，匈奴力量削弱，鲜卑乘机坐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众内归，至洛阳朝贡，刘秀封他为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支持鲜卑攻杀北匈奴，和帝时，窦宪击败北匈奴以至“漠北空矣”并因此“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在半个多世纪后，便演化为一场更大的边疆危机：此后，鲜卑据匈奴旧地，又纳匈奴残留人口十万余，鲜卑渐入强，从中原王廷的属夷转为劲敌。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鲜卑决意填补北匈奴留下的战略真空。《魏书》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多里弹汗山设立王庭，统一鲜卑各部。“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277]此后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278]，以至“汉患之”[279]。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还是鲜卑领导层在后来十六国角逐中脱颖而出[280]，最终形成支撑西魏、北周政权的骨干力量即“关陇集团”[281]，在这个集团中又诞生出的像隋炀帝杨广[282]和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高度汉化的胡人领袖颠覆了以秦汉文明为底色的汉人政权，成为隋唐两朝开国领袖。

第二，《后汉书》对西汉以来朝廷对北疆治边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赶走北匈奴的严重性后果是窦太后、窦宪等根本意识不到的。出于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同样的初衷，范晔在写《后汉书》时特别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毛泽东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283]谈到东汉历史，毛泽东说：“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284]

范晔总结了西汉以来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了汉宣帝分而治之治边思路：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武帝）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
作者认为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的北疆反匈奴政策华而不实。他将汉武帝与汉宣帝的政策作了比较，认为随后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可行的，而王莽时期北疆动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是这一政策遭到破坏：
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扰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闲侵佚，害流傍境。
作者指出，刘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又恢复了宣帝的北疆分治的政策，形势开始好转：
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捍。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
作者又将汉武帝与汉宣帝比较后，又将汉光武帝刘秀的政策与窦太后的匈奴政策效果放在一起比较，认为这次“并兵穷讨”的效果与武帝政策相似，作者并不赞赏窦太后、窦宪、耿秉等的这段“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作者特别批评了事后朝廷没有合理的善后措施，认为没有及时迁南匈奴北上去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则是“窦宪、耿夔之徒”造成的问题所在；范晔肯定了东汉重臣袁安的意见，认为若能及时“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的话，那就可以利用这次胜利“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285]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
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
漠北空，鲜卑起；“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286]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窦宪才意识到北疆战略力量失衡可能产生的危险，窦宪复上书“乃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287]。但此时江心补漏，为时已晚。是后，帮助窦宪驱走北匈奴的鲜卑人“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288]。最后作者深刻地指出窦宪“忽经世之规”造成令朝廷陷入“自后经纶失方”，其错“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终至国以三分的悲剧：
而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
最后作者愤恨之深，扼腕痛呼：
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289]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290]
《后汉书》作者范晔，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291]，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范晔特别重视史论，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一文中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292]。因此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293]

范晔总结了西汉以来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了汉宣帝分而治之治边思路：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武帝）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
作者认为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的北疆反匈奴政策华而不实。他将汉武帝与汉宣帝的政策作了比较，认为随后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可行的，而王莽时期北疆动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是这一政策遭到破坏：
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扰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闲侵佚，害流傍境。
作者指出，刘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又恢复了宣帝的北疆分治的政策，形势开始好转：
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捍。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
作者又将汉武帝与汉宣帝比较后，又将汉光武帝刘秀的政策与窦太后的匈奴政策效果放在一起比较，认为这次“并兵穷讨”的效果与武帝政策相似，作者并不赞赏窦太后、窦宪、耿秉等的这段“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作者特别批评了事后朝廷没有合理的善后措施，认为没有及时迁南匈奴北上去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则是“窦宪、耿夔之徒”造成的问题所在；范晔肯定了东汉重臣袁安的意见，认为若能及时“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的话，那就可以利用这次胜利“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285]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
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
漠北空，鲜卑起；“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286]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窦宪才意识到北疆战略力量失衡可能产生的危险，窦宪复上书“乃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287]。但此时江心补漏，为时已晚。是后，帮助窦宪驱走北匈奴的鲜卑人“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288]。最后作者深刻地指出窦宪“忽经世之规”造成令朝廷陷入“自后经纶失方”，其错“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终至国以三分的悲剧：
而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
最后作者愤恨之深，扼腕痛呼：
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289]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290]
《后汉书》作者范晔，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291]，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范晔特别重视史论，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一文中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292]。因此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293]

（四） 颠覆性的后果：鲜卑杂胡入主中原
——“关陇集团”推动隋唐王朝建立
此时的鲜卑一改半个世纪前帮着东汉朝廷攻打北匈奴跟班的形象，对中原政权软硬不吃。桓帝派中郎张奂率兵征讨，被鲜卑打败；又派使者持绶封檀石槐为王，并欲与之和亲，“檀石槐拒不肯受，冠钞滋甚”[294]也遭拒绝。檀石槐俨然以北方霸主自居，试图反用汉廷用平衡分封匈奴势力的方式操纵中原政局[295]，试图形成以鲜卑为中心——18、19世纪英国用这种方式制衡欧洲、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也试图用同一方法控制中国——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魏书》记载檀石槐：
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从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296]
根据“诸矢量间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中原政权可以分封边地以造成“矢量”对等的有利于控制边地的地缘政治结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中原王朝可以利用力量平衡的方式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那么，边地政权是否也可以逆推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力量结构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在实践上西方欧洲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欧洲罗马帝国解体后就曾出现过以意大利教皇为中心以德国为边地，继而以德国为中心以意大利为边地，最后到近代以英国为中心以欧洲大陆国家为边地的地缘政治结构，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就尚未有成功的先例。究其原因是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周边地带没有足以形成地缘政治中心的经济资源。中原地区与其边地的这种绝对不对等的资源存量，决定了占据中原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此国情下形成的“逐鹿中原”就是争衡天下的认识。
但对政治原理的认识是需要鲜血来洗磨的。檀石槐领导下的鲜卑集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此付代价政治集团。
据学者研究，“东汉晚期（公元180～220年）气候又趋寒冷，这可能是魏晋气候大降温的前奏。”[297]此间“不仅是中国，朝鲜的气候也明显恶化。据《三国史记》所载，从公元150年到200年朝鲜寒冷多雪，和高句丽抗争也越发激化”[298]。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降水量和湿润指数都大幅下降[299]，与西南方向不同，北方大降温的寒冷天气加剧了北方游牧民族汹涌南下并对中原政治形成较大的冲击。

[21]﹝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2]﹝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3]僰（bó）人”，即濮人，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人对西南诸民族的统称。“僰”与史书记载的“濮”是一回事。中原人称西南民族为“濮”，又称“百濮”。
[24]﹝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5]﹝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6]﹝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7]﹝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8]﹝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9]纛dào：古代用毛羽做的舞具或帝王车舆上的饰物。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30]﹝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1]﹝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2]《汉书》：“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颜师古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东汉﹞班固撰：《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6页。
[33]﹝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4]大夏，中亚古国，其居民可能是印欧人种的东支——塞种人（又称斯基泰人）的一支，即古希腊文献所见Tochari。公元前140年左右，塞种人诸部自锡尔河南下，灭了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史籍将主要由塞种人诸部控制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为大夏。
[35]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大夏国都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仗，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买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印度）。骞因盛言大夏大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页。
[36]﹝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7]﹝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8]﹝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9]﹝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40]《〈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历史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1页。
[41]秦朝称归附的较大少数民族和部落为属邦，到汉代因避刘邦讳，改称属国。汉武帝年间设置了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或内属的民族。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5页。
[42]《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3]《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4]《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5]《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6]《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7]《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48]《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49]《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50]《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51]上都，唐朝都城长安。
[52]真腊，今柬埔寨。
[53]东天竺，今孟加拉。
[54]些乐城，一说在今云南盈江，一说在云南瑞丽。
[55]阳苴咩城，故地在云南大理附近。
[5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5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页。
[58]真腊，中南半岛古国，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内。
[59]堕和罗，一译堕罗钵底国，古国名，故地或以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
[60]《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0页。
[6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页。
[62]王五云主编：《大理行记及其他五种·滇载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63]《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7页。
[6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1页。
[6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9页。
[66]皮逻阁（公元697～748年），南诏第四代王，唐朝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在位20年。
[67]此处可能笔误，应为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参阅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5页。
[68]王五云主编：《大理行记及其他五种·滇载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69]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7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3页。
[73]《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页。
[74]《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5页。
[76]这句话出自《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7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78]《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8页。
[79]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80]﹝北宋﹞司马光：《治资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227页。
[81]﹝北宋﹞司马光：《治资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90页。
[8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8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6]《孟子·告子下》，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5页。
[87]蜑（dàn）獠，均为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
[88]“蒙、段二姓”，此指蒙氏南诏国和段氏大理国。
[89]云南民族研究所编：《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90]《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外国（五）·蒲甘》，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1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52页。
[91]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92]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93]《元史》卷一百四十九《列传·郭宝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页。
[94]《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4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7页。
[95]元设宣慰司，元代设置，掌管军民事务。它是介于行省与郡县之间的一种偏重于军事的承转机关，宣慰司长官官称“宣慰使”。亦有宣慰司都元帅府或宣慰司并管军民万户府者，多设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参用土官。明清沿之，以为土官最高职衔。
元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置宣抚司，为地方行政机构，掌管军民之事，为行省与郡县之间承转机构。宣慰司长官官称"宣慰使"，是负有承上启下的一个地方区划的军政最高长官。
[96]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97]《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1页。
[98]《明史》卷三百十四《列传·云南土司（二）·麓川》载：“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之名自此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10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5~6526页。
[99]《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10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00]金齿国，傣族先民在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区建立的王国，辖地大致相当于今云南省德宏州和临沧地区的镇康、永德一带。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元军入缅，将其所见所闻记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果占璧国为“金齿国”。《元史》：“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其金齿蛮。自汉开西南夷后，未尝与中国通。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掳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悉属大理。”《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书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7页。
果占璧国，分为前果占壁（567年-762年）和后果占壁（954年-1254年）两个阶段。“果占璧国”。

[101]1259年，忽必烈入蜀，谋臣赫经提出“合围把稍”的战术，他在《东师议》中建议：“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郝经》，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6页。
[102]《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列传·也罕的斤》，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6页。
[103]太公城，缅甸古城，位于今缅甸实阶区东北部达冈一带，北回归与东经96度相交地带。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04]江头成，缅甸古城名。故址有几说：（1）在今缅甸八莫；（2）在今缅甸杰沙附近；（3）在今八莫以南的恭屯（Kaung-ton）。为缅甸北部主要城市之一，当水陆交通要冲，古时从云南入缅甸多经此。名见《元史。外国列传》缅国条。据《新元史·外国列传》缅国条所述，此城同太公城、马来城、安正国城和蒲甘缅王城并称为“缅中五城”。大体位置于北纬25度，东经95度之间。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05]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106]《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页。
[107]《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3775页。
[10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5页。
[109]“八百”，亦称“八百媳妇”，古代地名，在今缅甸掸邦东部，泰国迈清一带。顾祖禹：“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古蛮夷地。世传其土酋招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11页。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10]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11]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112]“麓川”是汉文对傣族联盟国家“勐卯龙”的译写，“勐卯龙”直译为汉语是“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勐卯龙”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设立过“麓川路”（省之下、府之上的行政区），故将“勐卯龙”（大卯国）译写为“麓川国”。
[113]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页。
[114]“二十七年置缅中宣慰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明史》卷三百十五《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15]“永乐元年，缅尊那罗塔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诏设缅甸宣慰使司。”《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页。
[116]孟养宣慰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伊洛瓦底以西，那伽山脉以东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孟养。
[117]木邦军民宣慰司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包括果敢在内的东北部，治所在缅甸兴威。
[118]缅甸宣慰司，即阿瓦王王朝，曾臣属于明王朝，其地在今缅甸木邦以西，孟养以南，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
[119]八百大甸宣慰司，其治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和泰国清迈地区。
[120]马车里宣慰司，其辖地在今老挝境内。

[121]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76~77页。
[122]“（永乐）五年，那罗塔遣使贡方物，谢罪。先是，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攻，那罗塔乘衅袭之，杀刀木旦及其长子，遂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那罗塔惧，归其境土，而遣人诣阙谢罪。帝谕礼部曰：‘蛮既服辜，其释不问。’仍给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贡。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长子那罗塔管大甸，次子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罗塔尽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复入小甸，遣人来朝，且诉其情。敕谕那罗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讨。六年，那罗塔复遣人入贡，谢罪，并谢赐金牌、信符，劳赐遣之。七年复遣中官云仙等赍敕赐缅酋金织文绮。十二年，缅人来言为木邦侵掠。帝以那罗塔素强横，遣人谕之，使修好邻封，各守疆界。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诏谕缅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谕云南土官，赐缅甸锦绮。二年以莽得剌为宣慰使。初，缅甸宣慰使新加斯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缅共推莽得剌权袭，许之。自是来贡者只署缅甸，而甸中之称不复见。八年，莽得剌遣人来贡，复遣云仙赍敕赐之，并谕其勿侵木邦地。”
[123]《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0页。
[124]《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9页。
[125]《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1页。
[126]《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刘球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2页。
[127]《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2页。
[128]《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刘球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4页。
[129]史称“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对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乱出兵征讨的战役，分别发生在1439年（正统四年）、1441年（正统六年）、1442年（正统七年）、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13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131]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132]“金沙江”，此指今缅境内的伊洛瓦底江。顾祖禹：“大盈江又东南流，绕芒市西南界，陇川西北界，又南而麓川江西南流合焉，并流经孟养宣抚司东境谓之金沙江。江合众流，水势益甚，浩瀚汹涌，南流入缅甸界，阔五里余，经江头、大公、蒲甘诸城而入于南海，盖云南西南境之巨津，又与东北之金沙江异流而同名也。陇川、麓川、大盈、金沙诸川，志皆错杂不可考，今略为是正。”﹝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52页。参阅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7页。
[133]《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134]《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135]《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页。
[136]《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页。
[137]《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6页。
[138]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3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40]《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页。

[201]“（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缅酋莽应里等进贡方物。”“（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己酉）缅酋莽应里既托孟琏、孟银二土司求纳款，且致方物。”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202]﹝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203]﹝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页。
[204]﹝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205]《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206]《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207]《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208]﹝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8页。
[209]“三十年缅攻蛮莫思正奔腾越伏诛。”﹝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页。
[210]1602年（万历三十年）云南巡抚宋兴祖疏：“臣自入滇，闻蛮莫宣抚同知思化之子思正素勇悍戕，各兵以残陇川，挑动木邦阿瓦连诸夷兵逼蛮莫，思正不敌，驱象携家奔腾越以求我援。阿瓦木邦大兵尾至之，历三宣，越诸关，直抵黄连关，而阵距腾越三十里许。境内大震，副将漆文昌、参将孔宪卿虑州城不保，给思正杀之，我兵取其首。令阿瓦取一膊，此一时济变不得已之计。”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1]宋兴祖，字维杰，四川汉州中江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崇阳县令。万历二十年（1592），由德清知县行取陕西道御使。二十二年（1594）巡按辽东，二十六年（1595）转福建道监察御史，本年巡按贵州，二十九年（1601）巡按云南。
[212]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3]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215]陈用宾（1550～1617年），字道亨，号毓台，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
[216]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7]这里说的是吐蕃国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后又被送回而惨曹杀害的事件。唐宝历至大和年间，吐蕃两次派使者入朝。大和五年（公元831），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归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纳，收下符章仗铠，另派将领虞藏俭据守。该州南抵江北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是崖，三面临江，吐蕃称之为无忧城，是西南的重地。当时牛僧孺执政，商议让悉怛谋回去，把城也还给他。但吐蕃却诛灭他全族以警戒他人。自此以后的五年，吐蕃派使者来，必有回报。他们所进贡的有玉带、金皿、獭褐、牦牛尾、霞毡、马、羊、骆驼等。参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列传（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八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2页。
[218]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219]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220]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