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在位14年间好大喜功，凭借着其父隋文帝留下的庞大家底，不仅大事营建东都洛阳并迁都于此，还修筑长城、大运河等设施，为此不惜疲极民力，令天下苦不堪言。与此同时，隋炀帝还频频出巡边塞、游幸江南，在劳民伤财的同时，也让各地不胜其扰。当然，与这些作为相比，隋炀帝最为后世所诟病，并导致帝国迅速“崩盘”的举动，无疑还是三征高句丽战役。

从大业八年到十年（612-614年），隋炀帝举全国之力三征高句丽，在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后，却只赢得高句丽国王高元虚情假意的归顺，而整体局面却未发生任何变化。更加得不偿失的是，隋朝在整个战役中牺牲掉数十万军人的性命，直接或间接死于战事的民夫、百姓更是难以计数，而过度的征敛又几乎摧毁国家的经济，导致民间几乎没有活路可走。
三征高句丽给隋朝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就在战事期间，大规模的民变便已在各地纷纷出现，并逐渐形成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窦建德为首的河北军、杜伏威为首的江淮军三大农民义军集团。与此同时，各地豪强、军阀也纷纷扯旗造反，使得当时的中国战乱频仍，局势异常混乱。
面对着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叛乱，隋炀帝越来越感觉到留在洛阳的危险，于是在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逃往江都避难。就在炀帝离开洛阳没多久，李密便率军进逼东都，而炀帝的表兄、太原留守李渊也起兵反叛，在攻占故都长安后，又扶立炀帝的孙儿杨侑为傀儡皇帝（隋恭帝）。由于北方的局势呈土崩瓦解之势，所以炀帝此番到江都避难，便再也没有胆量回来。
隋炀帝逃到江都后，并没有重整山河、禁暴止乱的志向，反而每日纵情于酒色之中，将国家大政完全抛诸脑后。然而隋炀帝虽然有足够的“资本”享乐，但却坑害了十余万跟着他南下、备受思乡之苦煎熬的关东健儿们，久而久之，军中便出现大规模的逃亡现象。炀帝知道没办法留住卫士们的心，便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对待逃兵，希望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用，没想到却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弹。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利用卫士们思乡难归的怨恨情绪，禁军大将宇文化及、元礼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缢杀在宫中。炀帝遇难时，年仅50岁。与此同时，叛军还将留在江都宫中的宗室、外戚全部杀死，只留下了炀帝的侄儿杨浩（因与宇文化及之弟宇文智及交好，所以幸免于难），并将其扶立为傀儡皇帝。
宇文化弑杀隋炀帝后，随即率军十余万，裹挟着杨浩及萧皇后等人北上，声称要返回关中。在北返途中，早蓄异心的宇文化及公然霸占炀帝的后妃团，衣食起居跟天子没有两样（“化及于是入据六宫，其自奉养，一如炀帝故事。”见《隋书·卷八十五》），正史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虽然没有明言萧皇后的遭遇，但情况可想而知。
宇文化及行军至河南境内后，屡次被李密击败，窘迫无计之余，只好率领不足两万人的残余部队逃往魏县，并在此地弑杀杨浩，僭号为许帝。然而宇文化及僭号没多久，便被夏王窦建德击败俘获，随即被押往河间处决，时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闰正月。
宇文化及伏辜后，萧皇后沦为窦建德的俘虏，但受到后者的尊礼优待，一年多后又被礼送至东突厥，依附于处罗可汗。萧皇后留居塞北10年时间，直到东突厥被唐朝灭亡后，被大将李靖等人礼送至长安，又过了17年时间才去世。隋炀帝死后，萧皇后先后依附于辗转许、夏、东突厥、唐四国，期间备尝艰辛屈辱，在皇后群体中极为罕见。
隋炀帝遇难的消息传至长安后，李渊随即逼迫隋恭帝“禅位”，然后自建唐帝国，并在1年后将废帝杨侑毒杀。无独有偶，就在隋炀帝遇弑后不久，留在洛阳的重臣段达、元文都等人便拥立炀帝之孙杨侗为帝（皇泰主），然而没多久，军政大权便被军阀王世充夺取。次年（619年）四月，王世充逼迫杨侗“禅位”，然后僭号为郑帝，并在1个月后便将杨侗毒杀。如此算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有四位隋朝皇帝遇害。
在亡国的过程中，隋朝皇室的遭遇固然很悲惨，但跟黎民百姓比起来，却不值得大书特书。依照学者的统计，在大业五年（609年）时，隋朝的人口达到顶峰，官方给出的数据是907万余户、4685万余人，但考虑到大量未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实际上的人口数应约为5032万（见《中国人口史》）。
然而因为战乱、饥荒、疾疫等原因，仅仅过了十余年时间，到隋朝灭亡时，全中国的人口数竟然只剩下200余万户、1500余万人（户口数见《通典·卷七》“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人口数则见《中国人口史》）！在这串枯燥冰冷的数字变化背后，代表着怎样惨烈的亡国现实，由此可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