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十七岁盛年出任政府首揆，直至1582年溘然长逝，张居正当国的十年，从吏治、国防、财政、民生各个方面挽回了自正德朝以来江河日下的颓势，这十年成了明王朝暮色中最后一抹耀眼的光辉。在给徐阶八十岁生日所上的一篇寿序中，张居正曾这样总结这十年间的治绩：“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廪，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漠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
这十年的国库储备，超过了本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任何一个时期，仅以张居正去世不久后的一项统计，首都粮仓的粮食储备就足够满足此后十年之需。《明史·万历纪》如是记述万历新政的成绩：“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清代历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张居正十年施政治绩斐然。
有慈圣皇太后的鼎力相助，又有司礼监大珰冯保的悉心合作，张居正的改革颇显得心应手。后世学者习惯于拿他与十一世纪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作比，但王安石是个理想主义者，于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难免阻碍重重，而张居正则是个实干家，“凡事耐得了烦”。改革既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实际推行时却从未大肆张扬，一切都在遵从祖制的前提下进行，这使得万历新政的各项措施有了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
在张居正看来，改革要雷厉风行推行，必得靠高度集中的权力去推动。甫任首辅，他就以京察着手整饬纪纲、澄清吏治，责令政府官员中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自纠过失，借此排除了一些喜欢“以言干政”，有可能对改革构成障碍的官员，这些人中不乏公认的品行才能超卓之士，但以他的说法，则是“芝兰当路，不得不锄”。1573年开始实行的考成法，使都察院、六科这些相对独立的监察系统也全都落入了他的掌控。
距本文故事两百多年前，太祖高皇帝为本朝设立的一套文官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反过来也可以掣肘大官。具体地说，帝国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治理，各部主官，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至从二品。六部的监察机关则为六科，任官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一个都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却有权对本部乃至国家大事行封驳、纠劾之责。张居正的考成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政府各部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为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以此为蓝本再制作两本，一本送都察院及各科备注，一本送内阁查考。各部院的注销文册如有欺蔽，科臣有权弹劾检举，六科有欺蔽，则由内阁检举。在高拱时代，首辅通过弄权使一部分言官成了夹袋中人物，而张居正则是通过“综核名实”，从制度上使这些风裁卓绝的言官们全都落入了他的掌握。
《明史》张居正本传对他这十年的治绩仅寥寥数语，大抵还是人云亦云地说他以霹雳手段使“政体为肃”：“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其实揽权只是这个政治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充分放权给各部，在他执政的十年间，六部的尚书们基本上没大的变动，吏部方逢时，户部王国光、殷正茂，兵部谭纶、王崇古，刑部王之诰、吴百朋，工部朱衡、李幼滋等，俱为一时之名臣。他们中除了一人被免职，二人死于任上，其他人都是到退休年龄才致仕。而用杰出将领戚继光、李成梁确保帝国东北边境安靖，用潘季驯治理河道等等，无不体现了张居正的知人善任。
他注意到了驿递方面的腐败，进行了整顿。他阻止了皇家废除死刑的念头，主张严峻刑法。他还注意到了这个时代学风空疏，游谈之士只知聚党束手空谈，主张严格控制生员数量，不许创建书院，不许群聚徒党，重申国家大事人人都可以议论，惟独读书人不许的所谓祖制。从文官集团到民间的士绅阶层，他撬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得罪了太多人，改革也如逆水行舟愈益艰难。在他有生之年，尚可开动权力的履带勉力推进，一旦故去或不再在位又何以为继？他说出来的话，也越来越透出一股悲壮和绝望气息：“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
种种改革措施中，又以1576年开始在南方某些省份逐步推行的清丈田亩和条编法更为触动豪门的利益。国初，各府州县有记载田亩的“鱼鳞册”和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在明中叶以后已与事实多有不符，豪门大户多有隐匿不报，以致税粮大量流失。而升斗小民则在丁粮之外又须承担力差、银差压力越来越重。在张居正看来，豪门利益的急遽扩张已经侵蚀国家财政至入不敷出的境地，大量社会资本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长此下去，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解体。张居正承认，全国性的田地普查以及把名目繁多的各种差徭编为一条，计亩征银，老百姓得到了很多实惠，而官豪之家“殊为未便”，在推行过程中，各省集体性的阻挠时有发生。但在首辅铁腕之下，全国性的耕地丈量还是以皇帝的名义开展了。
半个多世纪后的顾炎武指出，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思路大体是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百姓不利于士大夫，他才会在死后那么快地被清算，“祸发身后”。其实，早在张居正的各项改革铺开不久，文官集团对他的攻击就开始了，1576年初，巡按御史刘台的一封要求皇帝“抑损相权”的上疏，让张居正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伤心不已，因为这个猛烈向他开火的御史竟然还是他在1571年任主考官时取中的一个进士。
张居正为推进新政，各项改革预设了一个遵从祖制的大前提，这一权宜之计不过是为了把改革的障碍减少到最低程度，偏偏刘台就先攻这一处软肋——“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一连五六个“祖宗之法如是乎”的排比句式在行文气势上固然排山倒海，其所论却也并非全无根据。尤为让张居正怵然于心的，是他对“考成法”的质疑。
刘台说，本朝的一切政事，一向来是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阁臣有举劾之权。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实行的考成法，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其基本的理路是，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这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内阁衔列翰林，只是皇帝的顾问班子，其职司所在不过是从容论思而已，怎么可以举劾科臣？刘台指出，张居正考成法的真正目的就是“胁制科臣”，让他们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在去年发生在辽东的一场战役中，身为巡按御史的刘台因越权上奏军功，撞到了张居正“综核名实”的枪口上，以违制妄奏受到严旨戒饬。但在劾状中他避而不谈此事，只是举了一班因上书言事、被放外任或谪戍的官员名单，给座师扣上了“摧折言官，仇视正士”这顶帽子。
对个人私生活及道德操守方面的指责，也击中了张居正的一处软肋。尽管张居正一向标榜自从任首辅以来闭门却扫，于公务活动之外从不与士大夫交接，间或与一二亲故相过从，也从不议论时政，但在经济方面他也并非全无污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家远在江陵，无从管束，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积习所致，腐败的空气在十六世纪中叶后已经笼罩一切，侵蚀一切。行贿者无所不用其极，北京送礼不成，便跑到江陵首辅的老家去送，张居正与友人信中所说的“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当没有夸大的成分。刘台质问的“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实非无的放矢。其他诸如把辽王府第占为己有、遣锦衣卫军士建坊、为子弟谋举乡试等各项指控，当也可一一坐实。
张居正有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对敬修、嗣修、懋修三人期望尤高。帝国不成文的规矩是，大臣子弟可为荫生，再行补官，不应该再与寒士争进取，因为他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舐犊情深的张居正不愿他的儿子们当荫生，想尽办法罗致优秀青年做儿子们的伴读，让他们走乡试、会试这条出身的大路。在刘台看来，这也是他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女谋利益，不合祖宗法度。
刘台认为，凡此种种，皆证明首辅是在“威福自己，目无朝廷”。刘台最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了这封攻势凌厉的疏状：他考中进士时，张居正是总裁，他后来分任部曹，又是张居正荐举之下改为御史，张居正实是有恩于他，自己之所以敢讼言攻击恩人，实在是君臣谊重使他顾不上私恩，“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要是真这样的话，他就是死了也是不朽的。
刘台是大公无私全然为国家前途着想，还是为报复去年因违制妄奏受到的戒饬？张居正倒不一定要去搞个明白。既然刘台提出要裁抑自己的权力，那就只好让他让路。张居正对皇帝说：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唯有一去以谢刘台。皇帝安慰他的老师，勿介浮言，命鸿胪寺送去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以示眷怀。在接下来发下的一道手谕中，皇帝责骂刘台为“畜物”，又派司礼监到内阁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
张居正让刘台免去了廷杖的耻辱，只给了他一个削籍为民的处分。时人都以为首辅宽宏，张居正自己也说，廷杖会摧折士心，他不忍这样对待一个言官，哪怕是他说错了话，“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但张居正对这个背叛自己的门生实是恨到了骨子里，几年后，他得着了一个机会，查实了刘台在辽东任上受贿的事实，终于把他流戍浔州了事。
目下圣眷方隆，皇帝、太后对首辅的倚重无以复加，且不说都察院和六科的言官们已在制度上为内阁所轭制，即便有人敢不自量力站出来说一句首辅的不是，也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而张居正在夺情后的几年里，对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敏感。史传称“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
张居正最憎恨的是那些自以为饱读诗书的游谈之士，他认为，正是这群不知国事艰难，空发议论的书生使得一个时代的学风变得浮而不实。这种偏执和有失宽厚的想法使他在1579年初作出了一个结怨于天下士子的决定，禁止私创学院和聚徒讲学。首当其冲的是四处讲学的泰州学派著名学者何心隐，就在这年春天，何心隐在祈门遭到张居正的门生湖广巡抚王之垣的逮捕，半年后被乱棒打杀于大堂之上。据说何心隐在巡抚大堂上傲然不跪，冷目对着王之垣，讥笑他不过是位秉上司之意的奴才，“你岂敢杀我，又怎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何、张的这一节公案可以追溯到16世纪50年代初，当时，离开胡宗宪幕的何心隐来到京城，通过好友耿定向会见了时为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何心隐向来以才学自恃，见面之际与张开了一句玩笑：公居大学，知大学之道吗？何心隐之学传于颜山农，颜又传于王阳明的嫡传弟子王艮，王学的这一分支讲求一切求诸本心，弃绝假道学，何心隐这样向张居正发问，本非轻薄之意，而只是那个时代学者们见面相互考量学问的意思。但城府极深的张居正凛然作答道：观你意时时欲飞，但飞不起来！这句话中透出的隐隐杀机让何心隐打了一个冷颤，后来他这样对耿氏兄弟说：此人日后必当国，杀我者此人也。
这十年的国库储备，超过了本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任何一个时期，仅以张居正去世不久后的一项统计，首都粮仓的粮食储备就足够满足此后十年之需。《明史·万历纪》如是记述万历新政的成绩：“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清代历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张居正十年施政治绩斐然。
有慈圣皇太后的鼎力相助，又有司礼监大珰冯保的悉心合作，张居正的改革颇显得心应手。后世学者习惯于拿他与十一世纪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作比，但王安石是个理想主义者，于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难免阻碍重重，而张居正则是个实干家，“凡事耐得了烦”。改革既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实际推行时却从未大肆张扬，一切都在遵从祖制的前提下进行，这使得万历新政的各项措施有了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
在张居正看来，改革要雷厉风行推行，必得靠高度集中的权力去推动。甫任首辅，他就以京察着手整饬纪纲、澄清吏治，责令政府官员中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自纠过失，借此排除了一些喜欢“以言干政”，有可能对改革构成障碍的官员，这些人中不乏公认的品行才能超卓之士，但以他的说法，则是“芝兰当路，不得不锄”。1573年开始实行的考成法，使都察院、六科这些相对独立的监察系统也全都落入了他的掌控。
距本文故事两百多年前，太祖高皇帝为本朝设立的一套文官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反过来也可以掣肘大官。具体地说，帝国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治理，各部主官，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至从二品。六部的监察机关则为六科，任官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一个都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却有权对本部乃至国家大事行封驳、纠劾之责。张居正的考成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政府各部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为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以此为蓝本再制作两本，一本送都察院及各科备注，一本送内阁查考。各部院的注销文册如有欺蔽，科臣有权弹劾检举，六科有欺蔽，则由内阁检举。在高拱时代，首辅通过弄权使一部分言官成了夹袋中人物，而张居正则是通过“综核名实”，从制度上使这些风裁卓绝的言官们全都落入了他的掌握。
《明史》张居正本传对他这十年的治绩仅寥寥数语，大抵还是人云亦云地说他以霹雳手段使“政体为肃”：“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其实揽权只是这个政治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充分放权给各部，在他执政的十年间，六部的尚书们基本上没大的变动，吏部方逢时，户部王国光、殷正茂，兵部谭纶、王崇古，刑部王之诰、吴百朋，工部朱衡、李幼滋等，俱为一时之名臣。他们中除了一人被免职，二人死于任上，其他人都是到退休年龄才致仕。而用杰出将领戚继光、李成梁确保帝国东北边境安靖，用潘季驯治理河道等等，无不体现了张居正的知人善任。
他注意到了驿递方面的腐败，进行了整顿。他阻止了皇家废除死刑的念头，主张严峻刑法。他还注意到了这个时代学风空疏，游谈之士只知聚党束手空谈，主张严格控制生员数量，不许创建书院，不许群聚徒党，重申国家大事人人都可以议论，惟独读书人不许的所谓祖制。从文官集团到民间的士绅阶层，他撬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得罪了太多人，改革也如逆水行舟愈益艰难。在他有生之年，尚可开动权力的履带勉力推进，一旦故去或不再在位又何以为继？他说出来的话，也越来越透出一股悲壮和绝望气息：“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
种种改革措施中，又以1576年开始在南方某些省份逐步推行的清丈田亩和条编法更为触动豪门的利益。国初，各府州县有记载田亩的“鱼鳞册”和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在明中叶以后已与事实多有不符，豪门大户多有隐匿不报，以致税粮大量流失。而升斗小民则在丁粮之外又须承担力差、银差压力越来越重。在张居正看来，豪门利益的急遽扩张已经侵蚀国家财政至入不敷出的境地，大量社会资本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长此下去，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解体。张居正承认，全国性的田地普查以及把名目繁多的各种差徭编为一条，计亩征银，老百姓得到了很多实惠，而官豪之家“殊为未便”，在推行过程中，各省集体性的阻挠时有发生。但在首辅铁腕之下，全国性的耕地丈量还是以皇帝的名义开展了。
半个多世纪后的顾炎武指出，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思路大体是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百姓不利于士大夫，他才会在死后那么快地被清算，“祸发身后”。其实，早在张居正的各项改革铺开不久，文官集团对他的攻击就开始了，1576年初，巡按御史刘台的一封要求皇帝“抑损相权”的上疏，让张居正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伤心不已，因为这个猛烈向他开火的御史竟然还是他在1571年任主考官时取中的一个进士。
张居正为推进新政，各项改革预设了一个遵从祖制的大前提，这一权宜之计不过是为了把改革的障碍减少到最低程度，偏偏刘台就先攻这一处软肋——“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一连五六个“祖宗之法如是乎”的排比句式在行文气势上固然排山倒海，其所论却也并非全无根据。尤为让张居正怵然于心的，是他对“考成法”的质疑。
刘台说，本朝的一切政事，一向来是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阁臣有举劾之权。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实行的考成法，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其基本的理路是，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这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内阁衔列翰林，只是皇帝的顾问班子，其职司所在不过是从容论思而已，怎么可以举劾科臣？刘台指出，张居正考成法的真正目的就是“胁制科臣”，让他们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在去年发生在辽东的一场战役中，身为巡按御史的刘台因越权上奏军功，撞到了张居正“综核名实”的枪口上，以违制妄奏受到严旨戒饬。但在劾状中他避而不谈此事，只是举了一班因上书言事、被放外任或谪戍的官员名单，给座师扣上了“摧折言官，仇视正士”这顶帽子。
对个人私生活及道德操守方面的指责，也击中了张居正的一处软肋。尽管张居正一向标榜自从任首辅以来闭门却扫，于公务活动之外从不与士大夫交接，间或与一二亲故相过从，也从不议论时政，但在经济方面他也并非全无污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家远在江陵，无从管束，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积习所致，腐败的空气在十六世纪中叶后已经笼罩一切，侵蚀一切。行贿者无所不用其极，北京送礼不成，便跑到江陵首辅的老家去送，张居正与友人信中所说的“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当没有夸大的成分。刘台质问的“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实非无的放矢。其他诸如把辽王府第占为己有、遣锦衣卫军士建坊、为子弟谋举乡试等各项指控，当也可一一坐实。
张居正有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对敬修、嗣修、懋修三人期望尤高。帝国不成文的规矩是，大臣子弟可为荫生，再行补官，不应该再与寒士争进取，因为他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舐犊情深的张居正不愿他的儿子们当荫生，想尽办法罗致优秀青年做儿子们的伴读，让他们走乡试、会试这条出身的大路。在刘台看来，这也是他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女谋利益，不合祖宗法度。
刘台认为，凡此种种，皆证明首辅是在“威福自己，目无朝廷”。刘台最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了这封攻势凌厉的疏状：他考中进士时，张居正是总裁，他后来分任部曹，又是张居正荐举之下改为御史，张居正实是有恩于他，自己之所以敢讼言攻击恩人，实在是君臣谊重使他顾不上私恩，“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要是真这样的话，他就是死了也是不朽的。
刘台是大公无私全然为国家前途着想，还是为报复去年因违制妄奏受到的戒饬？张居正倒不一定要去搞个明白。既然刘台提出要裁抑自己的权力，那就只好让他让路。张居正对皇帝说：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唯有一去以谢刘台。皇帝安慰他的老师，勿介浮言，命鸿胪寺送去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以示眷怀。在接下来发下的一道手谕中，皇帝责骂刘台为“畜物”，又派司礼监到内阁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
张居正让刘台免去了廷杖的耻辱，只给了他一个削籍为民的处分。时人都以为首辅宽宏，张居正自己也说，廷杖会摧折士心，他不忍这样对待一个言官，哪怕是他说错了话，“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但张居正对这个背叛自己的门生实是恨到了骨子里，几年后，他得着了一个机会，查实了刘台在辽东任上受贿的事实，终于把他流戍浔州了事。
目下圣眷方隆，皇帝、太后对首辅的倚重无以复加，且不说都察院和六科的言官们已在制度上为内阁所轭制，即便有人敢不自量力站出来说一句首辅的不是，也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而张居正在夺情后的几年里，对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敏感。史传称“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
张居正最憎恨的是那些自以为饱读诗书的游谈之士，他认为，正是这群不知国事艰难，空发议论的书生使得一个时代的学风变得浮而不实。这种偏执和有失宽厚的想法使他在1579年初作出了一个结怨于天下士子的决定，禁止私创学院和聚徒讲学。首当其冲的是四处讲学的泰州学派著名学者何心隐，就在这年春天，何心隐在祈门遭到张居正的门生湖广巡抚王之垣的逮捕，半年后被乱棒打杀于大堂之上。据说何心隐在巡抚大堂上傲然不跪，冷目对着王之垣，讥笑他不过是位秉上司之意的奴才，“你岂敢杀我，又怎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何、张的这一节公案可以追溯到16世纪50年代初，当时，离开胡宗宪幕的何心隐来到京城，通过好友耿定向会见了时为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何心隐向来以才学自恃，见面之际与张开了一句玩笑：公居大学，知大学之道吗？何心隐之学传于颜山农，颜又传于王阳明的嫡传弟子王艮，王学的这一分支讲求一切求诸本心，弃绝假道学，何心隐这样向张居正发问，本非轻薄之意，而只是那个时代学者们见面相互考量学问的意思。但城府极深的张居正凛然作答道：观你意时时欲飞，但飞不起来！这句话中透出的隐隐杀机让何心隐打了一个冷颤，后来他这样对耿氏兄弟说：此人日后必当国，杀我者此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