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罗和百济并不见得就真的对日本俯首称臣，日本也并没有真的获得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统治权，但是，他通过中国南朝的认证，获得形式上的承认，足以让日本挟“形式”以令诸侯。

时间来到了中国隋朝，壮年时期的中国和生机勃勃的日本，因为国书事件发生小纠葛，“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随后又有“东天皇敬问西天皇”的称呼，都引起隋炀帝的不高兴。

对于国书事件的解读无非两种，其一是认为词句有藐视中国的意思，因此激怒隋炀帝；其二则认为或许日本是企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同先进的中国对话，这自然引起具有中华意识的皇帝的不悦。

其实，或许有那种可能，日本居然不逊的自称天子，妄图和中国皇帝站在同一位置的原因，正说明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所致，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南北朝时代，倭五王曾多次向南朝遣使进贡，却从没有向北朝派遣使者，虽然从交通便利性来说，日本与北朝通行更容易，但翻遍和北朝有关的史书，都找不到北朝和日本交流的资料。

而同样接受南朝册封的高句丽和百济，都是脚踩两只船，不仅和北朝联系紧密，还频繁向南朝派遣使节，政治态度是灵活又现实。

日本却相反，完全无视北朝，即便跨越万里，也只和南朝通好，这很可能就是源自日本对中国文化圈的仰慕敬仰，认为南朝继承了汉魏晋，代表了中国唯一的正朔。所以，才对脱胎自北朝的隋朝缺乏崇敬心理，居然把自己放在和中国对等的地位，从此可见日本的正统思想有多顽固。

不能否认，日本人有善于学习和识时务的特点，看到统一南北、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隋朝，日本酷爱学习、崇拜强者的天性再次泛滥，积极派遣留学生，去吸取学习隋朝的先进典章制度以及中国佛法，成为大化革新后日本国家建设的重要参考。

在中日交流史中占据最重要篇章的，就是遣唐使，而遣唐使正是遣隋使的延续，日本正式派遣的遣唐使前后达13次，主要目的还是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佛法。

而正是由于中国唐朝的强大，才斩断了日本伸向朝鲜半岛的爪子，迫使他从根本上修正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并更加满腔热忱的学习唐朝的中国文化，也让繁荣的奈良文化走向成熟。

直到八世纪中叶，日本才对遣唐使失去积极性和热情，那是因为日本已经充分学习到唐朝文化的精髓，并在自己的国家积存相当不错的学术业绩，当然，也有与大唐的衰落、盗贼太多以及花费过于庞大、平安贵族的消极思想等诸多关系。

唐朝是中日交流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太多耀眼的光芒，有留唐53年险些命丧大海的晁衡（阿倍仲麻吕），有历经磨难还被卷入会昌废佛事件辗转回国的第三代天台座主圆仁，有入唐40年把日语都忘记回国遇难溺亡的圆载，更有六次东渡、失明也不放弃、给日本佛教界带来巨大影响的鉴真，那真是个令人心潮澎湃黄金时代啊！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官方遣使的没落，民间私人商船的往来在九世纪中叶迅速兴起，从唐船首次到达日本至唐末的半个多世纪中，唐船到达日本的次数远远超过二十次，一直到五代北宋，都有私船往来。

此时的日本，认为自己已经吸收并掌握先进而优秀的中国文化（唐文化），因此，对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变得消极，甚至没有赵官家的积极性高。

而赵官家则急需恢复大唐王朝在东亚的声威，所以才积极的和日本交流。日本消极的对外政策是因为他们的锁国方针，但并不能阻拦日本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继续憧憬和向往，宋日之间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到了南宋时代，日本学习了宋船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不再像遣唐使那样频频遇难，是故他们的商船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