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宋日之间的交流更多在于佛法上，入宋僧并不比入唐僧少，宋朝的禅宗在日本备受瞩目，除了宗教方面，喝茶的风俗、中国的纺织技术都随着入宋僧进入日本。

因为日本的正统王朝价值观，日本对中国的汉王朝有明显的亲近感，对汉族一方的仇敌——夷狄们是反感的，所以，在南北朝时代只遣使进贡南朝，在宋金对峙时，也从不和当时东亚霸主金国交流。

等蒙古来袭的时代，或许是北条时宗夜郎自大式的无知，对外国事务的意识过于淡泊，也或许是日本人不了解蒙古人的凶名，但更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正统观念、潜意识对汉王朝的亲近感，才促使北条时宗从一开始，对蒙古的态度就是拒绝的，最终引发蒙古人的两次远征。

当文永、弘安之役结束后，战胜了蒙古***本统治者更加自尊自信，甚至自我膨胀，终元一朝，双方都没有官方往来，只有繁荣的私人商船往来，来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

正是因为蒙古来袭，引起了战争，因为战争，引起了御家人制度的动摇，在贫穷流亡的武士中又产生倭寇，他们最初对高丽进行侵略掠夺，随即蔓延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形成沿海地区的倭患。

其实，真正的倭寇在中国明朝和日本顺利建交后，曾经出现消亡的趋势，现实又果断的足利义满为了挽救窘迫的财政状况，也为了满足商人集团的欲望，就重新进入明朝的册封体制。既然纳入中国秩序，就必须做出回报，所以，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对倭寇进行了整治，当然，还有在明朝和朝鲜的双重打击下的原因，倭寇才暂时消失。

到了明朝中后期，嘉靖大倭寇就全面爆发，但众所周知，这时候的倭寇大半都是对抗明朝海禁政策的中国人，和前期热衷掠夺的真正倭寇性质是不同的，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他们更多是武装起来的中小型冒险走私的商人集团，比如郑芝龙。

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步履蹒跚，日本虽然处于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对外界却充满了野望，因此，才有丰臣秀吉的文禄、庆长之役，就是这两场战役，以及连年的倭患，在中国人和朝鲜人心中，植下对日本深深的恐惧，让他们谈倭色变。

当明朝被清朝取代时，尽管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但对夷狄出身的清朝并没有好感，明朝的残余势力甚至向日本频频借兵，希望能得到日本出兵援助，日本幕府还认真的讨论明人乞师的问题，足见日本对中国正统王朝的唇齿之情，作为邻国的日本反而比中国人更反感统治中国的夷狄王朝，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时间来到清末，中国在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时，日本则迅速的脱胎换骨走向西欧化，并再次跻身于强者秩序之中，成为亚洲的成功典范。昔日的学习对象中国却日益耄耋，终于因为朝鲜半岛的利益，双方发生战争，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决裂的导火索。

战争的胜利让中日关系彻底逆转，在历史上，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有多自卑、有多敬慕，如今就有多蔑视、多看不起，这其中有日本人信奉权势主义的原因，也有日本人历来现实的特点，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自信和自得。

日本对中国从仰慕到蔑视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你，不再如往日般强大，已经变得腐朽衰弱，凭什么让人看得起你？

因为迫在眉睫的危机冲击，中国也在努力改变自己，一改两千年来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状态，派遣留学生去向先进的日本学习，希望通过走捷径，学习正在消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日本。

而师徒身份的逆转，让日本产生更大的贪婪之心，开始策划入侵中国，实施他极其蛮横的扩张政策，把小人得志之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还好，底蕴深厚的中国并没有一蹶不振，在许多为祖国前途担忧、奔走的志士们的推动下，重新焕发出新生，并再次以强硬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让战争的失败者日本不得不正视昔日的老师、以及短暂的学生——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