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奇市是加州的一个卫星城，也是洛杉矶这座的巨型城市倾倒废旧工业和重度污染的垃圾场，日渐失去生机的土地无法满足耕作需要，农夫们纷纷进城成为把持大权的 Chessani 家族及以其关系网络向更大的网络——州政府——索取利润的筹码，一个混杂着官僚、博弈和剩余掠夺的巨大阴影在这座小城的上方铺开，在此之下，人们因被剥夺而拒认，因拒认而倒错。
True Detective 第二季同样也是围绕着一个命案而展开的对人的存在境况的分析，比起第一季的本体论反思和神秘主义背景，第二季更强化了对现代人处境的分析视角，也就是现代性下人的异化，在剧中，现代性的一个侧面——官僚主义——被置于主要话语中得到考察，在官僚网络下方的每个人都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都是被阉割者，倒错——作为精神分析术语——则是对阉割事实的拒认，主体因瞥见大他者之无能进而幻想自己是他者享乐的工具（菲勒斯），从而形成倒错的主体结构。
四个倒错者（四位主角）因一桩命案各自代表着官僚体系网络的不同位置而相遇，所谓「不同位置」是指看似彼此独立的芬奇市和州政府的两大官僚体系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但事实上它们彼此之间是纠缠不清的，正如 Ray 向 Bezzerides 所陈述的那样。
戏剧性的是，四位主角都处在一种「拒认」的状态：
Ray 拒绝自己前妻的儿子去做亲子关系鉴定；Paul 拒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Bezzerides 拒绝承认自己曾被诱奸并因此拒认性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同在性；Frank 则拒认自己的失败。
在倒错症状之下，Ray 是一位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警探，他对自身警察世家的身份无比认同，他愿意对弱者施以援手，然而妻子被强奸一事使他开始面对自己所信仰的秩序的无能，在这个情况下，Frank 以一个黑帮分子的姿态，也是 Ray 所信仰的秩序的反面和敌人，趁机向他抛以橄榄枝，这种秩序的无能和敌人的强大迫使他形成一种倒错结构，于是他成为了 Dirty Cop，开始为黑帮工作，尽管他的英雄主义情结并未散去，却转换成了成瘾症状使他在酒精和Drug带来的飘飘然中继续幻想，这种幻想导致的并非是英雄本体的在场，而是使他认为自己才是秩序的主宰者，进而他在深夜袭击了另一位父亲——倒错的结构因此深深刻印。
Bezzerides 的问题则在于母亲的意外死亡和父亲（一个嬉皮士）对家庭的漠然，以及那个创伤之核——童年遭遇诱奸——致使她不得不面对大他者的无能，于是她既需要通过否定亲密关系而否定家庭关系，又需要不断地回到自己的创伤经验（性）来遮蔽和转喻自己的诱奸遭遇，进而形成了一种强迫性重复，于是她假定自己拥有对家庭的决定权，甚至假定自己拥有对一切的决定权，她的倒错症状以一种对他者的控制欲（根本上就是对家庭关系和诱奸犯的控制欲，也就是她在与 Ray 春宵一刻之后所说的，她企图享受把被侵犯的遭遇回溯性建构成一种享乐）而存在。
Paul 的问题非常明显，母亲的**形象、父亲的缺位以及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使他进入了一种分裂的境地——一方面，他需要参与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以弥合自己的创伤；另一方面，他的同性恋者身份使他根本上无法自由地获得正常的家庭关系——于是他开始拒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甚至拒认自己，对摩托车的迷恋根本上就是对死亡的迷恋，在公路上飞驰的他是一个向死的他，他必须时刻去面对死亡，甚至必须去迎合死亡以完成对自我的终极否定。
Frank 是我认为此剧中最有魅力的男性，他的症状是对爱的失败的拒认，童年的他曾被自己的酗酒者（酗酒根本上也是一种倒错）父亲关在地下室独自面对恐惧，黑暗中的他通过暴力反抗来去获得自己的生存感，于是他必须在一种无休止的暴力和反抗中去强迫性地求生，每次他的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一点细枝末节的缺陷（比如房顶的水渍）都会被他建构性地理解为自我生存的失败，于是他必须不断通过暴力去抵抗这种失败，进而他无法接受失败，也无法接受一个失败的自己，更无法继续失败者的生活，但同时，正如那个在黑暗中的他渴望获得拯救一样，他又渴望被爱，渴望会一直有一个人在无条件地回应他的需要，于是他把被他拒认的失败根本上建构成了被爱的失败，他的求生意志根本上抵抗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爱的无能，这种无能更进一步地被展示为性无能。
这四位倒错者携带者自身主体的历史在一个谋杀案中互相刻印并参与到一场官僚阴谋当中。
与第一季不同的是，第二季的 True Detective 中的案件不以「景观」示人，Caspere 的死法显得过分正常，而在这正常之下，官僚主义网络用一种自动化机器的模式开始运作，它不光为四位主角分配了对应的位置，也为每个芬奇市的人都分配了对应的位置，即使是 Chessani 家族也不例外，因此从一开始 Caspere 的命案的真相就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是官僚主义为每个人所分配的位置，换句话说，也就是这台自动化机器对每个人的阉割。
根本上正是官僚主义的阉割呈现了四位倒错者的症状，换句话说，促使他们形成倒错结构的当然是他们的创伤经历，而真正迫使他们产生倒错症状的恰恰是官僚主义为他们每个人所分配的位置，Ray 必须要与官僚主义网络进行交易，才能在抚养权争夺案件中完成对亲子关系鉴定的拒认；Bezzerides 则必须要在官僚主义为其分配的「指挥官」身份下才能去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就像她刚一出场，就利用警察机关来践行自己对妹妹的控制欲）；Paul 则必须与官僚主义进行苟合才能去践行他对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拒认（事实上一开始的女明星案件中，他只要亮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身份，一切指控就都烟消云散）；Frank 则必须在与官僚主义网络的交易中完成自己对爱无能的拒认——他们的倒错结构必须在一个官僚机器的运作下才能得以呈现，因此这四位的倒错根本上就是一种现代性倒错，是自己的创伤内核被作用在大他者机器上所呈现的一种现代性症状。
于是城市变成了一片巨大的丛林，倒错者在其中带着对自我的拒认互相蚕食、掠夺、杀戮并死亡。
然而随着案件真相的浮出水面，人们终于发现 Caspere 的死的真相其实并非是官僚机器所为，而根本上是一股外来的力量带着复仇的意图的到场，这股力量不光杀害并折磨了 Caspere，更进一步地揭开了官僚机器的代表——警察局长和市政官——的底牌，它印证了官僚机器的运作本质上是带有原罪的，通过这种揭露使四位倒错者意识到大他者根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罪恶而获得了出场机会，于是他们的症状就获得了解构，同时也得到了治愈——Ray 开始恢复了他的英雄主义认同、Bezzerides 终于回想起了她的被诱奸经历、Frank 开始相信爱、Paul 终于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认同中迎来了死亡。
但是，正当我们真的以为四位倒错者以一种直面死亡和自我解构的姿态完成了对官僚机器的挑战，而实际上官僚机器正是容纳了这些挑战，这些挑战者的行为最终迎来了官僚机器的自我革新，Chessani 儿子上位成了新的市长，更换了一批参与者后铁路计划照常进行，官僚机器像诅咒一般恢复运作，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制造又吞噬着其他的倒错者，而人们依然在这片倒错者丛林中互相蚕食和掠夺。
True Detective 第二季同样也是围绕着一个命案而展开的对人的存在境况的分析，比起第一季的本体论反思和神秘主义背景，第二季更强化了对现代人处境的分析视角，也就是现代性下人的异化，在剧中，现代性的一个侧面——官僚主义——被置于主要话语中得到考察，在官僚网络下方的每个人都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都是被阉割者，倒错——作为精神分析术语——则是对阉割事实的拒认，主体因瞥见大他者之无能进而幻想自己是他者享乐的工具（菲勒斯），从而形成倒错的主体结构。
四个倒错者（四位主角）因一桩命案各自代表着官僚体系网络的不同位置而相遇，所谓「不同位置」是指看似彼此独立的芬奇市和州政府的两大官僚体系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但事实上它们彼此之间是纠缠不清的，正如 Ray 向 Bezzerides 所陈述的那样。
戏剧性的是，四位主角都处在一种「拒认」的状态：
Ray 拒绝自己前妻的儿子去做亲子关系鉴定；Paul 拒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Bezzerides 拒绝承认自己曾被诱奸并因此拒认性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同在性；Frank 则拒认自己的失败。
在倒错症状之下，Ray 是一位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警探，他对自身警察世家的身份无比认同，他愿意对弱者施以援手，然而妻子被强奸一事使他开始面对自己所信仰的秩序的无能，在这个情况下，Frank 以一个黑帮分子的姿态，也是 Ray 所信仰的秩序的反面和敌人，趁机向他抛以橄榄枝，这种秩序的无能和敌人的强大迫使他形成一种倒错结构，于是他成为了 Dirty Cop，开始为黑帮工作，尽管他的英雄主义情结并未散去，却转换成了成瘾症状使他在酒精和Drug带来的飘飘然中继续幻想，这种幻想导致的并非是英雄本体的在场，而是使他认为自己才是秩序的主宰者，进而他在深夜袭击了另一位父亲——倒错的结构因此深深刻印。
Bezzerides 的问题则在于母亲的意外死亡和父亲（一个嬉皮士）对家庭的漠然，以及那个创伤之核——童年遭遇诱奸——致使她不得不面对大他者的无能，于是她既需要通过否定亲密关系而否定家庭关系，又需要不断地回到自己的创伤经验（性）来遮蔽和转喻自己的诱奸遭遇，进而形成了一种强迫性重复，于是她假定自己拥有对家庭的决定权，甚至假定自己拥有对一切的决定权，她的倒错症状以一种对他者的控制欲（根本上就是对家庭关系和诱奸犯的控制欲，也就是她在与 Ray 春宵一刻之后所说的，她企图享受把被侵犯的遭遇回溯性建构成一种享乐）而存在。
Paul 的问题非常明显，母亲的**形象、父亲的缺位以及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使他进入了一种分裂的境地——一方面，他需要参与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以弥合自己的创伤；另一方面，他的同性恋者身份使他根本上无法自由地获得正常的家庭关系——于是他开始拒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甚至拒认自己，对摩托车的迷恋根本上就是对死亡的迷恋，在公路上飞驰的他是一个向死的他，他必须时刻去面对死亡，甚至必须去迎合死亡以完成对自我的终极否定。
Frank 是我认为此剧中最有魅力的男性，他的症状是对爱的失败的拒认，童年的他曾被自己的酗酒者（酗酒根本上也是一种倒错）父亲关在地下室独自面对恐惧，黑暗中的他通过暴力反抗来去获得自己的生存感，于是他必须在一种无休止的暴力和反抗中去强迫性地求生，每次他的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一点细枝末节的缺陷（比如房顶的水渍）都会被他建构性地理解为自我生存的失败，于是他必须不断通过暴力去抵抗这种失败，进而他无法接受失败，也无法接受一个失败的自己，更无法继续失败者的生活，但同时，正如那个在黑暗中的他渴望获得拯救一样，他又渴望被爱，渴望会一直有一个人在无条件地回应他的需要，于是他把被他拒认的失败根本上建构成了被爱的失败，他的求生意志根本上抵抗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爱的无能，这种无能更进一步地被展示为性无能。
这四位倒错者携带者自身主体的历史在一个谋杀案中互相刻印并参与到一场官僚阴谋当中。
与第一季不同的是，第二季的 True Detective 中的案件不以「景观」示人，Caspere 的死法显得过分正常，而在这正常之下，官僚主义网络用一种自动化机器的模式开始运作，它不光为四位主角分配了对应的位置，也为每个芬奇市的人都分配了对应的位置，即使是 Chessani 家族也不例外，因此从一开始 Caspere 的命案的真相就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是官僚主义为每个人所分配的位置，换句话说，也就是这台自动化机器对每个人的阉割。
根本上正是官僚主义的阉割呈现了四位倒错者的症状，换句话说，促使他们形成倒错结构的当然是他们的创伤经历，而真正迫使他们产生倒错症状的恰恰是官僚主义为他们每个人所分配的位置，Ray 必须要与官僚主义网络进行交易，才能在抚养权争夺案件中完成对亲子关系鉴定的拒认；Bezzerides 则必须要在官僚主义为其分配的「指挥官」身份下才能去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就像她刚一出场，就利用警察机关来践行自己对妹妹的控制欲）；Paul 则必须与官僚主义进行苟合才能去践行他对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拒认（事实上一开始的女明星案件中，他只要亮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身份，一切指控就都烟消云散）；Frank 则必须在与官僚主义网络的交易中完成自己对爱无能的拒认——他们的倒错结构必须在一个官僚机器的运作下才能得以呈现，因此这四位的倒错根本上就是一种现代性倒错，是自己的创伤内核被作用在大他者机器上所呈现的一种现代性症状。
于是城市变成了一片巨大的丛林，倒错者在其中带着对自我的拒认互相蚕食、掠夺、杀戮并死亡。
然而随着案件真相的浮出水面，人们终于发现 Caspere 的死的真相其实并非是官僚机器所为，而根本上是一股外来的力量带着复仇的意图的到场，这股力量不光杀害并折磨了 Caspere，更进一步地揭开了官僚机器的代表——警察局长和市政官——的底牌，它印证了官僚机器的运作本质上是带有原罪的，通过这种揭露使四位倒错者意识到大他者根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罪恶而获得了出场机会，于是他们的症状就获得了解构，同时也得到了治愈——Ray 开始恢复了他的英雄主义认同、Bezzerides 终于回想起了她的被诱奸经历、Frank 开始相信爱、Paul 终于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认同中迎来了死亡。
但是，正当我们真的以为四位倒错者以一种直面死亡和自我解构的姿态完成了对官僚机器的挑战，而实际上官僚机器正是容纳了这些挑战，这些挑战者的行为最终迎来了官僚机器的自我革新，Chessani 儿子上位成了新的市长，更换了一批参与者后铁路计划照常进行，官僚机器像诅咒一般恢复运作，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制造又吞噬着其他的倒错者，而人们依然在这片倒错者丛林中互相蚕食和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