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阅读了一本关于民国学术史的书籍，其中提到：“1935年，燕京大学的许地山教授被任命为本院首位中文讲座教授。当时的中文课程涵盖了文学、历史和哲学等领域。1941年8月，许教授突然离世。同年9月，陈寅恪教授短暂接任中文系主任。”这段历史描述了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赴英前夕，因故滞留香港，后被许地山安排担任港大的客座教授。然而许地山不幸中途去世，陈寅恪接替了他的职位。
正如其他记载所提到的：“傅士德教授曾询问陈君葆关于中文教授继任人的意见，陈君葆认为陈寅恪是理想的人选，而行政方面则建议由季明先生负责。傅士德教授认同这一观点，并决定向当局提出。”这里提到，尽管陈寅恪接任了许地山的教授职位，但系里的行政事务仍由其他人负责。后来的许多书籍都将陈寅恪的这段经历视为美谈，但实际上，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学者卞僧慧曾著有《陈寅恪编年事辑》，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如下：“至八月四日，因系主任许地山教授不幸逝世，大学当局请陈师继为主任。（慧按：为主任教授，行政管理由他人负责）。”卞氏的记载相对公允。当然，“主任教授”的说法也是自此出现的。实际上，英制的大学职称中并没有“主任教授”这一说法。陈寅恪接替系主任兼教授，但不负责行政，这也是存在的。然而，陈寅恪在港大的“教授”职位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客座教授”，另一种是“讲座教授”。容我稍后逐一解释。
陈寅恪原本计划前往英国，但因故滞留香港。在朋友许地山的邀请下，他出任港大教授，担任客座教授。根据陈寅恪子女的《也同欢乐也同愁》记载，陈寅恪这一时期主要是在港大“兼课”。所以虽然有“教授”之名，但实际上还是以“客座”为主。后来许地山不幸离世，陈寅恪接任“讲座教授”。
当时的香港大学秉承英制，英制的大学里，每个系设立有一位教授，作为该系的领头者，即系主任，同时也是“讲座教授”。在这个系之外，其他老师无论如何都只有“讲师”职衔。这也是为什么刘瑜曾经说她在剑桥大学无论如何都只是“一世讲师”的原因。查许地山的相关记载，许地山当时的受任职位即是“中文讲座教授”。陈寅恪接替许地山的职位，虽然不负责行政，但是“讲座教授”的席位是继承而来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英制之中如果不当系主任，是否还是讲座教授。实际上，现在的港校，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其系主任和讲座教授并不是同一人。当然，现在的港校相对于过去有所“进步”，一个系不再只有“一位教授”，而是根据贡献可以并存多位“教授”甚至多位“讲座教授”。
考虑到1941年时，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港校奉行的是英制。所以陈寅恪当时既然接班了许地山的“中文教授”职位，实际上也就是“中文讲座教授”。因此，陈寅恪那一时期在香港大学实际上担任过“客座教授”和“讲座教授”两种教职。这是过去很多人未注意到的。今日特此阐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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