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春节假期，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码字人回到县城，都会贡献出一批返乡见闻。从电影、咖啡到新能源车，一线城市有的，县城也有了，但生意逻辑并不完全一致，这种“降维”观察就有了话题度。
但很少有人在关注返乡潮后的县城。
原因很简单：观察者们也返城搬砖去了。
因为身体的缘故，今年春节我在老家多呆了几日，也更加强烈地看到县城的两幅面孔：A面，是春节假期模式，大街上人潮汹涌，瑞幸点单等候20分钟起；B面，是日常模式，晚上的机关大院挤满广场舞大妈，小诊所也能成为最热闹的情报集散地。
以瑞幸以及咖啡生意为例。
我们县城一共开了3家瑞幸、1家库迪，其他就是一些本地咖啡馆。春节假期期间，几乎每家瑞幸都挤满了人，点单时，工作人员会提前打好招呼：现在等待时间至少20分钟啊。即便如此，也难挡人们的热情。能看出来，坐在里面喝咖啡的年轻人，大多妆容精致，像是叙旧的老同学或者老朋友。
如果说，瑞幸在一线城市扮演的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在县城，它提供的其实是场景——县城里的3家瑞幸门店，其中两家都是大门店，面积都有大几十平米，能摆放一张长条桌+几套小桌椅。当然，在县城，至少我的家人们，会形容美式的味道是“刷锅水”，他们对咖啡的接纳极限是“生椰拿铁”。
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抓住返乡人的咖啡需求做生意。
县城有一条青石古街，紧邻河畔和码头，早年间有早市和早餐店，后来慢慢成为返乡人的打卡点，每到过年，人们都习惯约在这里吃早餐。于是，政府也顺势而为，这几年发力文旅，索性把这里改造成景点，每逢春节，就挂满红灯笼，成为城里年味最重的地方。
今年更是多出了很多小摊。我在大年初三去到古街时，还未走上正街，兜里就少了几十块。能吸引小孩消费的项目实在太多了，比如糖人，10块钱一个，手编竹制小灯笼，15块钱一个。咖啡摊也有两个，越南滴漏咖啡、云南咖啡，只是，25一杯的定价，直接把我劝退。
还是瑞幸香。
但正月初七之后，一切都变了。
古街上的路边小摊，包括那些咖啡摊，基本都消失了。人头涌动的古街上，只有最网红的那家店，隔着门帘就能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其他的，基本回落到正常水平。小菜站重出江湖，早上有老人在认真挑选小白菜，家长里短聊天——我熟悉的古街终于又回来了。
图：人流回落后的老街
瑞幸也不用提前点单了。快到门口时下单，蹓跶进店，基本就能取餐。尤其是早上，店里人少的很。一天早上9点多，我甚至一个人拥有了几十平米的瑞幸门店。在北京，这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情。
图：一个人的瑞幸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新能源车充电站。以我家附近的充电站为例，春节假期，这里几乎车满为患，挂着各地车牌的新能源车，都挤在这里充电。但2月19号下午，这里就变得空荡荡了，仅剩的三辆车，车牌分别是粤B、湘A和湘A。
图：空荡荡的充电站
在县城，新能源车还处于被接受的过程。我在路上看到过本地牌照的特斯拉、蔚来、理想，当然还有更多的比亚迪。但整体来说，人们接受程度更高的还是燃油车，尤其是传统的BBA。
倒也不是县城人民太保守。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充电桩。在北京，很多小区的停车场都支持业主安装自己的充电桩，但在老家县城，小区停车场基本不具备这种条件，目前只能靠建在户外的公共充电桩解决问题。
另一个拦路虎是售后。一位老家朋友年前新买了特斯拉，大年三十被剐蹭，只能开车去长沙维修。时间成本相比大城市的车主就高出了许多。
单就新能源车主使用体验而言，生活在县城的车主大概是要羡慕一线城市车主的吧。
但在“大势”面前，这种羡慕似乎有些卑微。
大概从这几年经济下行开始，越来越多对县城的羡慕声音出现在公众舆论里，比如“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这样的说法，在去年就很火。今年春节期间，一位在北京海淀工作的女孩，感慨自己返乡像进城的抖音也火了。
这些声音有个特点：很多都是集中出现在春节期间。
在大城市辛苦工作一年的人们，返乡后见到的都是县城的好：生活成本低、工作离家近、敢消费也能消费。大城市工资1万，可能一毛不剩；小县城工资3千，可以存下3千。但就像张爱玲在《天才梦》里的开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睡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很多时候，离开县城的人们，在羡慕时只看到了睡袍的华丽，而忽略了虱子。
我的大表弟，从部队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进入事业单位工作。媳妇是小学老师。两人工作稳定，穷得也很稳定，养两个孩子，几乎不做生活必需之外的开销。或许是不想孩子重复自己在老家的生活，他对刚小学二年级的女儿管教极为严格。毕竟，求学，依然是离开县城的最有效的途径。
但从我听到的信息来看，出去过，再选择回来，并在县城拥有很好的生活，似乎才是县城鄙视链顶端的存在。
返乡潮之后的县城，“王者”们已经陆续上线。
县城有家人气很旺的诊所，一位罗姓医生医术好、脾气好，甚得全城老少青睐，诊所也几乎成为情报交流站。我在这里输液的几天，就被迫旁听了不少信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退休女士的彼此炫耀。
图：县城诊所
一位看起来是退休老师，女儿曾经在美国留学；一位以前是乡镇卫生院的B超医生，女儿在澳大利亚生活过。
他们的共性就是：孩子在外见过世面，现在承欢膝下，并生儿育女。
尽管坐在输液室的两头，但一个上午的输液时间里，两位女士隔空聊天，还是达成了无数共鸣：感慨美国和悉尼的别墅价格便宜，比如美国一套别墅只要250万，悉尼带泳池的别墅当地货币100多万，而县城的联排别墅，就要280万一套，还只是毛坯。（很难说这是在抱怨县城房价高，还是表达作为县城人民的骄傲。反正，诊室很多人都投出了羡慕的眼神。）
“养崽要舒服，还是要留在身边。要是在国外，相当于没养”。
说出金句的是那位退休老师。她60岁左右，长卷发，穿着深蓝色大衣和高跟鞋，体面精致。她对女儿返乡的结果很满意，“我做了很久工作她才答应的”。
作为反面案例的，是两位女士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女儿在日本定居，已经七八年没有返乡，两人大概花了10分钟表达同情，甚至搬出案例：XX小区的XX，孩子没在身边，独自生活，在家里去世几天才被发现。
在县城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关于生活方式的共鸣，似乎更容易达成。
大到如何教育子女，如何选择家庭相处方式，小到如何治疗小的病痛。——还是在治疗室里，一位女士安利了输液补钙的奇效：头天晚上还在抽筋，输液后，立竿见影，关键是只要花15块钱。被安利的人马上就去找医生，要求也输液。
好在，罗医生拒绝了，并耐心解释：你还没到需要输液的程度。吃点钙片就可以。
熟人社会里的人情味，落在这间小诊室里，就是罗医生的体贴。他是主治医生，也会照顾到病人们的更多需求。比如，一遍遍提醒大大咧咧的男性患者注意烤火，别大意着凉；阻止病人吃常规的罐装八宝粥，主动提出帮忙加热。
人情味与烟火气，确实是县城生活的诱人一面。
春节假期的县城，是非正常热闹模式，团聚的需求之下，日常模式是隐身的。直到假期结束，返乡潮落去，县城人们开始从饭局、牌桌上起身，秩序才逐步回归。
图：恢复安静的县城
2月18日，正月初九的晚上，我跟随家人走到县政府大院，看到了一个真正久违的家乡。广场上挤满了跳广场舞的、打羽毛球的、散步的。在我看来已经足够热闹，但据家人说，等天气再暖和一些，这里会黑压压全是人。
图：县政府大院的广场舞大军
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县城的特色，至少在我老家，所有机关单位大院都是对外开放的，几乎成为城里最受欢迎的活动场所。一到晚上，人们就会选择离家近的大院去活动。
也是，在小小的县城里，谁家没有、或者不认识几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呢？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些机关大院不是遥远而神秘的。这种感觉，可能只属于客居者，或者，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当然，县城也会教训“客居者”。
2月19日这天，我计划为家人做顿红烧肉，需要买肥瘦相间、五花三层的肉。下午4点多，当我找遍了附近的超市、农贸市场都一无所获时，才意识到：在这个不欢迎冻肉和预制菜的小县城里，新鲜猪肉，当天上午就基本卖完了。当地人还讲究吃土猪肉，肥膘厚，并不太适合用来做我的“外地菜”。
图：下午5点，超市肉摊全部空了
那一刻，我无比怀念北京。山姆超市的五花肉，永远是不会翻车的红烧肉原材料。
最后，我洗劫了家里冰箱的冷冻室，还是勉强凑够了做一顿红烧肉的材料。肥是肥了些，好在味道还算正常，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们，格外捧场。小外甥女吃得满嘴是油，还不忘确认两桩事：家里冰箱还有没有肉；家里人有没有学会我的做法。
这是我们家族在今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顿团圆饭。第二天一早，我就要拔掉电源插座，重新成为他们活跃在手机里的家人。这样的相聚时刻既温暖，又有着随处可见的离愁别绪。
我舍不得家人，想逃离县城；家人舍不得我，想留在县城。说到底，对县城的态度分野，让我们的分别成为了必然。
但很少有人在关注返乡潮后的县城。
原因很简单：观察者们也返城搬砖去了。
因为身体的缘故，今年春节我在老家多呆了几日，也更加强烈地看到县城的两幅面孔：A面，是春节假期模式，大街上人潮汹涌，瑞幸点单等候20分钟起；B面，是日常模式，晚上的机关大院挤满广场舞大妈，小诊所也能成为最热闹的情报集散地。
以瑞幸以及咖啡生意为例。
我们县城一共开了3家瑞幸、1家库迪，其他就是一些本地咖啡馆。春节假期期间，几乎每家瑞幸都挤满了人，点单时，工作人员会提前打好招呼：现在等待时间至少20分钟啊。即便如此，也难挡人们的热情。能看出来，坐在里面喝咖啡的年轻人，大多妆容精致，像是叙旧的老同学或者老朋友。
如果说，瑞幸在一线城市扮演的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在县城，它提供的其实是场景——县城里的3家瑞幸门店，其中两家都是大门店，面积都有大几十平米，能摆放一张长条桌+几套小桌椅。当然，在县城，至少我的家人们，会形容美式的味道是“刷锅水”，他们对咖啡的接纳极限是“生椰拿铁”。
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抓住返乡人的咖啡需求做生意。
县城有一条青石古街，紧邻河畔和码头，早年间有早市和早餐店，后来慢慢成为返乡人的打卡点，每到过年，人们都习惯约在这里吃早餐。于是，政府也顺势而为，这几年发力文旅，索性把这里改造成景点，每逢春节，就挂满红灯笼，成为城里年味最重的地方。
今年更是多出了很多小摊。我在大年初三去到古街时，还未走上正街，兜里就少了几十块。能吸引小孩消费的项目实在太多了，比如糖人，10块钱一个，手编竹制小灯笼，15块钱一个。咖啡摊也有两个，越南滴漏咖啡、云南咖啡，只是，25一杯的定价，直接把我劝退。
还是瑞幸香。
但正月初七之后，一切都变了。
古街上的路边小摊，包括那些咖啡摊，基本都消失了。人头涌动的古街上，只有最网红的那家店，隔着门帘就能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其他的，基本回落到正常水平。小菜站重出江湖，早上有老人在认真挑选小白菜，家长里短聊天——我熟悉的古街终于又回来了。
图：人流回落后的老街
瑞幸也不用提前点单了。快到门口时下单，蹓跶进店，基本就能取餐。尤其是早上，店里人少的很。一天早上9点多，我甚至一个人拥有了几十平米的瑞幸门店。在北京，这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情。
图：一个人的瑞幸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新能源车充电站。以我家附近的充电站为例，春节假期，这里几乎车满为患，挂着各地车牌的新能源车，都挤在这里充电。但2月19号下午，这里就变得空荡荡了，仅剩的三辆车，车牌分别是粤B、湘A和湘A。
图：空荡荡的充电站
在县城，新能源车还处于被接受的过程。我在路上看到过本地牌照的特斯拉、蔚来、理想，当然还有更多的比亚迪。但整体来说，人们接受程度更高的还是燃油车，尤其是传统的BBA。
倒也不是县城人民太保守。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充电桩。在北京，很多小区的停车场都支持业主安装自己的充电桩，但在老家县城，小区停车场基本不具备这种条件，目前只能靠建在户外的公共充电桩解决问题。
另一个拦路虎是售后。一位老家朋友年前新买了特斯拉，大年三十被剐蹭，只能开车去长沙维修。时间成本相比大城市的车主就高出了许多。
单就新能源车主使用体验而言，生活在县城的车主大概是要羡慕一线城市车主的吧。
但在“大势”面前，这种羡慕似乎有些卑微。
大概从这几年经济下行开始，越来越多对县城的羡慕声音出现在公众舆论里，比如“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这样的说法，在去年就很火。今年春节期间，一位在北京海淀工作的女孩，感慨自己返乡像进城的抖音也火了。
这些声音有个特点：很多都是集中出现在春节期间。
在大城市辛苦工作一年的人们，返乡后见到的都是县城的好：生活成本低、工作离家近、敢消费也能消费。大城市工资1万，可能一毛不剩；小县城工资3千，可以存下3千。但就像张爱玲在《天才梦》里的开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睡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很多时候，离开县城的人们，在羡慕时只看到了睡袍的华丽，而忽略了虱子。
我的大表弟，从部队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进入事业单位工作。媳妇是小学老师。两人工作稳定，穷得也很稳定，养两个孩子，几乎不做生活必需之外的开销。或许是不想孩子重复自己在老家的生活，他对刚小学二年级的女儿管教极为严格。毕竟，求学，依然是离开县城的最有效的途径。
但从我听到的信息来看，出去过，再选择回来，并在县城拥有很好的生活，似乎才是县城鄙视链顶端的存在。
返乡潮之后的县城，“王者”们已经陆续上线。
县城有家人气很旺的诊所，一位罗姓医生医术好、脾气好，甚得全城老少青睐，诊所也几乎成为情报交流站。我在这里输液的几天，就被迫旁听了不少信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退休女士的彼此炫耀。
图：县城诊所
一位看起来是退休老师，女儿曾经在美国留学；一位以前是乡镇卫生院的B超医生，女儿在澳大利亚生活过。
他们的共性就是：孩子在外见过世面，现在承欢膝下，并生儿育女。
尽管坐在输液室的两头，但一个上午的输液时间里，两位女士隔空聊天，还是达成了无数共鸣：感慨美国和悉尼的别墅价格便宜，比如美国一套别墅只要250万，悉尼带泳池的别墅当地货币100多万，而县城的联排别墅，就要280万一套，还只是毛坯。（很难说这是在抱怨县城房价高，还是表达作为县城人民的骄傲。反正，诊室很多人都投出了羡慕的眼神。）
“养崽要舒服，还是要留在身边。要是在国外，相当于没养”。
说出金句的是那位退休老师。她60岁左右，长卷发，穿着深蓝色大衣和高跟鞋，体面精致。她对女儿返乡的结果很满意，“我做了很久工作她才答应的”。
作为反面案例的，是两位女士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女儿在日本定居，已经七八年没有返乡，两人大概花了10分钟表达同情，甚至搬出案例：XX小区的XX，孩子没在身边，独自生活，在家里去世几天才被发现。
在县城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关于生活方式的共鸣，似乎更容易达成。
大到如何教育子女，如何选择家庭相处方式，小到如何治疗小的病痛。——还是在治疗室里，一位女士安利了输液补钙的奇效：头天晚上还在抽筋，输液后，立竿见影，关键是只要花15块钱。被安利的人马上就去找医生，要求也输液。
好在，罗医生拒绝了，并耐心解释：你还没到需要输液的程度。吃点钙片就可以。
熟人社会里的人情味，落在这间小诊室里，就是罗医生的体贴。他是主治医生，也会照顾到病人们的更多需求。比如，一遍遍提醒大大咧咧的男性患者注意烤火，别大意着凉；阻止病人吃常规的罐装八宝粥，主动提出帮忙加热。
人情味与烟火气，确实是县城生活的诱人一面。
春节假期的县城，是非正常热闹模式，团聚的需求之下，日常模式是隐身的。直到假期结束，返乡潮落去，县城人们开始从饭局、牌桌上起身，秩序才逐步回归。
图：恢复安静的县城
2月18日，正月初九的晚上，我跟随家人走到县政府大院，看到了一个真正久违的家乡。广场上挤满了跳广场舞的、打羽毛球的、散步的。在我看来已经足够热闹，但据家人说，等天气再暖和一些，这里会黑压压全是人。
图：县政府大院的广场舞大军
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县城的特色，至少在我老家，所有机关单位大院都是对外开放的，几乎成为城里最受欢迎的活动场所。一到晚上，人们就会选择离家近的大院去活动。
也是，在小小的县城里，谁家没有、或者不认识几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呢？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些机关大院不是遥远而神秘的。这种感觉，可能只属于客居者，或者，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当然，县城也会教训“客居者”。
2月19日这天，我计划为家人做顿红烧肉，需要买肥瘦相间、五花三层的肉。下午4点多，当我找遍了附近的超市、农贸市场都一无所获时，才意识到：在这个不欢迎冻肉和预制菜的小县城里，新鲜猪肉，当天上午就基本卖完了。当地人还讲究吃土猪肉，肥膘厚，并不太适合用来做我的“外地菜”。
图：下午5点，超市肉摊全部空了
那一刻，我无比怀念北京。山姆超市的五花肉，永远是不会翻车的红烧肉原材料。
最后，我洗劫了家里冰箱的冷冻室，还是勉强凑够了做一顿红烧肉的材料。肥是肥了些，好在味道还算正常，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们，格外捧场。小外甥女吃得满嘴是油，还不忘确认两桩事：家里冰箱还有没有肉；家里人有没有学会我的做法。
这是我们家族在今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顿团圆饭。第二天一早，我就要拔掉电源插座，重新成为他们活跃在手机里的家人。这样的相聚时刻既温暖，又有着随处可见的离愁别绪。
我舍不得家人，想逃离县城；家人舍不得我，想留在县城。说到底，对县城的态度分野，让我们的分别成为了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