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末中国西南社会生活的斑斓画卷：西方人描绘的中国文化地图
柯乐洪从广州出发，主要沿水路，跋山涉水，经过广西梧州、南宁等主要城市，到达云南，主要对当时的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普洱府、大理府和顺宁府进行考察，顺带穿越中越、中缅边境地区。沿途历经太平洋水系之珠江水系的西江、左江；元江（红河）流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印度洋水系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在对沿途有重要交通意义的水文地貌进行尽可能的勘测、记述的同时，对沿岸的城镇、乡村及居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观察记录。柯乐洪敏锐地勾勒出清末政治动荡影响下处于航运商贸枢纽地位的西南沿江城镇经济的凋敝、民间贫弱的社会历史真实，捕捉到内陆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独特的族群生活风貌。透过柯乐洪的眼光，我们获得对清代州、府、县治官僚体系的一瞥，看到官员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治理之道以及对以柯为代表的西方来华势力采取的种种富含计谋与斗争的外交策略的生动事例；看到西南丰富的资源以及当时未开发状态下原始而旖旎动人的风光；我们甚至随柯乐洪置身于一百多年前的内陆城镇山乡，感受市井生活一日的喧嚷；我们借柯的画笔，追寻西南特别是云南崇山峻岭深处许多少数民族不同支系难得一见历史身影。这幅西人的文化地图，帮助我们寻找遗失的记忆，也提供“他者”视角，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做一种思考。

二、描绘西南民族支系图像：一份珍贵历史记录
这位彬彬有礼而满腹心思的英国人，“很快发现旅行的成功关键是轻装和谦逊的态度”③。“可能用烫金、烫银信封装着的香烟是最好的礼物”④。他并非浮光掠影式地作旅行札记，而是面对他所能见到的每一个原住民，哪怕是擦肩而过，都要不厌其烦留下记录。书中发表了一批云南民族照片，还有许多手绘的云南民族支系图稿。图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录当时开化府（今文山地区）的壮族支系的日常生活真实可信的形象，是清代后期当地壮族的真实写照，因此是研究当时民族支系的珍贵史料。对于这种“西式滇夷图”，我们应当重估价值，为我所用：在文山地区，柯乐洪考察过的具体地域包括开化(今文山县城)；灰土寨（文山县城附近三公里左右，乾隆《开化府志》甲附中有即有该寨名记录，为土僚寨，今为民族杂居，以汉族为主）；乐龙(今文山县德厚镇乐龙村)。柯绘制了以“黑土僚”、“龙人”、“平头土僚”、“大头土僚”为族称的民族形象。（参见图1至图4⑤）其中对“黑土僚”一图作者注解道：“平头土僚衣着和上图（指黑土僚）很似，但有花巾缠于腰间，绿袖口，暗蓝绑腿，顶部有一绿边。”

三、由“僚”图引发的思考：“黑土僚”与现代文山壮族支系
云南境内山河交错纵横，湖坝星罗棋布彼此互相隔离，这种地理环境使古代民族迁徙后多呈分化的态势。离开母体的民族群体，在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其文化会逐步与母体产生差异性，形成支系文化⑥。从柯乐洪的调查地，绘制图像和记述来看，有如下信息值得注意：（一）我国清代历史文献中对于文山壮族民族支系及其文化面貌的民族志记载，多见于诸本《通志》的专卷、府志专条以及其他汇撰、杂说滇事之书等等。其中以图绘形式记录民族支系形象的，有官方制作或民间抄绘的“滇夷图”画册传世。这些文献，呈现了各支系历时的、纵向的发展脉络。而柯氏的考察，恰恰如一个横切面，展开多个支系共时的特征。柯图绘制了文山壮族侬支系和土支系的形象，对我们了解其分布和生活，有很好的参考作用。（二）其中“黑土僚”的男女形象，对照《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 “黑土僚”条，柯所绘图中女性衣着形制确实印证我们的史料记载“上穿短衣，用五色碎布，簇成四方锦于前后，与补相似，下穿青桶裙”⑦的特征。（三）柯文提及“黑土僚”与平头土僚服饰极为相似，是重要信息，但这是否就能说明当时文山同时存在有“黑土僚”与平头土僚两种支系？这还有待讨论。首先，柯乐洪的考察经历限制了他在文山当地的活动范围与时间，他只能依据有限的偶然机遇去绘制并识别不同的民族支系，这局限了他的认识程度。其次，从柯提出的两者区别来看，缠腰、袖口颜色、绑腿的边饰，只能说是服饰文化中的一般性符号，对一个民族支系的服饰文化来讲，还不能算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就壮族服饰文化本身来说，有年龄、婚否、盛装、便装、礼服、孝服等之区别（例如图2绘制的就只是侬人少女服装），柯图从反应民族支系文化特质层面来说，是宝贵然而未见得全面的信息，因此需要更多的参证。不管怎样，柯图毕竟为今后的壮族支系研究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形象资料。回顾文山壮族土支系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清代记录的“黑土僚”与现代文山土支系的关系仍然是有待探讨的领域。例如王亚文曾撰文指出：“云南文山州的文山县，马关县、砚山县、富宁县是土僚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清代历史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白土僚、黑土僚、花土僚，也即现在俗称之‘搭头土僚’、‘平头土僚’、‘尖头土僚’。”⑧然而很快王亚文又转而指出“清代开化府即今文山州境内的土僚，根据服饰分“黑土僚”、“白土僚”、“花土僚”三种，但由于文献记载缺略，对三种土僚的服饰没有更具体的描述。故难与今天的土僚相对应⑨。其他早期云南壮族研究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述：“搭头土僚以其包头均有一段包于头顶而得名，自称濮傣，意即古代南迁时走掉了队的人。喜穿黑色衣服，亦称黑土僚。”⑩从这段记述看,所谓的”黑土僚”仅仅是以服饰颜色为判断,对濮傣支系的一种称呼，然而这种称呼起于何时？书中没有解释，因此理解为现代的一种称呼可能更确切一些，至于其与清代“黑土僚”的关系，就尚待探讨了。

图7牛头寨妇女背筐方式综合前述资料⑪分析来看，是从一种形象对照、现代遗存印证的角度补充了土支系历史渊源研究中资料的不足，至少说明，从清代民族图像及现代服饰文化遗存来看，清代“黑土僚”、“平头土僚”与现代布岱支系有许多文化基本特征上的同一性，而如何确证三者特别是黑土僚与布岱历史上的渊源，则仍然需要更多历史材料、文献、综合考察与参证。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柯氏之考察包含一种西方对西南民族的理解与阐释。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的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⑫。柯氏对云南民族支系的理解，建立在西方人种学研究基础上，同时承载殖民舆论的政治目的与意义，因此他无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将很多民族支系一概定义为“原住民”，疏离其与汉族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云南民族众多，与国外民族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西方民族的历史发展历程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划分云南的原住民、古代移民或近代移民⑬。在重视柯考察记录的价值意义的同时应当有所区分与判断。《通过华南边疆》一书，是部考察记，而从其实地观察，注意民族状况，留下许多有关民族的实录来说，也可以说是一部重要的民族学著作。不管其初衷如何，这些资料现在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成为研究中国西南民族支系的珍贵历史参考。从清代地方史志及滇夷图，到柯氏的记述和西式“滇夷图”，再到近现代民族志调查，如同历史的链环，有助我们在民族支系的研究上向时空的纵深拓展。进行古今（近）的印证，呈现历史文化变迁的脉络。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八辑，186页,内部资料。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八辑，177页,内部资料。 ③ （英）Colquhoun，A.R.柯乐洪：《Across Chryse：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London：S.Low，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1883.Vol1，p311.伦敦1883年。 ④ （英）Colquhoun，A.R.柯乐洪：《Across Chryse：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London：S.Low，Marston，Searle，and Rivington，1883.Vol1，p319.伦敦1883年。 ⑤ （英）Colquhoun，A.R.柯乐洪：《Across Chryse：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London：S.Low，Marston，Searle，and Rivington，1883.Vol1，p386，388，390，406.伦敦1883年。 ⑥ 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2~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⑦ 方国瑜：《云南史料从刊》，第十三卷，36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 王亚文：《壮族土僚的历史来源及古今分布初探》，《昆明师专学报》，62页1998年第2期。 ⑨ 王亚文：《壮族支系土僚文化变迁初探》，《广西民族研究》，48页1999年第1期。 ⑩ 云南民族学会壮学研究委员会编：《云南壮族》，49页，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⑪笔者按：上述论述的提出，以笔者的实地调查以及对李朝刚、王有泉老师以及王明富老师的访谈为依据，在此对三位老师表示谢忱。 ⑫(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⑬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是探险家，还是直珉先锋，这是个问题？

西南地区的机杜叫，也是这么来的

云南当时是法国の势力范围

两广地区是带英的势力范围

可惜，近代的壮族照片不是很多，难窥服饰真容。现在多是舞台演出服。

其实，珉镞服饰在现代变得华丽多彩，完全没有问题，生活变好了，又不是19世纪、20世纪，谁不爱穿好看的衣服。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壮族服饰是过于“表演服装化”了，没有像汉服一样大众化、生活化……

《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柯乐洪（英国）1883年版，两卷，820页
Across Chryse: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
1883
柯乐洪（A.R.Colquhoun，中文名高奋云），是19世纪的英国前殖民官员，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旅行家、著作家。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泰晤士报》聘柯乐洪为驻华记者，暗中携带着法国军官和探险家安邺（Garnier，Francis.1839-1873，又译做加尼埃，1862－1866年间法国勘探队）的部属1867-1868年遵循的云南路线图开始他的旅程。安邺致力于寻求、勘探进入中国西南路线，同时考虑商路的价值和可能性，而柯乐洪一书主要记录了对云南，包括广西、贵州以及中越边界、滇缅边境地区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等情况考察的收获。

《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1883年出版英文版，135年后，于2018年才有中文版。本书记述了作者柯乐洪于1881年至1882年之间，深入中国，对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进行社会、文化、地理考察的收获，发表了一批照片和许多手绘的图稿，展示了云南、贵州等地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1881年12月8日，科鲁洪和制图师瓦哈布（Charles Wahab）离开伦敦，于1882年1月19日抵达广州，获得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大力支持。广州雇一艘“河渡”（大型帆船），于1882年2月4日晚上登船，5日起航。沿西江逆流而上，经三水、肇庆、封川、梧州、平南、桂平、横州、南宁、抵达广西百色（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后，河渡原路返回，探险队改由陆地穿越云南，于1882年7月左右抵达缅甸曼德勒，全程约1500英里。
历时半年之久。即使是在西江航行时，每到一处，科洪都要上岸参观访问，而靠徒步旅行的云南观察就更仔细了，因此，科洪对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经济、贸易、社会、民族、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都有详细记录，特别是对沿途遇到的壮、苗、彝、哈尼、白、傈僳等民族，花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介绍。作者还分析了缅甸与中国南方的贸易情况以及对修筑滇缅铁路的设想。书中还附有大量的图片，从而使对旅行过程的描述更加立体化、形象化。该书因材料丰富、描写具体而显现出较高价值。

伯恩著《伯恩先生在中国西南部的考察报告》（Report by Mr. F. S. A. Bourne of a Journey in South-Western China）
伯恩对广西的情况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记录。百色，由于和北海的交通联系便利，是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外国商品。通过西江的航运，从南宁来的大货船到达百色后，要将货物转载到小船上，以便运送到云南境内的剥隘，或直接由马帮运送到云南。伯恩得知，云南、贵州两省通过百色输出的鸦片每年价值白银140-150万两，足以支付通过这条路线进口的所有外国商品。除鸦片外，尚有部分普洱茶、药材等商品输出。从百色到南宁府之间的区域，居民多数是掸人（Shans），拥有自己的语言，主要由世袭的官吏统治。该区域种植最多的是甘蔗和烟草，当时还有两种特产：八角和三七。南宁是广西的第二大商业城市，除了烟草、药材、茶叶、糖、花生等产品与广东省和左、右江沿岸地区有较大的交易外，南宁也是从北海、钦州进口的外国商品和云贵鸦片的集散地。1885年从北海、钦州进口的外国商品价值达383,000镑，通过南宁输入内地，供应了广西西部、云南南部和贵州南部地区。北海和钦州是从香港和澳门进口外国货物的重要港口，主要供应西南地区。路线是从北海经海上航行至钦州，由钦州到南宁、百色，向西进入云南的剥隘，再到广南府和云南府。其中由南宁到百色以至剥隘都是水路，全程需要52天的时间。伯恩说，如果沿这条路线修建一条铁路不会遭遇太大的困难，也许是进入高原地区最容易的一条路线。伯恩也许是南昆铁路最早的提议者。1888年，英国国会编印的《中国》（蓝皮书）发表了伯恩的旅行记录，题为《伯恩在中国西部的考察报告》。

多德《泰人：汉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1923）
记录了多德1910年1月至6月进行的一次长达2000英里的在泰人中的调查旅行。它的起点泰国北部的清莱，经缅甸和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中国境内的所谓“泰人”，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的少数民族，有今天的傣族、壮族、布依族、水族等的先民。而多德的调查研究，也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再加上一些人种学、民俗学的知识进行的。多德是“泰差会（Tai Mission）”的传教士，说一口流利的泰语，用“词汇比较法”说明中国的百越族群都是泰人，是多德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广西的百色厅（今百色市），在旅店和市场上使用的都是“泰语”，多德在市场上可以毫不困难地买卖物品。百色甚至还有一个“泰名”叫Pak-sak，因而这些地区自然都是“泰人区”。多德的这部著作出版后曾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