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风云急转直下,同舟共济变成了引蛇出洞,张老师和全国的那些傻冒知识分子一样被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大帽子。
一开始还不觉的咋样，可后来毕业分配到了单位差距就暴露出来了，那些和他一起分来的同学没干几天就被调到机关，或入党提干，或又回到大城市，可张老师却一直工作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干最苦最累的农活，特别是到了文革更是受尽了苦难。
张老师本是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可却报国无门，这十几年他是做牛鬼天地不见，被批斗住牛棚，写检查做汇报，受监督被改造挣扎在无底深渊。
对国家他不能尽忠报国，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老人家。
对父母他不能堂前尽孝，反让父母为他日夜揪心。
对妻子他不能尽丈夫的责任，牛郎织女，天各一方，他们的家在沈阳。
对子女他也没能施父亲的慈爱，行教育和保护之义务，真的好苦哇。
他期盼着,他梦想着,有一天他能得到一个共和国公民应有的权利,有一天他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他期盼着，他梦想着，有一天他能把他所学到的知识回报给他亲爱的祖国,有一天能洗刷掉他的不白之冤.
十几年了他——望穿秋水，望断青春。
张老师高个帅气，有些象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年轻时，他的爱人是个残疾人，腿有些瘸，那个年代有条件的姑娘是不肯嫁给一个右派的，避之还惟恐不及。
感谢我们的右派嫂子在哪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给我们的张老师一个女人的温柔，使我们张老师又从新燃起了生命的火花。

上级领导部门也十分重视这个右派张老师，派了一个专职的副指导员专管这个问题，还成立了一个由连队干部，贫下中农张大爷和知青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对张老师行监督改造，批评教育之能事。
这个副指导员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同情张老师，为张老师抱不平，为他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工作。
正是在副指导员不懈的努力下，我们张老师才能得以比大多数右派提前近十年摘掉了那个本不应该戴上的右派份子的大帽子。
这个副指导员姓王，原是黑河市武装部的中尉现役军官，后因他不听组织的劝阻执意和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子结婚，结果被脱下军装转业到我们农场当了一名专职副指导员。
我和王副指导员处得很好，他没事时和我聊聊连队的事，发发牢骚，我还去过在黑河他岳父的家，见过他的岳父岳母，都很瘦是两位慈祥的老人，他们的家在黑河的王庶公园附近，是黑河一个有名的豪宅大院,里面有很多房子，原先都是他们家的,可那时却住满了七十二家房客，只给他家留了两户，一户是由街道办的服装加工厂，一户供他家居住。
传达文件没几天，我们连收割黄豆，那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比较好，特别是黄豆，可我们团的领导放着现成的联合收割机不让用，却要让人用镰刀割，说什么要颗粒归仓，可苦了我们全团的农工，知青，在开镰的前一天还开了誓师动员大会，我们的指导员第一个上台表态发言，他发出了谁英雄谁好汉割豆场上比比看的豪言壮语，可他却是第一个败下场的，真是太苦太累了，我们的指导员也是知青。
一眼望不到边的黄豆地，一人包一条垅，一天也割不完，况且那个黄豆也不好割，豆荚扎手，豆杆粗硬，割起来很是吃力,还要把它码成堆，摆放好。
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收工，早饭,午饭是在黄豆地里吃的。
那时已经进入了秋季,早晨还有霜冻露水寒冷潮湿，中午炎热,到了晚上又蚊虫叮咬,有时还下一阵凉雨,特别的辛苦。
那时张老师已患上了严重的肾病,病痛使他不能弯下腰来割豆子,他只能双腿跪在地上,一棵一棵艰难的割着豆子，一步一步痛苦的向前跪着爬行，有一天他终于爬不动了被送进了营部卫生院，他在医院一住住了一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