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白论”的文献根据辨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是明代小说研究不容回避的论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人提出：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之后，通俗小说创作存在一段近二百年的“空白期”。作出这一判断的文献依据是：现存的长篇通俗小说都只有嘉靖之后的刊本。
乍一听去，这种见解好像很“唯物”，很重视“实证”，但稍微追索一下，就可发现它是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的：历史上产生的通俗小说，全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无一湮没，无一损失；既然现在没有看到嘉靖以前的版本，就证明在明代前半期小说创作是一片空白。——谁都明白，这种假设是不合事理的。且不说水、火、虫、兵等灾患对古籍的严重损害，也不说历代统治者对小说的疯狂禁毁，单是对于通俗小说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就是古代小说大量湮没的根由。通俗小说固然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但越是畅销的东西就越容易湮没，因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谁也不会郑重地加以收藏；官私藏书楼阁一律不收平话小说，就是最好的证明。
直到二十世纪初，现代图书馆蓬勃创建之时，鄙弃通俗小说的状况也不曾有丝毫改善。鲁迅先生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说：“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所为（钱稻孙、王丕谟），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1]名为“通俗图书馆”却不收藏通俗小说，实不能怪主持者之“庸妄”[2]，乃社会风气使之然也。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时，因看不到小说的“旧本”，1924年3月3日在此书《后记》中喟叹道：“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才略有转机。郑振铎先生撰有《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备细道出了个中的艰辛。1956年8月他为之作了一篇新序，提到：“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3]试想，如若没有郑振铎（1898－1958）、马隅卿（1893－1935）、傅惜华（1907－1870）、孙楷第（1902－1986）、阿英（1900－1977）、胡士莹（1901－1979）、王古鲁（1901－1958）、谭正璧（1901－1991）、吴晓铃（1914－1995）、周绍良（1917－）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抢救和“引进”了大量古小说珍本、孤本，可能今天我们还在黑暗中徘徊，我们面对的“空白”也就不止是明代前期，而可能是整个明代了！
鲁迅先生说，可凭借小说初刻的序跋“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固乃行家之论；但贾人的可恶不仅在将序跋“大率刊落”，而且在妄题年月与撰人。曾见一《西晋演义》之版本，卷首有《〈西晋演义〉原序》，其文与万历刊本之雉衡山人序同，末尾竟署“时在光绪十有九年癸巳冬十一月，吴门沧浪旧隐志于黄歇浦之广百宋斋”！设令前此之版本皆已亡佚，有人据此判定《西晋演义》为光绪间的作品，将成书年代推后了300年，你又能用什么来反驳呢？
二、明代前期小说创作的信息
话又说回来，要将曾经存在的事物抹杀殆尽，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幸在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仍有蛛丝马迹透露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证明并不存在什么创作的“空白”。先来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的一条材料：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是明代小说研究不容回避的论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人提出：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之后，通俗小说创作存在一段近二百年的“空白期”。作出这一判断的文献依据是：现存的长篇通俗小说都只有嘉靖之后的刊本。
乍一听去，这种见解好像很“唯物”，很重视“实证”，但稍微追索一下，就可发现它是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的：历史上产生的通俗小说，全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无一湮没，无一损失；既然现在没有看到嘉靖以前的版本，就证明在明代前半期小说创作是一片空白。——谁都明白，这种假设是不合事理的。且不说水、火、虫、兵等灾患对古籍的严重损害，也不说历代统治者对小说的疯狂禁毁，单是对于通俗小说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就是古代小说大量湮没的根由。通俗小说固然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但越是畅销的东西就越容易湮没，因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谁也不会郑重地加以收藏；官私藏书楼阁一律不收平话小说，就是最好的证明。
直到二十世纪初，现代图书馆蓬勃创建之时，鄙弃通俗小说的状况也不曾有丝毫改善。鲁迅先生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说：“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所为（钱稻孙、王丕谟），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1]名为“通俗图书馆”却不收藏通俗小说，实不能怪主持者之“庸妄”[2]，乃社会风气使之然也。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时，因看不到小说的“旧本”，1924年3月3日在此书《后记》中喟叹道：“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才略有转机。郑振铎先生撰有《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备细道出了个中的艰辛。1956年8月他为之作了一篇新序，提到：“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3]试想，如若没有郑振铎（1898－1958）、马隅卿（1893－1935）、傅惜华（1907－1870）、孙楷第（1902－1986）、阿英（1900－1977）、胡士莹（1901－1979）、王古鲁（1901－1958）、谭正璧（1901－1991）、吴晓铃（1914－1995）、周绍良（1917－）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抢救和“引进”了大量古小说珍本、孤本，可能今天我们还在黑暗中徘徊，我们面对的“空白”也就不止是明代前期，而可能是整个明代了！
鲁迅先生说，可凭借小说初刻的序跋“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固乃行家之论；但贾人的可恶不仅在将序跋“大率刊落”，而且在妄题年月与撰人。曾见一《西晋演义》之版本，卷首有《〈西晋演义〉原序》，其文与万历刊本之雉衡山人序同，末尾竟署“时在光绪十有九年癸巳冬十一月，吴门沧浪旧隐志于黄歇浦之广百宋斋”！设令前此之版本皆已亡佚，有人据此判定《西晋演义》为光绪间的作品，将成书年代推后了300年，你又能用什么来反驳呢？
二、明代前期小说创作的信息
话又说回来，要将曾经存在的事物抹杀殆尽，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幸在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仍有蛛丝马迹透露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证明并不存在什么创作的“空白”。先来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的一条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