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以其深邃丰厚的思想学术内涵进行意义非凡的跨文化交流时，一批又一批睿智的思想巨人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历史的目光定格于18世纪下半 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朝鲜半岛，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若镛(1762-1836)就是中国经学东传路上这样一座朝鲜朝巍峨的学术高峰。丁若镛将“经世致 用”、“利生厚生”、“实事求是”实学思想会通于一，又将西方技术科学精神融会贯通，完成了朝鲜朝宏大的实学思想体系建构。丁若镛著述卷帙之浩繁，思想建 树之高远，生命历程之坎坷，都在朝鲜半岛思想史上鲜可比肩。本文着重讨论丁若镛《尚书》学及其代表作《梅氏书平》。

丁若镛的研究方法是一意针对梅赜古文以攻其伪，相对阎若璩而言，采取的方法要灵活一点，远溯源流，近订义理，不预设一个前提，也不似《疏证》条分枝节。因 而丁若镛得出的结论也明显不同。他不认为真的孔壁古文就是孔安国、马融、郑玄等人传下来的注本。相反他重点考论了孔安国、马融、郑玄等的不合理。
既然谁也没见过真的孔壁古文尚书，与其费力去论证一个真的在，不如直接弄清梅氏古文其伪何来。丁若镛就是围绕着梅氏古文这个文本，以这个作为根柢，从梅氏古文所由来入手，考证其伪。
在《总叙》中，丁若镛一一考论了古今《尚书》之学的三个本子由来兴废。其一伏生所传，乃今文二十九篇，中有书序一篇；其二传言为孔安国所献古文 《尚书》，史载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是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之。丁若镛则指出，参考五宗世家，则武帝之末鲁共王卒己久矣。三是梅赜所 献孔传古文《尚书》。通过悉心考论，明确了在今古《尚书》之学的兴废过程中，孔安国是一个关键人物。认为梅书为伪者如阎氏《疏证》有一条就是质疑孔安国 “二次献书”说。认为梅书为真者则认为“二次献书”是成立的，因为立学官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要有“师说”。关于这一点，丁若镛指出：“十六篇者《汩作》 《九共》等增多于伏本者也，文字辽绝，无可梯接，所以无师说也。《尚书》十六篇之绝无师说，如《仪礼》三十九篇绝无师说，欲辨今古文之源委者，宜与《仪 礼》比对也。”〔14〕丁若镛精于“三礼”之学，每每以“三礼”来考论《尚书》史实真伪。他进而指出：“十六篇者，安国当时亦不能读，若其平易可读如今 《说命》《太誓》，则安国必能尽读，司马迁亦必载之于《史记》矣。”〔15〕故无师说。所以“有无师说”不成为真伪的关键依据。又考杜林传古文《尚书》即 漆书，指出，杜林古文为孔安国的嫡统，杜林漆书才是孔壁真本。没有孔安国就没有古文《尚书》学。孔安国本出于伏生，在伪古文《尚书》之形成中起着重要作 用。
“安国既得壁书，又取伪《太誓》时行者以古文写之附入其中，故班固并录如此，晋李顒《尚书集注》于伪《太誓》每引孔安国之说，以此观之，伪《太誓》之附入古经，本安国所为，而司马迁亦信而录之于《周本纪》也。”〔16〕
可知，孔安国所献之本不是原本古文《尚书》，而添加了伪作在内。阎若璩所指的“古文之说大备”应是杜林古文《尚书》，经卫宏训旨、贾逵书训、马融 书传、集大成于郑玄。“郑玄之本句引伪《太誓》而作部，梅赜之本搜采真《太誓》而成编。遂使一伪废众真，小善掩大恶。而碔璞既幻，雄雌误决，此《尚书》兴 废之大端也。〔17〕”故阎若璩所谓贾、马、郑、王（肃）所注的古文《尚书》也是在杜林本的基础上加入了伪的成分，不能算是孔壁真本。
为进一步分辨《尚书》真伪，丁若镛还详细比对辨析了伏生今文《尚书》篇目、《史记》所载《尚书》篇目、郑玄所注古文《尚书》篇目。丁若镛的这一结论是结过了反复考论而得来的，正是其方法的科学合理，才有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揭开了千年来聚讼不息的《尚书》迷案。
明了这一大端，丁若镛据本疏源，先从《大序》，次及乎《正义》《集传》。有本有节，将梅书所伪处以及如何伪一一道明，构建起《梅氏书平》的主干。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丁若镛的《梅氏书平》对前人《尚书》

丁若镛的研究方法是一意针对梅赜古文以攻其伪，相对阎若璩而言，采取的方法要灵活一点，远溯源流，近订义理，不预设一个前提，也不似《疏证》条分枝节。因而丁若镛得出的结论也明显不同。他不认为真的孔壁古文就是孔安国、马融、郑玄等人传下来的注本。相反他重点考论了孔安国、马融、郑玄等的不合理。
既然谁也没见过真的孔壁古文尚书，与其费力去论证一个真的在，不如直接弄清梅氏古文其伪何来。丁若镛就是围绕着梅氏古文这个文本，以这个作为根柢，从梅氏古文所由来入手，考证其伪。
在《总叙》中，丁若镛一一考论了古今《尚书》之学的三个本子由来兴废。其一伏生所传，乃今文二十九篇，中有书序一篇；其二传言为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史载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是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之。丁若镛则指出，参考五宗世家，则武帝之末鲁共王卒己久矣。三是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通过悉心考论，明确了在今古《尚书》之学的兴废过程中，孔安国是一个关键人物。认为梅书为伪者如阎氏《疏证》有一条就是质疑孔安国“二次献书”说。认为梅书为真者则认为“二次献书”是成立的，因为立学官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要有“师说”。关于这一点，丁若镛指出：“十六篇者《汩作》《九共》等增多于伏本者也，文字辽绝，无可梯接，所以无师说也。《尚书》十六篇之绝无师说，如《仪礼》三十九篇绝无师说，欲辨今古文之源委者，宜与《仪礼》比对也。”〔14〕丁若镛精于“三礼”之学，每每以“三礼”来考论《尚书》史实真伪。他进而指出：“十六篇者，安国当时亦不能读，若其平易可读如今《说命》《太誓》，则安国必能尽读，司马迁亦必载之于《史记》矣。”〔15〕故无师说。所以“有无师说”不成为真伪的关键依据。又考杜林传古文《尚书》即漆书，指出，杜林古文为孔安国的嫡统，杜林漆书才是孔壁真本。没有孔安国就没有古文《尚书》学。孔安国本出于伏生，在伪古文《尚书》之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安国既得壁书，又取伪《太誓》时行者以古文写之附入其中，故班固并录如此，晋李顒《尚书集注》于伪《太誓》每引孔安国之说，以此观之，伪《太誓》之附入古经，本安国所为，而司马迁亦信而录之于《周本纪》也。”〔16〕
可知，孔安国所献之本不是原本古文《尚书》，而添加了伪作在内。阎若璩所指的“古文之说大备”应是杜林古文《尚书》，经卫宏训旨、贾逵书训、马融书传、集大成于郑玄。“郑玄之本句引伪《太誓》而作部，梅赜之本搜采真《太誓》而成编。遂使一伪废众真，小善掩大恶。而碔璞既幻，雄雌误决，此《尚书》兴废之大端也。〔17〕”故阎若璩所谓贾、马、郑、王（肃）所注的古文《尚书》也是在杜林本的基础上加入了伪的成分，不能算是孔壁真本。
为进一步分辨《尚书》真伪，丁若镛还详细比对辨析了伏生今文《尚书》篇目、《史记》所载《尚书》篇目、郑玄所注古文《尚书》篇目。丁若镛的这一结论是结过了反复考论而得来的，正是其方法的科学合理，才有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揭开了千年来聚讼不息的《尚书》迷案。
明了这一大端，丁若镛据本疏源，先从《大序》，次及乎《正义》《集传》。有本有节，将梅书所伪处以及如何伪一一道明，构建起《梅氏书平》的主干。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丁若镛的《梅氏书平》对前人《尚书》学研究是有所超越的。

3. 《梅氏书平》考证思路的创新
如前所述，丁若镛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十分推崇，但在具体的考证路径上，也有所突破。下面试举几例：
《疏证》：从篇数上考证。认为《汉书•艺文志》说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考定多16篇,《楚元王传》所记也说逸书为16篇,关于古文《尚书》见于西汉者都是如此。而梅赜所得却增多25篇,篇数不合。
《书平》：计篇而为三十一者，孔壁之真本加之以《书序》一篇、伪《太誓》一篇，则三十三篇也，加之以增多二十四篇则五十七篇也。计篇而为三十四者，郑氏之新本，序在额外，而伪《太誓》三篇也，加之以增多二十四篇则五十八篇也。若伏生之本二十九篇，本无分出，何又计卷？孔祭酒非不知也。计将以郑注《尚书》，医然归之于伏氏之学，故诬之如是岂不惜哉？〔18〕
阎若璩从篇数上考证，得出一个简单的不等式：16≠25。丁若镛从篇数上考证，得出孔颖达之伪。梅书则极力想与孔祭酒吻合，《正义》尚伪，况梅书乎？
《疏证》：从篇名上考证。汉代所得古文《尚书》篇名,信郑康成所说,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宝》、《汤诰》、《感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16篇,而晚出之书无《汩作》、《九共》、《典宝》等,篇名不合。
《书平》：《书》有《弃稷》本无《益稷》，虽弃名稷官不宜连称，《弃稷》之解明在《周语》，何谓弃名？…《弃稷》本作于太康之时，与《五子之歌》相连为篇，不可改也。
梅书屡合郑注，丁若镛每驳郑注，以证梅书之伪。
《疏证》：从文字用法、典制上、史实内容和撰书义例上考证。如：“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昧谷,郑作柳谷；心、肾、肠,郑作忧、肾、阳。”〔19〕
《书平》：郑（康成）云：阳伯犹言春伯，春官秩宗也…是时契为司徒，掌地官矣，又举禹掌天官矣。按撰传者本凭空白撰，为不可知之词。郑虽辛苦，注解宁得晓然？禹之百揆在尧崩之后。郑谓是年禹为天官，何据矣？又与传文何涉？郑云仪当为羲仲之后也。〔20〕
此为丁若镛论郑注《书大传》中一段，梅书总想合郑注，阎若璩总信郑注，而丁若镛偏屡诘郑注。一以原典圣贤为真。仅仅一篇《书大传》郑注，丁若镛即指出郑注差误有十余条之多。郑所注者何得为真？和阎若璩专以文字、典制、史实内容、撰书义例上分条考证，显示出对考证方法的突出所不同的是，丁若镛则没有刻意突出这些方法，而是运用这样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方法，巧妙地融合在对某一本书或某一条史实的考证上。换句话说，阎若璩是以方法论为纲，以考证对象为目；而丁若镛则是以考证对象为纲，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此外，《疏证》还从行文体例、地理设置沿革等方面进行考证。这些考证无一不被后人信服，丁若镛则更多的从古籍源流和古书义理上进行考证。将历代所传《尚书》及其注本一一筛过，去伪存真，驳诘建新。他既肯定并承续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所超越与创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下　篇《梅氏书平》的学术价值与成就
丁若镛《梅氏书平》始终坚持他经学研究上一贯的审慎，书中的考论既不妄下结论，也不曲为圆通，显示出一代经学大师的治学风范。研究方法上并不刻意求新，取实事求是之态度；正如金彦钟先生所说：“茶山之学，不分汉宋，必使合于先圣先王之古道为职志”〔21〕。但也没有学术上的佞圣之气，他反对朱子，驳难郑玄，表现出事事考而后信，处处独立思索，“惟是是求，惟是是从，惟是是执”〔22〕的学术良心。全书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也没有曲圆之说。其成就与价值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值得后人深入发掘。概而言之，略述如下：
1.《梅氏书平》的学术价值
1.1.订正旧籍旧注之误
例１． 订正伏生口授之说。《史记·晁错传》张守节“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
云：“征之，（伏生）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馀，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丁若镛对伏生一生口授《尚书》而不书之竹帛提出了质疑。指出，口授之说起于卫宏，“卫宏之意非谓伏生都无简编解说其义旨，教授其句读，使其女代言耳。”〔23〕
例２．否定汉武帝下诏作传之说。丁若镛指出，汉武帝根本就没有此诏。一是所谓“科斗”之名是伪造。《大序》云，孔壁古文皆科斗。孔序也云，鲁共王得古文《孝经》字皆科斗。经考，丁若镛认为“古文无科斗之名。科斗非西京口气（孔安国是西京人），许慎《说文》云秦有八体，王莾之时始定六体。而科斗之名不见于小学，自郑玄、卢植以来始有此称。”一是既承诏作传，就没有私自传授之理。


这是阎氏被后人称道的考辨伪《古文尚书》的一个著名结论，他是基于以下的依据：
“秘府果存其书，虽世有假托伪撰之徒，出秘书以校之，其伪可以立见，……若元帝时秘书犹有存者，则梅赜所上之《传》，何难立穷其伪哉？”
梅氏上书之时，若真古文尚在，只须出秘府书以校之，其伪立见，故而阎氏必在梅书上献之前来寻找古书遗失的时间。
丁若镛对此作出了否定：
　　“此段全误。是知阎氏于孔本梅本其源委本末犹未详谛。惟执二十五篇考古，以昭奸故。其言之孟浪荒错至于是矣， 异哉！吴才老、吴幼清以来，凡攻梅氏之书者，率于史传史志全不致力，或虽举一二而遗其八九，不能通贯首尾，故虽以阎潜丘之该洽其听茔若此，况于梅鷟陈第之 流乎？”〔27〕
丁若镛指出其错失有三：
一是，阎若璩以为古文就是多出来的十六篇：“阎氏之言，有若孔壁古文之学，唯是增多之十六篇，而其余为伏生今文者…”
二是，阎氏说十六篇亡于永嘉之乱，根据在于《隋志》。“《隋书·经籍志》云者，谓孔壁古文之原经真本，晋世犹存于内府，今遂失传也，此物自班固 《艺文志》纪载谨严，籍历详明。班固之时，此物尚无传注而只厥经文，如天球弘壁不可遗失。撰《隋志》者不得不记其存亡。孰谓布在人间之孔本尚书、马郑传注 三十四篇今无有传者乎？《隋志》又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代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何云都亡于永嘉乎？亡于永嘉者，伏氏今文之学。孔 氏十六篇或亡于此时，亦无明文，不可质言。郑注《尚书》至唐犹存，故孔颖达录其篇数，列其第次，采其诂训，昭其同异，何谓秘书已亡，无由比较耶？岂秘书可 校而人间布满之书，不可考校其篇数第次，明其有同异耶？孔颖达手执郑梅二本，详核无漏，而犹然取梅而弃郑，阎氏又何恨矣？”
三是，“所谓十六篇自初绝无师说，卫、贾、马、郑亦未有训释，而今详阎氏之言，又若十六篇亦为卫、贾、马、郑所训释，而竟亡于永嘉，岂不疎哉？王 肃亲见郑注，目为未善，自又撰注，何云郑氏微灭？王肃亦不见古文乎？王肃所未见者，梅氏之二十五篇，孰谓孔本三十三篇，王肃不见耶？此皆护梅者之奸言，阎 氏习闻此说，误认如此。”
可见，阎氏所提出的材料，都不是直接的证据。
例5．论述阎若璩、黄宗羲致误之因。黄宗羲对《疏证》赞评有加，在他为《疏证》所作的序文中，疏于考辨，无人质疑。丁若镛发现后直指其病根：“吴 草庐必取伏氏，黄南雷又许吴氏者，其病根皆抵于蔡九峰。蔡于梅氏之二十五篇书之曰：今文无古文有。此其头脑误处。今文古文皆无者，何得曰古文有乎？当时不 检两汉史一叶，但执二十五篇经文熟视而疑其伪而己。真贼未捉，罪人匿伏，每疑孔安国作伪书，不知梅仲真为真盗…”〔28〕
黄宗羲又云：“康成之注书序有《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而无《仲虺之诰》《太甲》《说命》诸篇…”〔29〕
此说实为凭空造言，丁若镛指出：“详玩此段，黄南雷亦于孔本梅本之原为曲折尚未鬯晓而径为阎氏作是序也。康成书序之注本皆完备，今皆亡灭，何以云 《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之序有郑注，《仲虺之诰》《太甲》《说命》诸篇无郑注也？徧考孔颖达《正义》及诸史传绝无此说。黄氏何以云也？ 《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皆孔壁中所谓增多之十六篇，出壁而后，下逮刘向刘歆绝无师说，非郑所注，唯其小序列于而篇之内，马郑注之《仲虺 之诰》《太甲》《说命》本不入于二十八篇之内，亦不入于增多十六篇之内，而其小序则存焉。”〔30〕
丁若镛对《疏证》一书从黄宗羲序到全书一百余条疏证多有考辨，对阎若璩“赝经真经错杂解之，书义他经之义错杂言之，其书殊无义例，凡撰书，其义例 不整则虽其所论精确，皆纷纠而难寻湮，晦而不章”〔31〕，深为惋惜。丁若镛这样的治学精神，在他那个时代的朝鲜半岛庶几无人可比。

1.2.补充订正新的史实
例1.指出《晋书》不载梅氏献书之事。丁若镛在书中交代了驳《古文尚书冤词》的缘由时指出：“所谓《古文尚书冤词》八卷，专欲背驰朱子曲护梅氏，噫其博闻强识，足以辨伏孔之门户，昭郑梅之真伪，而偏心未平，遁词横出，有不堪闷塞者矣。夫梅氏献书之事漏于《晋书》，亦一疑端，虽《孔疏》明白而或系刘焯刘炫等道听途说之言，今指旧史十八家何异乎问诸水滨？”〔32〕
　　例２．指出肃宗好古文的事实，来证伪《太誓》问题。汉魏注经之家、《小雅·鸿雁》之笺、《周颂·思文》之注、《周礼·大祝》之注等皆明引《太誓》，节录其文。毛氏认为梅书出其例外不引用，指为逸书，是出于“令甲森严”。丁若镛引用肃宗特好古文之例以驳之。毛氏又指《太誓》为伏氏之书，他说，伏书二十九篇，中有《太誓》一篇，去之合二十八宿。丁若镛指出，合二十八宿者，去《大序》而成，非《太誓》也。毛氏又云，王肃云古文《太誓》乃伐纣时事，圣人取以为《尚书》；今文《太誓》乃观兵时事。丁若镛认定王肃必无此言，其实王肃只讲了“《太誓》近得，非其本经”八字。因而，考论《太誓》三篇为伪书，“白鱼火鸟之说”即孔安国之邪说，故董仲舒、司马迁都尊信之，“孔书四十六卷，其一卷明是《太誓》，不可讳也。孔祭酒每欲推堕孔本之《太誓》归之伏学，故其言如此。”〔33〕
例３．指出杜林漆书必当纯用古文。丁若镛认为，“孔安国得其书以考伏氏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今梅书二十五篇即伏生今文之所无，则自不得为。二十九之二十五是特新增之二十五篇。”梅书与郑书相同的只有三十三篇，增多二十五篇。在篇数方面，阎若璩视之为重要证据，但考论过于简单，因而授人以柄，今有学者张岩先生撰《阎若璩＜疏证＞伪证考》，试图全面推翻阎若璩的结论，即以此为一节。〔34〕然张岩未曾深究原典，他云：“《尚书正义·尧典》孔《疏》认为：郑注《书序》二十四篇是张霸“伪书”。张霸“百两篇”于西汉成帝时献上，‘篇或数简，文意浅陋’，以‘中秘本’对照，立见其伪。郑玄不太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其实丁若镛早就指出：“《孔疏》未尝云张霸补二十四篇，是毛氏之误看。马融谓十六篇绝无师说，又何云不深考？将云《大禹谟》等十一篇有所谓孔传耶？”〔35〕二是杜林漆书必当纯用古文，郑玄之注杂用今文，《隋书》早己病之。丁若镛不仅于《梅氏书平》中多次诘难郑注，还在治《周礼》中屡驳郑玄，这两点张先生可能不曾想到。前者他误信了毛奇龄之说，后者过于相信圣人，郑玄所犯的这类错误可并不“低级”。丁若镛还指出毛奇龄多次舞文，借郑玄之口证梅书之真的案例。至于其它改换数目、任意诬罔之荒唐事例更多，丁若镛皆一一指出，直到不可再忍，而有言毛氏真正乃“萧气未除”（毛氏为萧山人，旧时萧山多刀笔吏－－笔者注）。张先生可能只看了毛奇龄《冤词》。
如他批吴才老说：“吴所云张霸伪书，谓孔壁二十四篇也。二十四篇世所不传，梅氏二十五篇无以校看，则其辽绝与否何以定之？幼清不考汉书，不知张霸作何物。又误看《孔疏》，不知孔之指意不在张霸，又不知张霸是西汉人，又不知《孔疏》何故苦攻此二十四篇。恭遵其说，反击此冥漠无传之二十四篇，疎甚矣。”〔36〕凡此，足见丁若镛治学善深思也。

1.3.阐释《尚书》义理之辨。
经学史上自疑梅书以来，每每有人因疑梅书而废古圣先王之意。丁若镛对此颇为注意，坚持复归古圣先王原典，订正了不少被曲解的《尚书》义理。以“人心道心”为例。
“人心道心”十六字心经本是朱子学的支柱，而丁若镛又是极力反对朱子性理学的。但在就义理阐发义理方面，丁若镛并不因为学术思想的差异而为谬误曲为圆通，表现出一种坚持真理的学术精神。
黄宗羲在给《古文尚书疏证》作的序中，对“人心道心”有这样一段话：
“‘允执厥中’本之《论语》，‘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论语》曰：舜亦以命禹，则舜之所言即尧之所言也。若于尧之言有所增加，《论语》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恶’宗旨。‘惟危’者，以方乎性之恶，‘惟微’者，此理散殊无有形象，必择之至精而后始与我一。故矫饰之论生焉，后之儒者于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觉，理则在于天地万物。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移换，便是‘允执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从心所欲不逾距’，只是不失人心而己。然则此十六字者，其为理学之蠧甚矣。”〔37〕
“人心”与“道心”，最早出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圣王舜劝诫即将为帝之禹：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而在《尚书》辨伪史上，《大禹谟》即被指为伪书首篇。该篇既伪，其言自当为伪，这是历来辨伪学家的逻辑。有一种全面否定了梅书的文献价值的倾向。故黄宗羲也斥之为“理学之蠧”。然丁若镛先生却指出了其义理阐述的问题：
“原夫‘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秉德传道之要旨也。‘人心道心’，五帝以来省心察性之玄诀也。出于《论语》而未必加尊，出于《荀子》而未必可侮，揭于《尚书》而未必威重，采于《道经》而未必荒唐。唯其至理协于人道妙语符于天縡，其当奉之为天球弘壁，岂得以梅书之归伪而并弃此皇皇圣言乎？末俗浇漓，权威方隆，则王安石、魏忠贤可配先圣；势去时移，则贤者为愚，正者为邪。炎凉贵贱，肝肺顿变，今以梅氏之败，而并击荀子；荀子之侮而并斥《道经》，（《道经》）之疑而并斥人心道心之说，则自心之权衡，遂无主张，唯亲人之颜色仰人之口吻，以为之忧愉去就乎？”〔38〕
在学术上，因一句话的出处不同而态度迥异，这正是辨伪家们失误的要害。“人心道心”之说，亦不能因它出自真书伪书而有别。丁若镛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做法就好比“唯亲人的颜色”是好。
丁若镛态度鲜明地指出：
“‘允执厥中’为秉德之要，‘人心道心’为察性之本，道虽一致，义当两观。‘人心道心’之察，非所以择《中庸》而道‘中庸’，伪者乃于‘执中’之上垒以三言，颇不稳帖，况精一之喻，今详《荀子》本文，原谓‘一而后能精’，非谓‘精而后能一’。其文曰：‘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有两而能精者也。’此非一而后能精乎？且人心、道心不可去一而存一，则承之以‘精一’不可解也。且使去一而存一，则是为‘允执’其一，何为‘允执厥中’。若云察夫二者之间而执其中，则仍是两骑平分，不是去一而存一也。然则‘精一’之下，承之以‘执中’，又不可解也。故荀子本文‘人心道心’自一章，‘精**御’自一章。‘允执厥中’本无影响，可按而知也。今梅氏伪案昭然，呈灵如白日中天，魑鬽莫遁。此经四句不得不罢还原质。然‘人心道心’之旨，是吾人认已省身之大训，作圣超凡之玄诀，伪书虽毁，真诠自在。益宜尊信表章，倍加翼护。胡乃斥之为‘性恶’之宗旨乎？”〔39〕
再看黄宗羲等人所论，正是把“人心道心”归踪于《荀子》，把“人心道心”分而为二。而荀子又恰有“性恶”之论，自相吻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证梅书之伪，其采用的方法就是辨伪中的“归踪法”。以为伪书必有来历，只要找出其来历，其伪昭然。
为了进一步辨证“人心道心”的义理，丁若镛又取《道经》本文来进行疏理。《道经》也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知之”之语。朱熹对此有详解，可惜黄宗羲视而不见。丁若镛又不惜笔墨来阐述其义理的原旨：
“虽其义始发于老聃，尚当服膺，况稽之于周公、仲尼、孟氏之言，凿然相合……周公曰：‘唯狂克念作圣，唯圣罔念作狂’，此非‘人心之危’而‘道心之有微旺’乎？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者，道心之危，智愚之所同也；‘习相远’者，人心之危，圣狂之条变也…”〔40〕
表面上看上去，义理之辨各有说法，本属正常。丁若镛执着于此，并非立意创新，他深知“学术头脑有差，区区经义之得失，有不足论者”〔41〕，然实关原典宏旨，丁若镛之辨功莫大矣。

1.4.考辨孔壁真本源流
丁若镛通过对毛奇龄《冤词》的辨误，以及对阎若璩《疏证》虚构古文历史的诘难，考论杜林漆书才是孔壁真本。这是丁若镛研治《尚书》的一大心得。试看丁若镛的结论：
“杜林漆书之为孔壁真本，唯贾逵一人寔居枢要，为之确证，何也？贾逵之学亲接涂恽，而杜林漆书贾乃作训。则虽欲诬漆书为别本，其说不立矣。涂恽之为安国嫡传，虽贲育不能夺矣。孔颖达云郑玄师祖孔学，传授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学，此时郑书犹存亲自阅视，故不得诬之。马融《忠经》引梅氏伪书凡三四处，不唯‘精一执中’之句而己。然今考隋唐《艺文志》无所谓马融《忠经》者，独《宋史•艺文志》有之，此非新出之为伪书乎？《忠经》称有郑注，而马、郑本传并无《忠经》之说。马氏若见《大禹谟》，何云十六篇绝无师说？”〔42〕
这与阎若璩考定马、郑、王之注本是孔壁真本的方法与结论均不同，阎若璩是先有观念后补证据。丁若镛的方法是远溯源流、近订义理。马、郑、王之注本源于杜林漆书，在传布过程中己失其真（如马、郑、王注在引用典籍时多有发挥原典所无的文字）。尤其是最后一句说明马氏不见《大禹谟》，这一证非常重要，而阎若璩不知。表面上看，阎若璩所谓贾、马、郑、王注本似乎就是杜林漆书，《隋书·经籍志》云：“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43〕后王肃亦作注，亦称“杜林本”。实际上都己发生了很大变化。杜林漆书乃古文三十三篇，有序（但毛氏诬为无序），而三家注本没有孔传，篇数与今文本相同，经文也非古非今。阎若璩为何不如丁若镛一样直指杜林漆书为孔壁真本？原因在于他的“由根柢而枝蔓”的方法掩盖了源流。而毛奇龄极力废郑立梅，“一片奸心唯击去杜林漆书，使不得为孔壁真本而己。”〔44〕也说明他把郑注杜林本当成了杜林漆书。
《后汉书•杜林传》云：“杜林，扶风茂陵人。光武征拜侍御史。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东海卫宏、济南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遂绝，何意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地，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言语之间多有隐痛。杜林漆书的遭际有着一个深层原因，“林之所受歆与恽也，不幸王莾之时建此古文。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官学既废，门徒四散，流离兵乱，旧游零落，凄凉一卷之书，保之若赵氏遗孤。而利禄既远，传习日稀，其谓之不合时务不亦可乎？”〔45〕此既杜林自言“不合时务”的原因所在，亦为杜林漆书这一孔壁真本失传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即丁若镛“新间旧，贱妨贵”的感叹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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