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来不得半点虚假，利与名一样，钱就是人生的试金石，只有当你付出劳动付出辛苦付出智慧，才能获得回报。可是我不能这样凭空幻想呀，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呀。为了几块钱的利润，为了一个似有若无的项目，为了一句无法兑现的承诺，我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心血，白跑了多少冤枉路。每当一个项目有了些眉目，急于求成的我，恨不能给人烧香磕头送锦旗写表扬信，一但机会错失，我还要保持着僵硬的笑脸，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我扪心自问：命运为什么对我这样苛刻？残疾人做点事咋就这么难呢？
人是感情动物，人会喜怒哀乐，人会忧思惊恐，在孤独疲惫的时候，在迷茫浮躁的时候，一点小小的安慰都能让人感受到心灵的温暖。外表上我张张罗罗，奔波忙碌，好像有干不完的事情做不完的工作，内心却陷于空虚和无望中，这时候，红妍给了我一份真实的体贴和温情。

红妍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女孩，她的眼角眉梢似乎永远挂着笑意。她最初到服务中心，是因为她刚刚辞掉了一份在打字社的工作。她的学历挺高，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一颗善良的爱心，在处理业务和一些事情上，她也是一个可以交换意见的好帮手，她能到服务中心来工作，这已经让我很感动了。
我给员工的工资并不多，毕竟是起步阶段嘛，能从简就从简，能节省就节省，这也是服务中心创办伊始所倡导的精神。红妍的工作量瞒大的，接听电话，记录求职、供职、出兑、转让等二手信息，管理一本固定经营的账目，还要跟别的员工一道照看摆放在服务中心里的寄卖商品，跟她从前的收入相比，实在是低得可怜。中心距离红妍家比较近，我的真诚也深深地感动着她，红妍似乎对这份既辛苦又薄利的工作非常满意。
红妍从最初对我的理解和信任，转化到后来的尊敬和真情，这中间不知道经历过怎样的考验。尽管红妍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可天生的自卑和个性的自尊，还是让我在她面前保持着严肃又不乏坦率的神情，那感觉就像一个兄长对待小妹妹。时间越长，我对她的感觉就越强烈，可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胡思乱想，我怕我的想法玷污了她的善良和爱心。

我新雇用了一个叫万军的男孩，他既听话又单纯，我们之间建立了兄弟般真挚的情谊。凡是有个大事小情，差不多我都会亲自前往，我的快乐也来自于劳累本身，无论是推个车呀，吃个饭呀，能不麻烦红妍的我尽可能不麻烦她。红妍把我的难处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她给予了我一个女孩最细致入微的帮助。当她帮着万军把我从外面推进屋里时，当她细心地把资料和电话记录整理好，逐条向我汇报时，当她为我端来她亲手煮的稀饭时，当她把熨好烫平的外衣披在我的肩上时，我忽然意识到，我的心里正隐隐地埋着一个美丽的心愿。可是我不敢说出来，我的心要让我把这个心愿烂在肚子里，我甚至觉得，像我这么一个四肢不能动弹的残疾人，有这种想法也是对爱情的冒犯。
秋风起了，天气转凉，大街两侧到处是蝴蝶一样飘舞的落叶。已经黄昏了，忙活了一天啥事也没办成的我，百无聊赖地坐在轮椅中，万军缓缓地推着我，真不想回去，可我能去哪儿呢？哪儿才是我可以停泊的心灵避风港？离中心还有挺远，我就看到伫立在中心门口的红妍，跟她说话的，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

远地观望着那边的动静，心情很复杂，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等那男人走远了，我才回到服务中心，红妍犹犹豫豫的样子让我立刻猜出了八九。她简单地跟我汇报了当天的电话记录，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辛苦你了红妍，没啥事就早点回家吧。”我没话找话。
“君哥，我——我想跟你说件事儿。”她把目光转到窗外，好像怕跟我对视一样。她轻声说：“我想辞工不干了”。
“这样啊？我——能问一下原因么？”我觉得自己问的有些多余，好多天没有业务往来了，中介和转让的信息也没联系成几个，积压在屋里的东西差不多快长毛了，我是硬撑着给红妍和万军开工资的，我还好意思问人家原因？我的直觉却告诉我，红妍辞工不单纯是工资的问题，要是那样看中钱，随便找一份工作，凭她的勤劳和文凭，凭她的善良和懂事，几百元钱算啥呀。

可是红妍还是走了，她的家人隔三差五来服务中心找她，她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本来服务中心就欠着许多外债，红妍错过了那家私企公司的考试，又无法从我这里拿到工钱，我亏欠她的实在太多了。又拖了个把月，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匆匆辞别了。我只好往她家打电话，她的家人冷冰冰地告诉我，再也不要打那个电话了，红妍已经去了外地，至于去了什么地方，我没必要打听。红妍肯定不知道，马上就要过平安夜了，我已经提前在圣马利诺为她订制了一束红玫瑰，还有一盒法式巧克力，那可是我用兜里节省下的二百元钱专程为她订做的呀。
本来圣诞节那天要回家一趟，母亲受洗后，年年会在参加完教堂活动后回家做一桌热乎可口的饭菜，她总希望我能回到家中，跟她一起做一次圣诞祷告。可是我不想回家，步行街到处是卖玫瑰花送巧克力的男男女女，我只想一个人守着寂寞，独享一份心灵的宁静。晚上七点，母亲打来了电话，她知道我不能回家了，就在电话里为我做了祝福。放下电话，我的心里仍是一片空寂，手边就有电话本，可是我不知道打给谁，我知道全世界所有的情侣爱人都私守着一份甜蜜，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安居在温暖的家中，只有我——一个寸步难行的人呆在这个冰冷的屋子里，像一个空空的躯壳，没有思想没有感情也没有呼吸，像个被抽干了灵魂的死人。

晚上十点半，电话突然响了，我用下巴拱开听筒，听到里面传出一个熟悉的女孩的声音：“君哥，我是红妍，祝你圣诞节快乐”！
电话是从一个遥远的城市打来的，因为是长途，红妍说得相当简单。原来她已经去了山东亲戚家里，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说什么呢？我也只能给她一份祝福了，在没有人的空屋子里，我坐在黑暗中，情不自禁地唱起《祝福》那首歌来。我根本听不出那是自己的声音，身边没有听众的时候，我非常的真实。
天气很冷，玫瑰花独自支撑了几天，终于还是枯萎了，就象我与红妍那原本就没有春天的爱情。再适宜的环境也养活不了娇艳的花朵，离开了泥土，情感的生命力也就不复存在了。我明白，这就是人世间的一种爱情，美丽而短暂，寂寞而芬芳，只有无尽的回忆和假想。我告诫自己：也许我根本就不配有爱情，也许爱情本身就是一场随时会醒来的幻梦。
许多曾经帮助过我的残疾朋友，都对我长时间远离歌唱表示惋惜，他们希望我能在演艺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我又何尝不想呢？可是服务中心的事把我拖累住了，连收听参与电台节目的机会也少了，原来我最长参与的是谈话类和演艺类节目，现在参与最多的，就是中介信息和求职供职栏目，我希望能从中获得有用的商业信息，我也希望通过这些信息获得实际的利润。机会是稍纵即逝的，为了得到机会，有时候就得放下尊严放下架子，有时候甚至要出卖道义出卖灵魂。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金钱社会，没有钱做什么都不行。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纷纷提出各种倡议，本着赢利但不乏公益的性质，凡是有社会活动，我们都尽可能集体参与，虽然这些帮助我的朋友不是中心的员工，可我们的亮相却整体展示了抚顺残疾人的风貌和素质。虽然没有收获多少利润，可是我们呈现在公众中的形象和精神，还是得到了世人的理解和认可。与此同时，我也多次参与电台的节目，有时做为特约嘉宾，参与话题讨论或专题制作，有时则做为优秀残疾人的代表，要么唱歌要么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这一层原因，我也结识了不少朋友，有许多人给我打电话写信，有的还不顾路途遥远，打听到服务中心的具体位置，登门来拜访我，还有在经济市场中摸爬滚打了许多年的商界朋友，特意来找我商量合作的事宜。我一度失望的理想，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推动下，仿佛又获得了生机。
这期间也做过几次成功的交易，不过大多数的努力，不是没有结果，就是以失败告终，在我一人独处的时候，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我常常看着墙壁上订立的服务中心章程，心里有无尽的说不出的感慨和伤痛。

因为天冷的缘故，我临时住到了一对残疾朋友孙志朋家中。孙志朋夫妇都是肢残人，两人靠每个月不足三百五十元的社会低保生活，对我却照顾的无微不至，这令我非常感动。他们住在抚顺望花区偏僻的街道，靠捡柴禾烧煤渣过冬，孩子在外地上大学，他们又要捡破烂节省下钱来维系日常开支，在这样困窘却充满乐观的环境中，我常常能体会到一种人心的温暖。
还有一位叫马俊财的大哥，下肢因车祸被截去了，只能蹲在地上拄着脚面往前蹭着走路。马大哥知道我的服务中心后，跟我通过两回电话，随后就来给我帮忙了。他幽默风趣的性格，加上他悲苦伤痛的经历，让我们成了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当我沮丧落魄身心疲惫时，看在眼里的马大哥，就会给我讲他经历过的坎坷故事，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可是他平民化的乐观思想，却给予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力量。
马俊财家住抚顺西部最穷困的高湾沟里，春天的时候，我联系了一批小活，趁着去沟里的机会，特意去拜访了马大哥。让我惊讶的是，马大哥家住的就是我在古塘时住的那种土坯草房，光线暗淡，四面透风，唯一不同的，就是附近几家合伙从地下接出一支自来水管，未经过滤的冷水打开龙头就会流淌出来。家里没有电视，只有一台老式收音机，没有什么家具，几床被褥放在炕里，显得非常穷困。
坐在马大哥家的炕上，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也许我的难处很大，可是与马大哥相比，我毕竟在市内打拚，我毕竟还可以到电台做节目，我毕竟有机会到舞台上去演出，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招待我，马大哥特意为我炒了两个菜。原来他截去双腿后，没钱安装假肢，也无法直立做活，他干脆想了一个土办法，在自家的屋里挖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然后用黄泥和石头砌成一个简易的灶台。铁锅和大勺就放在上面，旁边是一个低矮的碗柜，他全部的生活就是这样在地上进行的。他已经年过四十了，经常是笑不离口，面对这样一位兄长，我的心怎么能平静呢？当马大哥躬着身子，一边说笑着卖弄他的厨艺，一边吃力地挪动脚步，在窄小的空间里走动时，我由衷地说出了一句：“马大哥，你真伟大”。
马大哥给我讲了他的许多经历，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原来他一直在打零工，用低微的收入养活一个不到10岁的女儿。原来他的妻子是正常人，在女儿二三岁的时候，突然离开了这个家。原来马哥也做过许多生意，卖报纸，修理皮鞋，给商店做守卫打更，而且他爱好文艺，还曾跟几个残疾朋友合伙到市场演出。听他讲亲身经历，就像听一部内容丰富的演义小说，我问他：“你经历过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难，为什么现在这样乐观呢”？
“不乐观咋办？总不能自杀吧！说到底了，不能跟自己叫劲。”马大哥把她的女儿叫到我身边，这个女孩天真漂亮，还穿着一件碎花新衣服，马大哥不无骄傲地告诉我：“我女儿现在是全班成绩最好的孩子，我希望女儿长大以后，能考上大学，最好能考到清华北大去。呵呵，。”马大哥不想女儿因为他是残疾人而产生自卑，他要从小就给女儿做个榜样。他又把话题转移到我身上：“恒君，你现在做的事业不也是为残疾人做出了榜样吗？为了你的理想和信念，马大哥敬你一杯”。

九九年春天，我在抚顺音乐台郎爽的《青春齐步走》节目里演唱了一首《未曾谋面的朋友》。歌曲是闫雪峰的原创，表达了对陌生的远方朋友的真挚情感，音乐流畅，真情感人。雪峰做好了前期的伴奏带，我用自己的理解把它演绎了出来，歌曲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我留下了联络方式，随后几天里，先后收到了几十封热情洋溢的信，还有几十个电话，有的是熟悉的朋友送来祝福的，有的是陌生朋友向我表达敬意的。这其中有一个叫雪儿的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家住河提路附近，离服务中心有半小时的车程，她在电话里跟我一聊就是30多分钟，当我知道她打的是公用电话后，我非常感动。隔了一天，雪儿来到我的服务中心，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君哥，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