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回到小旅馆,我没有出去吃晚饭,一是我没胃口,二是我感觉到每一分钱的珍贵!我满脑子都是我二岁大的女儿可爱的脸,她生病时痛苦的眼神。想完女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钱。我答应给老婆寄钱的,不能不寄啊。可我口袋中只有一百三十六元。我感动胸口一阵阵闷得慌喘不过气来。我摸出无嘴的平头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一根,仿佛抽的不是烟是种罪孽。
我现在能搞钱的事情就是偷伞,但我已经偷过一次了,再去危险性很大,我后悔自己昨晚没有将那窗户上的钢筋栓还原,如果这样暴露的可能性就小多了。我躺在床上想着去还是不去?去就意味着被抓的风险,不去就意味着让老婆失望。
我从口袋中摸出一枚硬币扔到空中……
是正面!
老天爷为我作出了选择,我必须去冒这个险。老天爷也不想我让老婆失望,老婆是家的希望,有老婆才有家,老婆失望家也就没希望了。
一定要去冒这个险,为了家,为了希望!
还是选择夜里二点多钟出发,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相助,一切顺利得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一百把伞真实地摆在小旅馆的床上,摆在我的面前,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象春天的颜色,一种生机色。有了这一百把伞,明天我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钱的数目我都想好了,就寄四百元。这些伞可以卖三百,我身上还可以挤一百出来,这样合在一起就有四百了。我老婆知道我一个月有五百多的工资,寄四百刚好让她满意。老婆过得不容易,老婆的满意当然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路了难免碰上鬼,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二件事:一是那五十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俩家伙是否还安全。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你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你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你,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你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老子等你!”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的住处。一路上我只祈祷上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过去这个坎。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的一个词。我想,不管穷人与富人,我们都应当想像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没关系,我们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我先送过去给他,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让我轻易地能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帐那就是太阳打西边出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再见时可能就是2012年了。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到小旅馆,拿了行礼赶紧出门而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要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犯罪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为这破事栽了。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我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我想自己应该是安全的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在邮局递给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非常美妙的感觉,我把这种恐慌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我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三十四元钱。我要靠这三十四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五百五十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四百五十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