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想过很多词句来形容李世民与长孙氏的爱情，李易安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邶风•击鼓》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秦淮海的“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陆放翁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但最终还是选中了柳七《玉蝴蝶》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其实在众多诗词人中，我并不怎么欣赏柳七。他一句“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道出了他的软弱。固执并且片面地认为，这个男人只会为了个人的别绪“正恁凝愁”。在叹息他的绝世才华之余，我不由得嗤之以鼻。但偏偏，我独爱他的这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爱人之间的那微妙的、欲说还休的、“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一般的忠贞、痴迷、执著、哀愁在这短短十四字中，竟都写进了。
易中天在品三国的时候曾经说过，“历史有没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真相？难。”拂去沉积了千年的烟云，夫妻早已化为了九嵕山上的某一块不为人知的磐石，或是变成了史书中那生硬冰冷的文字符号。我无从知道，夫妻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或平淡无奇或感天动地的真情，只能从那也许只 “会毒害人且不可信”的史书中寻求。
因为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为布衣之交，我想象着，十来岁的少男少女，过着“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快活日子。在那桃花芬芳如荼的春季，一个吟“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一个诵“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桃花树下互诉衷情……或是在万物复苏的上巳，在溱水洧水的清流边，少男少女听着涣换水声，互赠芍药……  
想象终归是想象，《新唐书》中，只有这寥寥几笔：“晟兄炽，为周通道馆学士。尝闻太穆劝抚突厥女，心志之。每语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昏。’故晟以女太宗。”而《旧唐书》中的记载则更加可怜：“年十三，嫔于太宗。”长孙氏原本姓拓跋，因为宗室担任过族长，所以就改姓长孙。祖父长孙兕曾任北周左将军，父亲长孙晟，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李世民的家族，是关陇贵族的集团之一。他的曾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后因佐周代魏有功，成为著名的八国柱之一，位极荣贵，死后追封唐国公。祖父李昞袭唐公，曾任北周安州总管，国柱大将军。父亲李渊年幼袭唐公，且是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隋时，李渊历任谯、陇、岐等州刺史，荥阳、楼烦等郡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职。可以说，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媾关系，是门当户对的。大约在大业九年（我怀疑这个年份，因为窦氏也是在这一年亡故的，而她的亡故应该是在李世民与长孙氏成婚以前，所以李世民不应该是在亡母同一年娶亲），仿佛隐约听着《桃夭》的长孙，登上了花轿，进行了一场“之子于归，白两成之”的婚礼。开始了他们二十三年的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婚姻。 这样的婚姻，也许本来就脱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性质，但正是这带有封建气息的婚姻，悄然开启了一个四百年乱世之后新的时空。
英雄美人，一个尚武，一个爱文，恰恰符合了传统夫妻一个刚健、一个温柔的样板。二人婚后的生活，应是带着点滴青涩的幸福的。然而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甚至对于一个渴望安宁生活的女人来说，太短暂，也太易逝了。大业十一、十二年，也就是夫妻婚后两、三年，李世民先后入伍，解雁门之围、镇压甄翟儿起义军，崭露头角。尤其是随父在镇压甄翟儿起义军时，“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旧唐书•太宗本纪》），初次展露了他年少勇武，善于骑射且所向披靡。中国古代并不乏有征夫怨妇的离愁别绪，从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到“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肠。”再到“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从强烈思念，到肝肠寸断，再到悲绝厌世，无不抒写着怨妇对征夫的苦苦思念。丈夫在战场生死未卜，做妻子的却只能在家中苦等，她不仅要承受“虽则如毁，父母孔迩”的家庭压力，还要随时准备接受丈夫战死沙场的噩耗。当这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丈夫在战场上品尝着身先士卒的乐趣时，多少个难免之夜，清冷的月光无言映照在长孙氏姣好而略显疲惫的面庞上。面对着同当年喜房里一样跳动的蜡儿，这个只有十五、六岁的长孙氏，默默地尝受着这个刚刚开始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生活。当这一切都落在长孙氏的肩上时，她不过还是个花季的女子。也许在这个时候，经历了幼年被逐出家门、童年寄人篱下、好不容易才有了自己温暖的家的长孙氏，开始慢慢脱离开少女的情怀，逐渐成长为坚强的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