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覆没大渡河考察记

一八六三年春，石达开率军几万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旧属四川越西厅，今属石棉县），他的目的是越大渡河，北上进图川中，但陷入绝境，进退失据。从五月十四日至六月十一日被俘，困守紫打地二十七天，最后全军覆没，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
对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些记载，亦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和难解的谜。一九八五年十月，即石达开覆灭一百二十多年后，我们来到紫打地进行实地考察，凭吊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兹将所得记叙如下。

一、几个问题的订正
在大渡河畔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问题，感到某些说法与史实有出入，特将考察所得参阅历史记载，略加考释。
（一）紫打地旧址在何处？
紫打地又叫“紫大地”、“子大地”、“自大地”等，是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带，属越西西路河道七个集场之一。这七场是：紫打地、喜乐、洗马姑、腊尔坝、积玉、海尔挖、田湾，皆由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其中以紫打地为最大。紫打地场创于乾隆时期，嘉庆时更新修整。一九○二年秋，紫打地被水冲毁。
紫打地旧址在何处？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今石棉县之安顺场在紫打地之北，即“另于其地之北建立新场”，也就是说紫打地旧址在今安顺场以南
（见王庆成：《石达开》第136页；邱远猷：《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但当我们站在大渡河北岸，眺望安顺场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紫打地被大渡河水所冲毁，选择新场时必定往靠河道较远处移，即往南移。如果按上述说法，今安顺场在紫打地之北，岂不更近河道？殊不合情理。后查当时越西厅同知孙锵所订《新立安顺场场规》，中有：“兹择于南头中坝另立新场”（《越西厅全志》卷二之六，关隘十），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紫打地场旧址应在今安顺场以北、大渡河以南所夹地带，或许一部分正是今大渡河床。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特指的是紫打地的旧场址。其实，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这一片地区皆称紫打地，分为中坝和下坝，有“田千数亩”（《越西厅全志》卷二之七，水利三），紫打地旧场即为下坝，今安顺场即为中坝。
紫打地场被水淹没后，当时越西厅同知孙锵亲临勘度。新场定名亦有一番争论，有人称石达开在此地覆没，可改名“诛达”。但孙锵认为：“迁地宜良，语取吉祥”，万事应逢凶化吉，舍旧图新；愿上天保佑新场“长同盘石之安”，“永保流行之顺”，又根据祭文中有“山镇久安河顺”之语，定名为安顺场（以上见《越西厅全志》卷二之六，关隘十）。

（三）洗马姑和凉桥之位置
洗马姑是石达开被俘的地方。六月九日石达开渡河失败，王应元过松林河，岭承恩从马鞍山乘势而下。石达开沿着极狭的河边小路向东退却，至利济堡，见老鸦漩水势险恶，无法渡过，全军已是“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和谐】噬【和谐】人【和谐】肉者”（许亮儒：《擒石野史》）。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自投清营。当时清参将杨应刚驻扎洗马姑。据载，石达开由杨应刚“前往迎之，携手过凉桥，至洗马姑。”（《越西厅全志》卷六之二，武功下）。

【二】石达开不能渡河原因考察
石达开困于紫打地，覆没于大渡河，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就在一个多月之前，石达开的中旗赖裕新部，却得以顺利通过。因此，这给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当石达开到达紫打地时，清军尚未到达对岸。但在石达开被俘后，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其《生擒石逆疏》中称，他早已派其部唐友耕、蔡步钟于五月十二日在北岸扼守。
但薛福成对此早有怀疑，在《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一文中说：“按石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
薛福成称，石达开到紫打地后，“越二日，……忽见官军已到北岸”（《庸庵文续编》卷下）。又据《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称：川督“闻石军续至，急调总兵唐友耕，与雅州知府蔡步钟，督军民防大渡河，皆仓卒不及赴。石军至河，见北岸无备。”（见《康导月刊》第五卷第七、八期）上述史实系由采访目击之人写成，较为可信。
对此史实，罗尔纲先生亦有考证，确定清军在五月十七日即石达开到紫打地第三天方到对岸，王庆成也持如是说。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当石达开于五月十四日晨到达紫打地时，未遇大雨，河水亦未上涨，尚易渡河。骆秉章在《生擒石逆疏》中说是：石达开到紫打地的“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徒涉”；
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也称：石达开想“不如俟明日毕渡。迟明，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又《越西厅全志》卷六之二《武功》记：“贼甫至未之渡也，……俄而阴云四合，是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又《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石达开军循蔡罗河而北，集驻于紫打地以东五场，“尚未越松林河，未虞雪山融雪之际，一夜风雨，河水猛涨丈余，骤不可渡”。
因此，石达开于五月十四日晨到紫打地时河水尚未上涨是可信的。但是，为什么石达开没有乘清兵未到北岸、河水亦未暴涨之际渡过大渡河呢？

【石达开错过时机的原因，历来有二说。】
第一种，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所记，五月十四日石达开已渡军队万人，因天晚而撤回： -------达开以土司之纳其赇也，夷然信之，长驱入险。是时大渡河北岸尚无官兵。达开使其下造筏速渡。渡者已万余人，会日暮，忽传令撤还南岸，谓其下曰：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迟明，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达开谓山水暴发，一、二日可平也，当少俟之。越二日，水势稍平，忽见官军已到北岸，用枪弹隔水击贼，有死者。
对这个记叙，一氓根据其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安顺场渡大渡河的亲身经历，认为这是决不可能之事。在《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中说（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49—251页）：既然天晚来不及渡后继队伍，那么又哪能把已渡过的一万人渡回来呢？有渡这一万人转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继续渡第二个一万人过去呢？
从安顺场渡河点的水势来看，天近晚还渡一万人，那非有两百只船不可，每只船一次渡二十五人，渡两次。但那个地方，很难一齐摆下两百只船来，同时还得有一千六百个熟练的船夫，而石达开当时不可能得到两百只船和一千六百名船夫。
对此，罗尔纲先生亦作了考证，认为所谓渡一万人又退回是不可信的。但石达开部可能为侦察敌情、探路径，或许渡过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因此，石达开的确有渡河的部属，只是人数夸大了。而且目的也只能是探测敌情，而不是大规模的渡河行动。

第二种，石达开得子误时说。许亮儒《擒石野史》称：“当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部属均稽首称贺。以是传令犒赏，休养三日。”经罗尔纲先生考证，认为第二说是可信的，这里不再详述。
实际上，第二种说法也仅是说明为什么石达开迟至十七日方才渡河，而未能回答石在十四日白天未渡之原因。固然，石达开完全未料当夜会大雨滂沱，河水猛涨。但作为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石达开应该懂得，山川险隘，进退艰难，疾战则存，缓战则亡的兵法常识。显然，石达开当日未渡河有其他重要原因。

根据实地考察以及对历史记载的研究，我们认为有以下值得重视的因素：
第一，犯讳而犹豫不前。我们在安顺场采访时，当地流行这样一个说法：石达开冒险走小路北行，过铁宰宰，便感到有不祥预兆，因为他认为犯了地名讳（这种情形在古人身上是常见的）。他姓石，而“铁宰宰”为专门打石头之工具，铁能克石，据说他从而产生失败的预感。
对这一说法一些记载可作佐证：当部队过铁宰宰时，石达开见“径极险狭”，“睹部伍鱼贯以进，辄畏阻”，已有退心，打算回师西昌，再图成都。但军师曹卧虎竭力主张继续进军，称“兵家乘虚为上”、“便捷莫如小道”，石达开才“决意冒险”（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难免有疑虑之心，而不敢毅然用兵。因此，当五月十四日晨石达开抵紫打地后，犹豫不前，格外小心。他先派兵渡河探路，查看清军是否有备，而耽误了一天。当时石达开对部下说：“我生平行军谨慎，……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由此亦可见石达开疑虑的端倪。

【其次】临时造船。在石达开部到紫打地之前，当地土司便采取了行动，船悉被破坏。当时石达开部有数万人，大渡河的船筏一般一只仅可装二十至三十人，需要船的数量可想而知，缺少船只要想当天渡过大部队当然不可能。据载，石达开抵紫打地后，便“使其下造船筏速渡”（《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显然，这是非需若干天不可的。

【第三】，为解决粮食问题。
从一八六三年四月中旬石达开入川以来，行军近一月才到达紫打地，当时真正兵疲粮绝。他们原来设想，“军到即克（松林）小河，直据松林土署，珍奇米粟，俱为我有，用以犒军”（《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
然而事与愿违，河不得渡，粮亦告罄，只有先解决粮食问题。据《越西厅全志》，石达开在“无所得食”的情况下，遂“出队山村各处买粮”。但土司王应元早已“令乡村各寨坚壁清野”，因而一无所获。
一九○二年，《越西厅全志》的编撰者孙锵曾在紫打地访问了当地人赖进学，也称石达开到之前，“百姓皆逃过松林小河或过大渡河，往清溪县（即今汉源县）界居住。”（见《越西厅全志》卷六之二，武功下）粮食不得，进军亦难，所以，以后石达开还隔河射书给王应元，请允许采购粮食。

【第四】，等候辎重到达。
《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称：“石军至河，见北岸无备，拟待后方辎重毕集同渡”。这即是说，当石达开于五月十四日晨到达紫打地后，其辎重尚在后行，所以先派小量部队过河探视。很可能待辎重到后，天色已晚，只好等第二天再渡。该文系根据记录邛徕乐凤鸣所述少年时闻陈少甫目击之事，尚有参考价值。

由于以上诸种原因，使石达开未能果断在当天闯过大渡河，错过了这决定生死的一天。而是夜河水陡涨，石达开想“山水暴发，一、二日可平也，当少俟之”。
但两天以后，清军已到对岸，石达开因而丧失了渡河求生的机会，终于酿成覆没大渡河的历史悲剧

以上仅是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并对历史资料进行研究而得到的一些体会，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的探讨，仅此就教于对此问题有兴趣者及同行专家们。
全文完。
【悲剧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组成】具体说，农民军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四川老百姓漠然置之，这是失败的必然性。大渡河的自然环境是偶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