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想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没想到自己能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有机会做为访问学者在爱尔兰体验了一年;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惬意、最自然、最放松和最阳光的一年,也是我的脑细胞得到最有效激活的一个特殊时间段,我甚至能够动态地感受到在我的大脑中,有许多沉睡太久的记忆细胞,因为爱尔兰体验的发生而及时苏醒,及时运行。之所以如此表达,是因为在爱尔兰期间,我完成了三十五万字的《都柏林心情》随笔集。我承认,在去爱尔兰之前,我没有事先制定任何写作计划,顶多就是习惯性地写写日记,而且还不确定是什么样的文字密度。当回首《都柏林心情》诞生的过程时,我甚至难以想像自己是如何操作的,而且这个写作量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当我无法正常地解释这一现象的合理性时,我的目光自然会转向某种非正常的解释,即爱尔兰的文化体验,激活了我的大脑中沉睡已久的记忆,而这个记忆的存在,又必须追溯到史前才趋于合理,否则就会成为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