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梁译为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 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
他说: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
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靼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人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日本，相反，倒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日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

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