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十年浩劫的磨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迎来了进入电影学院接受专业学习的机会，并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中国新时期电影最壮观、最辉煌、最令人扬眉吐气的风景无疑是第五代导演创造的，他们对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手法，特别敏锐，总是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在面对内容繁多的电影题材时，他们往往会选择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进行演绎。他们对通过影片来探索民族文化历史和民族心理结构有着强烈渴望。在选材、叙事、刻画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大多主观性强，象征性、寓意性也颇为强烈。当他们一旦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却足以给中国影坛造成巨大的冲击波。这个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影史而言是值得夸耀的。他们宣告了一个与世界电影文化发展同步的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开始，因为他们共同的努力，中国银幕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

第五代在成就其艺术光辉的同时，也最终完成了作为一代人楷模的、历经苦难的、富有人格魅力的男子汉群像的造型。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造就了拥有健康体魄的一个群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滞缓，第五代的个性意识都不同程度地被社会的群体意识所支配甚或代替，因之我们看到，他们在其拥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同时，既有的体制与经验，却压抑了个性的极力舒展与自我的自由发挥中国第五代导演们都曾经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过十年浩劫哪个动荡的年代，他们是在冲破长期的个性压抑和思想禁锢的状态下，向社会、向人生发出心中的呐喊。因而普遍怀有焦虑、寻根、反思意识，其影片亦烙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人文色彩。“带着变革时代的新鲜印记，被历史地浮现到银幕上来”。他们大都为

　　作为第七艺术，电影同诗歌、散文、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不同，它需要强大的资金投入作为后盾，是一项花费极为昂贵的艺术。运用一定的资金，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将电影拍摄出来，经过上级部门审批后再投入市场发行，通过票房收入回收资金实现赢利。看来，至始至终电影这东西都是同票房收入（即通常说的市场效应）直接挂钩的。正如著名剧作家苏叔阳先生所说：“电影产生在资本主义时期，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卖票的，带有强烈的商品属性。”随着电影产生与发行机制的转变，各电影厂家直接进入市场，影片发行量的大小和上座率的高低与电影创作者的荣辱和生存息息相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对电影业投资也开始转变，同时由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发行渠道的一时不畅，使电影市场持续滑坡。影片制片活动，很自然的便要受制于这一时期整个经济/文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电影被

迅速推向市场，电影家们开始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语境中重建话语空间，找寻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客观现实要导演必须具有一副求生存的生意头脑，他不仅要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负责，而且也要设想影片收入的前景，为他的影片找到市场，成功的导演必须既能体现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又有几分搞钱的本领：即能够把影片的审美性和商业的敏感性完整的结合起来的本领，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高票房，在大众文化的土壤中维系再生产。作为观众，当然期望自己的消费投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这是电影市场的出发点。不同的观众有着不同的精神需求，这就要求影片适销对路。若无视大众的消费需要，继续躲在象牙塔里，一味沉溺于超前性与极端自恋之中，那他们只能被大众文化抛弃而顾影自怜。

达出的电影导演的个性魅力的话，这样的人可能更少。人们更多的把电影当作是一种消遣而并非真正地去当作一种艺术存在去欣赏。电影工业一统天下、一支独秀的局面开始打破，老百姓这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娱乐休闲方式，他们可能收各种诱惑或“指导”的影响，却绝不会受什么“指令”的指挥。当不能发现满意的选择时，他们至少可以选择把钱用到别处去。他们也开始考虑掏出口袋里的钱，上电影院去看场电影和呆在家里看电视或录象，那样更实惠。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如果没有以其自身的品格和魅力使人们倾倒，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电影也是一样，要生存，要发展，要兴旺，就得拥有众多的观众，要提高影片质量，参与文化市场的竞争，适应变化中的人民群众的需求。电影作为精神产品进入市场，就必须认真研究市场要从观众消

费行为分析入手，经常研究观众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引导观众消费，并且不断启动市场。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当第五代以其作品突破旧形式并作进一步开创而使人振聋发聩的时候，它很明显地受到了政治一体化要求与市场经济活跃消费主义的双重制约和影响。处在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到五代导演，也开始思索这一严肃的问题：票房压力，市场需求！市场和票房靠什么来实现？首当其冲的作品的质量，理论上说好的作品应当有观众，但的确有艺术和思想内容都好的的作品未必有很多观众，判断艺术好的作品和“市场”好的作品有时是两码事。于是出现了许多影片叫好不叫座的现象，虽然在海外各大影展上频频获奖，名声大噪，可是在国内放映确是票房惨淡，少有问津。而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娱乐片、商业片却是异

军突起，并以迅猛之势占领了各大影院票房之冠。众多电影生产部门面对市场的严峻竞争，为了赢取观众的青睐，追求票房的盈利，纷纷将投拍的目光转向了娱乐片，一股势头强劲的“娱乐风”在中国影院刮起。影片《少林寺》便是发端之作。以异彩纷呈的武打场面开向观众讲述“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古老传说开始，以“复仇”为主要内容，以“好人受难——上山学艺——惩罚坏人”为叙事主线，为观众演绎了一段逞凶除恶、匡扶正义的英雄主义精神。中国银幕一夜之间被武打、行窃、凶杀、犯罪、摇滚、性爱所占据，被统称为“娱乐电影”的武打片、警匪片、言情片、歌舞片占据了很大部分电影市场。

传统电影艺术性纯正性出现危机，人们对电影的艺术性都开始升级。不必说影院经营者对放映价值的判定是追随商业赢利的脚步，即所谓“卖点”的强调；观众看电影的选择是对娱乐积极因素多寡的需求；就是许多创作者首先考虑的也是商业票房的高低。如果投资进去的资金，拍出来的东西没有市场效益，得不到票房保证的话，相信没有人会去干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管怎样，经济效益是放在首要位置的，聪明的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如果只一味地追求自己的电影风格和艺术个性魅力而去拍拍摄影片的话，这样只会将自己置身于进退两难的地步，没有哪个导演敢冒这样的风险。　　 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中国第五代导演开始尝试着去拍摄一些以追求娱乐效果和票房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影片。如张军钊的《孤独的谋杀者》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田壮壮的《摇滚青年》滕文骥的

《飓风行动》等等。他们“一方面仿佛属于纯娱乐作品，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不属于这一样式所有的问题”、“这个样式——被艺术体现出来的艺术记忆——便以作品本身艺术上的不完整而对样式规律被破坏进行报复。”④而最终收到的效果——不容乐观。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期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电影创作者的迷惘、焦灼、困惑、茫然，正是中国电影发展中新的阵痛。　　“导演拍片受到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既要考虑如何说故事，又要考虑形成自己的风格，既要考虑政策上能否通过，又要考虑控制成本预算，往往还没真正进入市场，就已感到无所适从，简单的说，现在的导演，尤其是年轻些的导演都有一种忧患和焦虑：大家都想使劲，但劲又使不出来。”⑤在个性思考和票房压力的矛盾中生存的导演开始思索自己生存下去的道路。“电影正在慢慢步入真正的市场调节，观众层面开始

分化，导演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市场。……在真正市场规律的调节下，每个导演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子，发挥潜力。谁也无须怨天尤人，一切由观众评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市场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让你去发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⑥“特定的生存条件和生活道路逼着我走自己的路：现实主义题材的小人物、小成本、低制作，题材虽小但扣住现实生活中的热点，容纳了大量人们关注的社会信息，主题还是大的。导演尊重观众，体察目前观众心态，心里想着观众，不要把特俗的东西塞给观众，抓的题材要和社会心理沾边，这样的片子拍好了是绝对不回赔钱的。”⑦“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电影的商业目的和艺术目的之间的关系。有的可以一致，有的也不一定要求一致，这就在于你在创作时所给予作品的定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当然不能仅仅为了商业目的而忘记它的艺术品性和文化内涵；更不能忘记它的意识形态性。然

而，电影毕竟是以经济物质载体而存在，以市场运作而生存的。人们可以赋予电影以种种功用，比如教育的、宣传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可以拍种种类型的影片；艺术家也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大众娱乐品的特点却是它的根本特点。”⑧ 导演们在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上，正经历着一次改变——在痛苦的历史反思之后，转而更多地思考现实生活，这种思考注入了自己的感受、理解和热情。他们不在把艺术活动仅仅看作艺术家纯粹个人的事情，不再把艺术个性的张扬视为艺术根本而唯一的目的。那种沙龙式贵族化的艺术倾向正在不断被大众化、通俗化因素所取代。这种还艺术于大众、融高雅通俗的艺术趣味正好于电影的社会功利相契合。此外受痞子文化影响最快和最深的是影视界，痞子文化成了影视大餐的主菜，再加点儿弗洛伊德，就成了《阳光烂灿的日

子》，以情欲置换历史的反思；加点儿军旅生活，就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以盲目的激情遮掩历史的本质；加点儿清官轶事，就成了《天下粮仓》，加点儿暴力就成了《红高粱》，加点儿专制就成了《雍正王朝》，加点儿倒装句，就成了《大明宫词》。历史和第五代导演开了个玩笑，就如同当初历史给了他们机遇一样，如今又逼迫他们走向了商业电影。他们拍艺术电影的突出特征是反情节、反戏剧化，淡化冲突的走向十分明显，当然也就不注重叙事。他们拍的商业大片都拙于叙事，或者说不会叙事，他们在商业电影中仍然偏执地追求影像造型的独立表意功能，使得人物成为意念过重的符号，缺少独立、多层面的个性，影片营造的情绪也缺少现实的渐进性。

第五代导演拍的商业片也像他们拍的艺术片一样，过分追求形式精美，严重排斥创作的思想内涵。正如“第五代导演教父”吴天明所说：“如果再这样拍下去，中国电影就完了，现在的电影没有真善美了，只有谋杀、阴谋、乱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