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矜和自负本是乾隆与生俱来的个性，而在他的晚年，尤其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当时令他产生心理上的满足，以致于激发他勃勃雄心的，除了他殷殷期待又自我弦耀的武功文治而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之后，在他的统治下，朝廷中不但尽无前朝老臣，而且连早年与他一同共事的大臣，也一个个先他凋零而去。满朝文武尽皆儿孙之辈，无一不是由他一手拔擢，无一不是为他用命。他真正地实现了皇帝的唯我独尊。
辉煌的业绩，固然使乾隆成为垂名青史的英主，但目标的实现，却难免使他因无所追求而甘于现状，希图逸安。于是，一种既想使大清王朝永世不衰，又欲极尽奢华享乐的矛盾心理围绕着晚年的乾隆，并进而影响到他的统治政策与措施。这从他同时任用阿桂与和珅似乎可以得到说明。
阿桂，字广庭，姓章佳氏，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因阿桂在平回部，驻伊犁期间治事有功，改隶正白旗。
作为满族人，阿桂不仅出身簪缨世族之家，又以武功受知于乾隆皇帝，而且通文学，仕出科举功名，为乾隆三年举人。
阿桂性情沉稳、端重，却不失为机敏。先是，以荫生授职为大理寺丞，累迁至吏部员外郎。乾隆八年(1743年)升任郎中，命在军机处行走。这一年，阿桂二十五岁，亦可谓早年得志。但阿桂很快仕途受挫，先是因失察库项银物被降调，接着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又波及到他。是役，阿桂奉命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军营办事。由于出师无功，乾隆重惩群臣，继经略大学士讷亲和总督张广泅先后以贻误军机被乾隆处决后，提督岳钟琪疏劾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于是，阿桂被逮，投入了大牢。直到第二年，这场突发的风暴到了烟消云散的时候，阿桂才因父亲年老，只有自己这一个独生儿子而罪过又与贻误军机不同，获释回家。
在阿桂的一生中，作为战争统帅的业绩似乎比他任宰辅还要辉煌。阿桂作为大学士之子获释后，自然很快官复原职，仍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七年(1752年)擢任江西按察使，次年，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乾隆二十年为内阁学士，跻入部院大员的阶层，司文翰之属。
但其时正在进行的准噶尔战争，又将阿桂卷入了戎伍的行列。阿桂先是奉命赴乌里雅苏台督理台站。遇父阿克敦之丧，回京丁忧，旋即又返回前线，以参赞大臣、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驻守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皆为清朝的重要驻防之地，足见阿桂在此时已开始为皇帝所重视。但这次战役，阿桂虽然得到花翎之赏，却也因“观望”受到责备。
如果说战争为阿桂提供了发迹的契机，那么，阿桂受知于乾隆当在二十五年(1760年)。
乾隆二十五年，清军平定了回部，收复了天山南北新疆的广阔领土。为了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是年九月，乾隆命阿桂驻绥回部要城阿克苏，旋又移驻伊犁。在伊犁，阿桂的才能第一次展现在乾隆的面前。
其时，西域初定，人心不稳，不仅伏莽尚众，且地近沙俄，形势极为复杂，清廷面临着对方圆万余里的回疆如何进行统治和巩固的问题。乾隆诏命统兵大臣拿出办法。但群臣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此沙漠之地距京城遥远，牲畜已凋耗殆尽，难以驻守。就在众人举足无措的时候，阿桂上屯田增兵之议，他说：“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建议在水土肥沃的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屯田。既以回疆民人中娴耕作者屯种，亦增派驻防兵协同耕种。然后，逐渐在当地建设城市，设置台站，并筹备驼马发展交通。
阿桂的建议得到了乾隆的称许，而阿桂也就承担起在新疆屯田的重任。但在号称大沙漠的罕无人迹的回疆进行屯田，不能不是一次对命运的挑战。奇怪的是，命运反倒不失时机地去成全那些敢于向它抗争的人们。阿桂的尝试居然成功了，是岁大丰。于是，阿桂由此扬名。

乾隆的十大武功，以平回部居首，新疆自此并入中国版图，开自古所未有之功业。因而，平定回部，是乾隆最为得意的一举。他忘不了他的功臣们。而是役，虽以傅恒、兆惠的武功为最，但如果没有阿桂经营屯田，既入版图的新疆仍有变乱复起，再成割据之势的可能。因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第一次图功臣像于紫光阁时，乾隆亲自作赞，定平定伊犁回部功臣五十人，阿桂虽无陷阿杀敌之勋功，却仍名列第十七位。
此后，阿桂似乎与战争结下了缘份。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阿桂奉命署伊犁将军，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实授，中间又一度署理四川总督，阿桂皆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镇守边疆，弹压叛乱。在缅甸之役开始后，阿桂很快又作为扭转败局的能将，与阿里衮同为副将军随大学士傅恒征缅。
然而，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清廷显然是最终的胜利者，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小小的弹丸之地不仅丢下了数以万计的官兵尸骨，而且，阿里衮卒于军，傅恒也染疾身亡。阿桂成了三名主将中的唯一幸存者。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阿桂身上也极为合适。缅甸之役之后，阿桂作为云贵总督留驻云南，却因不合机宜地疏请大举征缅，被夺宫留军效力。时在乾隆三十六年。其时，金川之役再起，阿桂奉命随副将军温福进讨。但金川之役也是一场蹩脚的战争，清军连连失利，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援军在木果木大败。危难之中，乾隆和在朝的大臣们几乎同时想到了阿桂。于是，于军中屡立战功的阿桂，官阶由提督、副将军、尚书，升到指挥这场战争的前线统帅定西将军。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金川之役告捷，清廷第二次于紫光阁图功臣像，在五十人中阿桂居首。阿桂的地位由此一跃而上。是年，阿桂被诏封一等诚谋英勇公，晋协办大学士，次年五月，又官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行走班次列于敏中之前，居为首位。
而后，阿桂又两次在紫光阁中图像，但不再以军功，而是以赞襄筹划之劳。
一次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朝于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后，第三次图像功臣。这次领兵大臣虽为福康安，但阿桂仍以指示方略，位居功臣之首。乾隆亲自赋诗称赞：
勘外守宁，未恒亮功，
驰咨军务，志每予同。
归朝襄赞，剪逆除凶，
三登紫阁，福厚功崇。
另一次，是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后，即第四次于紫光阁图功臣像。阿桂作为朝中的老臣，有协谋大劳，本应居于首功，但“阿桂自以此次未临行阵，奏让福康安为首功”，自己甘居第二。以故，乾隆赞他“从不言功”。
而实际上，在乾隆的十大武功之役中，阿桂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无役不与的功臣。
有关阿桂用兵的传奇，在史书上不乏记载，而尤以金川之役为多，其中的每一个传奇故事，都会展现阿桂的勇略的形象，也可反证乾隆的知人善任。
据说，征金川时，一日大军安营已定，但阿桂却突然莫明其妙地传令迁营。官兵人困马乏，诸将皆以天晚力阻。阿桂见众不从，便出令箭为示，声称“违者立斩”。诸将虽被迫从命，却不免怨声不绝。等到入夜以后，大雨滂沱，从前所居的营地已被雨水淹没，水深达一丈有余。众人皆为阿桂的神机妙算感到惊诧，而阿桂却谦和而率直地告诉众人，他只不过看到群蚁移穴，知天势将雨，故以营地低洼才强令众人移营的，并非有何异术。

由于这个数字太大，加上当时查抄的秩序也比较复杂和混乱。所以很多人怀疑它的准确性。连见到当时抄家清单的薛福成也是信疑参半，他说：“此单传抄已旧，余所见数本，大致相同，断非是凭空捏造，而与《东华续录》又似不无抵牾之处。”于是他感叹到：“事隔九十余年，见闻已歧若如此。”
不管和珅最终贪污了多少，但他作为有清一代的贪污之王，却是当之无愧的。仅嘉庆皇帝在宣布和珅的罪状时所公布的家产，即和珅所藏的大量珠宝玉器、金银器皿，古玩文物、各种衣物，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
“所抄家产，楠木房屋僭侈越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中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万两，私库藏金六干余万两，地窑埋银三百余万两。”
在嘉庆列举的有关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中，有七条指责其家产过巨，所用违制。足证和辩之贪。而上述和珅家产各项均摘自发《清史稿》，其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
和珅在十几年中，何以能聚敛盈百累万呢？
如果说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是所有封建官僚敛财的通用手段的话，那么和珅也不例外。他只是比别人做的高明，贪的胆大。据与和珅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梃说：“和相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稍后的薛福成也说他：“性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和珅贪婪的个性，必然导致他人格的变态。
作为京官，和珅没有侵吞府库、盗用官银的可能，而贵为宰相的地位和群臣的逢迎，使他有了相当便利的婪索纳贿的机会。
自乾隆五十以后，和珅的家里几乎成了官场上的黑市交易场，大小官吏趋之若鹜。有人形象地描绘说：
“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鹜，和(珅)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以士大夫皆衣补服也。”
有人还就身着补服绣衣的官僚们的奴才相作诗嘲讽说：
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
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更可笑的是，山东历县的一个县令，为了能见和珅一面，竟以两干金行贿于和珅的看门人，才探得和珅的踪迹，于和珅回府时，自呈手版，长跪于门前。可见，当时能够奔走于和珅门下的只能是内外大员，而不及县令这样的七品芝麻官。
和珅非科甲出身，却有相当多的门生弟子，其中不乏翰林学士，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腐。而在那些利欲熏心满身市侩之气的文人中，最为典型的是吴省钦兄弟。
吴省钦与其弟吴省兰俱以科举登仕版，又因学优名闻乡里，门墙桃李遍布四方，连和珅也曾从吴省兰读过书。然而，当和珅显贵之后，吴省钦兄弟竟不顾体面，反拜和珅为师。
官吏们如此奴颜卑膝，只为和珅是乾隆的宠臣，而和来则借此窍弄威福，大开贿门。
钱咏在《履园丛话》中说：“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当和珅擅权时，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在这种情形之下，和珅逐渐放纵起来，有时竟然公开索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两广总督孙士毅自安南前线返京，于漏宫门外与和珅相遇。凡地方大臣进京，多携带进贡物品。和珅见孙士毅手中持一物，便问为何物。孙士毅答为鼻烟壶，和珅当即要过来观赏。只见，这鼻烟壶由一颗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精巧瑰丽。和珅爱不释手，对孙士毅说：“以此见惠可乎?”孙士毅见和珅当面索要，便告诉他，此物准备进献皇帝，而且事先已经奏闻。和珅自觉下不了台，便以与孙士毅开玩笑自我解嘲。但几天之后，和珅在军机直庐再次与孙士毅相遇之时，和珅声称他也得了一个珠雕酌鼻烟壶。孙士毅接过一看，恰是他几天前进贡的那个。
原来，地方官进呈土贡方物，例由大内转颁，但和珅以其大学士兼内务府大臣的身份，将应该转给皇帝的贡品不予奏报，从中据为已有。以致于当时的许多稀有珍宝，在皇宫大内找不到，而他家中却比比皆是。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据说，在皇宫中陈设了一盆一尺来高的碧玉盆景，为乾隆的心爱之物。不料，却被皇七子不小心打碎。皇子知道闯下大祸，惧怕父皇怪罪，便求助于和珅。；第二天，和珅拿出一盒一尺五寸高，色泽比打碎的那盆还要鲜艳的玉雕盆景送给了皇七子。

可以想象，在当时和珅二十年宠眷如一日的情况下，内外文武畏其倾陷，而竭尽辇贷之事，当比比皆是。《清史稿》中所说的：“和珅对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之周旋，或缓其事，以俟上怒霁。”当确有其事。以致于和珅当政后，乾隆朝的贪污大案成屡禁不止之势。
发生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勒索属员侵吞库帑案，是乾隆后期的一起较大的贪污案，也是官书中所讲到的和珅徇庇地方官僚贪法的一个典型事例。国泰以一省大员的身份，与掌钱粮的布政使于易简勾结起来。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朋比为奸，恣意勒索属员，迫使属道州县官员不得不取之府库，供其所求，以致全省各州县无不亏空，亏空最多的历城等县高达八九万。是年四月，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与于易简贪纵营私诸罪状。于是，乾隆派户部尚书和珅偕都御史刘墉与钱沣一同前往山东查办。
然而，和珅“阴坦国泰”。他派人事先为国泰通风报信，使国泰预借商民银两，致盘库时，库银无缺。如果不是刘墉、钱沣谳狱有方，国泰、于易简必为其包庇漏网。
试想，假如和珅不是收到国泰、·于易简的贿银，他何致于以皇帝宠臣、在朝京官的身份，去为国泰、于易简周旋呢?但结果却是，国泰、于易简以婪赃伏法，而和珅仍然消遥法外。
和珅贪纵枉法，却又能为乾隆宠信不疑，除了靠他的狡猾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乾隆本身。进入晚年的乾隆，实际上是生活在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而又孤独、衰老的状态中。他喜奸凭经验办事，乐于在往日的辉煌中思索，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他对国家大臣的处理，都在他心中形成固定的模式。他的思想、个性已处于僵化之中，而他的地位却越来越神圣不可侵犯。他想要任人唯贤，却经不住阿谀的言词，他想要明断是非、却往往被自己的偏见和固执搞乱。老年皇帝的人格是矛盾的，他的政治举措也必然矛盾有误。
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和珅对乾隆“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在贵位大学士之后，和珅也像当年做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比起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来，老皇帝自然更喜欢这样的奴才。乾隆重用和神，除了用其所长(理财)，似乎更看中他的“忠”，以奴才对主子的忠。而以这种标准用人，使他于自觉不自觉之中将和辩视作知己。
乾隆喜欢恭维、安于享乐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对刚直、奋进的厌恶和疏斥。
在乾隆早年的统治中，虽然他未能从谏如流，却也任用了像孙嘉淦那样的骨鲠之士，容得下御史的逆耳规谏。然而，到了晚年，当他的眼里只看到文治武功的业绩、蒸蒸日上的盛世时，他的耳中也就只能听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声音了。而任何触犯逆鳞之举，都将被视为不道和诽谤。因而，凡有臣僚敢于直言时弊者，大多难逃严谴。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疏劾和珅的家人刘全衣服、车马、居室逾制。他说：刘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曹锡宝虽在指参和勘的家人，但欲借此搬倒和珅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和珅权倾朝野的情况下，曹锡宝无疑得有冒天下之大不违的胆量和勇气。
曹锡宝，字鸿书，江南上海人。乾隆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因资深练达，为傅恒所赏识。乾隆二十二年，曹锡宝中进士，点翰林后，又任刑部郎中等职，并为阿桂见用。

可见，曹锡宝并非普通的京官可比，他不仅有很深的阅历，且得到两代方正辅臣的识拔。然而，此次上疏利害尤关，曹锡宝也辗转反侧，踌躇再三。为了把握起见，他又前去咨询为同乡好友官居侍郎的吴省钦。岂知，吴省钦是个势力小人。他见和珅权势旨显，早有投靠之意，正苦于不得营求之机。于是，曹锡宝的奏折上述后，吴省钦便卖友求荣，命人飞骑驰告正在热河扈从皇帝的和珅。
和珅得到通报，急令刘全当即折毁府第，将逾制的车马、衣物一概收藏转移。于是，当乾隆诏命王大臣到刘全家查视时，自然是踪迹皆无。
曹锡宝只好自陈冒昧，却是满腹狐疑。但还没等他弄明白其中的原委，一道道严厉的谴责已落到他的头上。
曹锡宝被召到热河行宫，乾隆当面诘责他何为此奏?并晓哓不休地颁谕旨斥责他。乾隆先是说：和珅平素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没听说刘全等敢在外面招摇滋事，接着又说出曹锡宝是徒以空言入人以罪。责令王大臣传讯曹锡宝逐条指实。“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词，博建白之名。”其偏袒的倾向是再明显不过了。
然而，乾隆的申斥并未到此为止，他接着又颁渝旨说：“曹锡宝如果见全儿倚寄主势，有招摇撞骗情势，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徒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或竟系纪昀因上年海具欧死其妻吴雅氏一案，和珅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嗾令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乎?若不出此，则曹锡宝之奏何由而来?”
曹锡宝先是被斥为“徒以空言人人以罪”，继之又被说成是“挟嫌报复”。曹锡宝在万般无奈之下，承认他奏称刘全仗势营私没有实据，只为使和珅防微杜渐。
和珅正为皇帝所用，欲使和辩防微杜渐，隐然有指责皇帝用人不明之嫌。这使沉浸一片恭维声中的乾隆，实在觉得过于刺耳。于是乾隆又令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覆询。曹锡宝在皇帝与大臣们的轮番轰炸下，只好再次认罪，承认“防微杜渐”之语失当。于是，曹锡宝被革职留任。又“自恨为友所卖，诧傺以死”。
御史本有“风闻言事”的权力，职在监察百宫，以肃吏治。曹锡宝不过是就其职能之限，上疏言事，却因劾奏了乾隆的亲信宠臣，遭到接二连三的颁旨谴责。这实在是欲封住众人之口。而泔制御史、闭目塞听的结果，使乾隆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步入老年的乾隆在实现他乾纲独断的统治上，已到达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实在是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接受不了任何规谏之言了。
继曹锡宝之后，为指陈时弊遭到严谴的，当属内阁学士尹壮图最为典型。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乾隆三十九年考选江南道御史，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就乾隆对犯有过失的各省督抚，实行罚银贷罪而不加以行政处罚的作法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一措施不但没有收到整饬吏治的效果，反而助长了贪污之风。因为受罚的官员，如果有婪脏的行为，会变本加利地婪索以完纳罚罪之银。而清廉的官吏也往往因无力缴纳银项，接受属员的资助，再遇属员贪纵时，便不敢认真查办。他说、“是罚银虽严，不唯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止此例。”
对于尹壮图此奏，乾隆起初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只令尹壮图具实覆奏。然而，当尹壮图再次上疏奏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地方亏空甚多时，乾隆竟然大为恼火。他认为，各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

再次上疏奏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地方亏空甚多时，乾隆竟然大为恼火。他认为，各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于是，尹壮图所奏，等于指责了皇帝的英明和他所缔造的帝国盛业。乾隆指责尹壮图以“莠言敌政”。他说：“小民等爱憎之口，或因吏胥侵扰，或因偶挟微嫌，间有一二人怨其守令，亦属事所难免。若谓普天之下民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互相告语，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他让尹壮图指出“蹙额兴叹者”为何人?在何处?并让侍郎庆成偕尹壮图到直隶、山东，江南各省盘查仓库。
乾隆非常清楚，尹壮图所说的“吏治废弛”，府库亏空，并非子虚之言。五十一年，他曾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就是为察办地方上的府库亏空案。而这种亏空，不独浙江，几乎遍及全国，仅云南一省的亏空额这年就达一百万。乾隆也承认发生在三年前的台湾林爽文起义，“皆由地方侵贪激变。”
尽管如此，乾隆却不愿由他的臣下戳穿这一事实。强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负，使他十分顾忌自己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邀誉，而不能半点受责。为了证明尹壮图所言实属诬词，他拒绝尹壮图“密往访查”的要求。在尹壮图每到一处之前，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而且明确降旨声称，令尹壮图到地方盘察，是欲治其以“莠言乱政”之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污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乾隆为堵住尹壮图之口，竟到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的地步了。而公开降谕要治奉命查访地方府库的大臣之罪，不啻等于告诉地方官不要给尹壮图留有口实。
地方官自然心领神会，在尹壮图未到之先，即“设法挪移，弥缝掩饰，遂致尹壮图陈奏不实。”
尹壮图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只好违心地上疏乾隆，自认虚诳，奏请治罪。乾隆又就他“逞意妄言”，再次指责。他说：“使小民等受我朝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尊亲爱戴之忱，尽行泯没，竟将熙醇之民，诬为朝不谋夕之状，则莠言敌政，其罪实无可解免，”为此，乾隆下令将尹壮图革职留任，以示惩戒。不久，又以其母老，令其归梓终养，撵回家中。
此时的乾隆已站到了专制统治的权力之巅上，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他既不了解下情，又骄愎自用。在阻塞言路的情况下，自然会形成奸佞弄权当道，却又失之察觉的政局。而自曹锡宝、尹壮图相继受谴去职，乾隆便再也听不见任何反对意见了，满朝文武皆缄口言事。不但言官再无建白，督抚以唯命是从为上，即像阿桂这样的崇信大臣，也须对乾隆作出心悦诚服的样子，随时歌功颂德，表明忠君的心迹。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阿桂向乾隆奏称：“臣每窃念受恩愈重，则此心愈不可放，是以前臣六十岁时蒙赐诗内‘不说保全最黾勉’之句，臣朝夕铭刻在心，多邀一番训诲，则可多增一番警醒。臣深望我皇上时力口训诫提斯，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冀稍免愆尤，断不敢丝毫存自恃矜傲之念。”
阿桂不但不敢有丝毫骄矜之气，更不敢就朝廷大事提出与皇帝相反的意见。然而，阿桂并非没有思想之人，他曾就清朝所面临的既将到来的财政危机，提出了节省开支的主张。但乾隆却要“施恩”于民，欲在他归政之前不惜经费，“散帑项”，广赈恤。以粉饰太平，悬耀盛世。阿桂曾就山东巡抚国泰名声不佳，建议撤换，乾隆却以“国泰察吏过严，诸事认真”，认为是属员忌恨而齓阿桂只能从命，却不能不对日渐深重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因而，在同朝颇多正人能臣，又并为乾隆重用的环境中，和珅即使心机用尽，也只能是暗中弄权，而不敢稍存异志。嘉庆初年，和珅被嘉庆以二十条大罪逮捕入狱后，群臣纷纷上疏，将和珅比作曹操、王莽之流。嘉庆召见直隶布政使吴熊光问他说：“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吴熊光回答说：“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可见，和珅在当时势焰张狂，却不能不受到贤能大臣的泔制，使其不得潜越妄为。
晚年的乾隆，虽然体力衰减，精力和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已经步入了需要安逸和倦勤的年令阶段了。但年迈的皇帝，却仍不失之于精明和敏锐。他在任用阿桂、和珅等人的同时，仍然牢牢地把握着乾纲独断的权力，真正做到了“太阿之权从不下移”。而他在操纵驾驭臣僚的过程中，还不时给以戒饬和鞭策。
阿桂，以贤能立朝，是乾隆晚年的辅弼良佐，乾隆不止一次地称赞他“黄阁赞襄，志每予同。”但遇到阿桂的过错，乾隆仍要毫不留情指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老皇帝对奉命查抄王宜望家产的闽浙总督陈辉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有将入官之物抽换匿藏的可能，命阿桂前往查鞫。然而，阿桂抵浙之后，却误信了陈辉祖一面之词，上奏乾隆说陈辉祖“无虚列抽柢”等弊。乾隆览奏后，于折上立即批语驳斥，责令阿桂要审明情节，告诫他，若不查清，将遭重惩。阿桂没有徇情之私，而乾隆能洞悉情伪，除了他的精明之外，还靠他多年统治的经验。
他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断定，陈辉祖以偷梁换柱的把戏行侵吞官物之私，是因为他从陈辉祖的供词中发现了漏洞。陈辉祖曾奏称，自王宜望家抄出的金子成色不足，他已与布政使商量以金换银，再解京师。然而，在当时，王宜望的四千七百余两黄金可换九万余两白银，陈辉祖解交户部的却只有七万三干五百两，还包括王宜望家的二三万两。这样一来，有四五万两白银没有下落。乾隆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诏命阿桂严查，并对他的错误给予及时纠正的。陈辉祖的贪污大案大白天下后，乾隆发现浙江省的钱粮亏空额已达一百三四十万。为此，他限令浙江省的各级官吏，于一年之内将亏空全部补齐。然而，吏治的全面腐败，早已成贪风日炽之势。四五年后，全省的亏空额不但没能补齐，反而愈益增多。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派户部尚书曹文植、刑部侍郎姜晟、工部侍郎伊龄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清仓查库。
得到这一消息，浙江自督抚以下，大小官员无不闻风而动，加紧匿赃活动，并向百姓横征摊派。于是，浙江学政窦光鼐奏闻乾隆。
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累官至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又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窦光鼐虽说仕途早贵，却由于赋性迂拘固执，被人视为拙钝之人，为官屡黜屡起。乾隆说他，虽“拘钝无能，无大过”，所以始终见用。乾隆五十一年，窦光鼐虽已迁吏部侍郎之职，却仍在浙江学政任上，以其耳闻目睹疏言：“前总督陈辉祖、巡抚王宜望贪墨败露，总督富勒浑未严察。臣闻嘉兴、海盐、乎阳诸县亏数皆逾十万，当察覆分别定拟。”乾隆从其所言，命窦光鼐与曹文植等人一同办理此案。
窦光鼐奉命之后，很快查出永嘉知县席世维向诸生借粮以充府库，平阳知县黄梅强令百姓摊E，银两，以及布政使盛柱、总督富勒浑拥赀过丰、供亿浩繁的情弊上奏乾隆。但钦差大臣曹文植等人在奏折中却对窦光鼐的说法持有异议。于是，派大学士阿桂前往定夺。
然而，到达浙江的阿桂，很快将窦光鼐的结论一一否定，使窦光鼐的劾奏，成为一纸虚词。乾隆素重阿桂，信其所言，故反过来诘责窦光鼐。而窦光鼐却固持己见，毫不畏缩，甚]至与阿桂等人大吵大闹。乾隆动怒，他斥责窦光鼐“乖张瞀乱”，诏命夺职下狱。但当窦光鼐拿到了平阳知县黄梅私自印发的田单、印票及派捐婪索的罪证时，乾隆马上收回成议，并下令已起程返京的阿桂再去浙江。
乾隆没有固执自己的错误，而为了防止阿桂回护原审，他增派浙江巡抚闵鄂元会同办理。并不无警告地说：“阿桂受朕深恩，用为大学士，自然不肯存心回护。”但乾隆仍然担心阿桂不肯原谅性情暴躁的窦光鼐与他吼叫和顶撞，随后又不断下诏戒示阿桂，决不可因“目睹窦光鼐在浙省多事咆哮，性情执拗，自为心怀厌恶。今复令其前往查办，断不可仍执其前见，稍涉私嫌，唯当以朕心为心，逐款秉公严讯。”乾隆不仅明断秋毫，且三番五次地警告办案大臣秉公，阿桂一干人等自然不敢再执成见，黄梅等被置之重典。结案之后，乾隆又功过赏罚分明，命窦光鼐升任署理光禄寺卿，而阿桂、曹文植、姜晟、伊龄阿“俱著交部严加议处。”
乾隆对他的大臣，不仅事事指授，时时戒谕，以防止他们在执行自己的命令时发生偏差，而尤其注意指出他们的情弊。
乾隆五十年(1785年)，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欧杀妻子后以自缢报官，被其内弟贵宁举发。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左都御史纪昀验尸后，仍以自杀定罪。贵宁据理力争。乾隆令侍郎曹文植复审，才使冤案昭雪。由于在鞫讯此案时，阿桂因海升是他的属员，曾为海升作过辨解。所以，乾隆指责他徇庇、袒护，坐罚俸之罪。
还有一件事，也颇能说明晚年乾隆的御下风格及其心理。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朝廷中又发生了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因私令漕运船帮携带桅木，至漕运迟滞的案件。阿桂再一次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鞫谳。但阿桂在办案的过程中，发现李天培所私带的桅木，主要受福康安之托，系为他代购时，便意“欲消弥此事”。
从阿桂的角度看，他这样做，或许有几点考虑。一个是，此案为巡漕御史和琳举发，和琳是和珅之弟，而福康安又与和珅素不相能。阿桂因憎恨和珅，以为此案乃和珅有意倾陷福康安，欲从中保全周旋。另一个是出自对全局的考虑。其时，福康安不仅在平定台湾上克成大功，而且正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在前线与安南交战，福康安是朝廷中难得的一员武将。不当以小过罚之。此外，或许还因为福康安是乾隆所偏爱的大臣，怕处罚他得罪皇帝。
不管阿桂出于哪种考虑，他欲包容福康安的作法，都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乾隆颁旨谴责阿桂说：“阿桂以受恩深重，具有天良，不肯蹈欺隐之愆，自应于荆州初闻时即行具奏，乃直至途次接奉屡次严旨，复见毕沅等报过”“是阿桂不知朕向来办事一秉大公，从无偏向。即欲加恩治罪，权衡出自朕裁。岂因福康安为傅恒之子又著有劳绩，遂置之不问乎?若此事系福康安所为，而阿桂等欲代遮掩，朕亦从而不问，则亲信大臣通同一气，即如阿桂、和珅更何事不可为耶?”
阿桂在此事的处理上，不仅犯有欺隐徇庇之过，而且有侵权之嫌，所谓“欲加恩治罪，权衡出自朕裁，”不失为对阿桂的警告。而且，在他看来，若听任大臣们徇私党同，则大臣们必是无所不为。就当时乾隆的心理而言，他虽然口口声声宣布在他的统治下，不存在擅权的大臣，却亦无时不在抵防他的大臣们有擅权的行为。这从他对大臣们的行踪了如指掌，连阿桂于何时审明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便可窥见一斑。
是案了结后，湖北按察使李天培被革职充军伊犁。福康安以安南战功，从宽革职留任，罚总督俸十年，公俸三年。办理此案的大臣，自大学士阿桂、湖广总督毕沅、漕运总督毓奇、湖北巡抚惠龄等，俱遭申斥，交部查议。

乾隆五十一年(1786后)，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殷士俊等交结婪索一事败露，乾隆十分震怒，他诏命继任总督孙士毅据实查奏。同时，对和辩曾在他面前奏言，不如将富勒浑调回京城免兴大狱产生反感。乾隆明确指出：“是和珅未免意有消弭，为回护富勒浑地步。”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审拟护军海望等窃库银两一案时，和珅以管库大臣，既经失察，拟罪又失之宽纵，被降一级。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又因吉林大库人参数额亏缺，乾隆命军机大臣缮写饬谕，而和邮瞻顾迁延，没有马上拟旨，被降二级留任。

从和珅一贯纳贿和聚敛成癖来看，这些为和珅有意回护的贪污案，和珅难脱有纳贿之嫌，因而乾隆虽是惩治了和勘的塞责，实则也限制了和珅的势力，警告了他的贪婪。
和珅与乾隆后期的许多贪污案件直接有关。黄鸿寿在<<清史记事本末》中有过这样的说法：“当时督抚如国泰、王直望、陈辉祖、郝硕之徒，赃款累累，屡兴大狱，皆珅(和珅)在内隐为躯，迫使之不得不贪也。”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记载湖南布政使郑源踌的贪黩婪索时也说：“巡抚姜晟近在同城，岂无闻见，只以其(郑源聋)纳贿和珅，莫可谁何?”但事实上，只要案情一经揭发，即使行贿于和珅，也是逃不掉乾隆所布下的恢恢法网的。

而就在乾隆六十年，和珅受到的降罚也最多。先是，是年四月，理藩院在处理蒙古台吉图尔扎布凶残一案时没有先行具奏，受到查议。和珅作为理藩院尚书责任重大，他因素恃皇宠，此次也想蒙混。结果被乾隆斥为“始终回护”，命降三级留任。
十月，廷试武举。乾隆命军机大臣查询实录，但实录向例不载武举试题，而和珅却坚持实录有载，结果惹恼了乾隆，“上(乾隆)以护过饰非，严饬之”，并命革职留任。这是乾隆对和珅处罚最重的一次，却不无过轻罚重之嫌。可想而知，此时的和珅，因志得意满而有些忘乎所以，骄矜狂妄之气在乾隆面前也时有暴露，终于引起了乾隆的不满，欲给予警告。
嘉庆二年(1797年)，阿桂殁故，和珅继任为首席军机大臣。然而，就在和珅为夙愿已偿而自鸣得意之时，乾隆又给他当头泼下一盆冷水。乾隆于万寿山召见军机大臣，就军机处书旨列名对和珅指示说：“阿桂宜力年久，且有功，汝随同列衔，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单挂汝衔，外省无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称汝帅相，汝自揣称否?”这番词色疾厉且寓意深刻的“圣谕”，恐怕也是和珅第一次自乾隆那儿听到。为了防止出任军机首揆的和珅擅权称相，他取消了和珅于军机处所发的谕旨上列名的职权，“后遂止写军机大臣，不列姓名，著为例。”

乾隆此举，尽管可以看成是他防止大臣专权的一贯手段，但却不无对和珅的贬斥之言。而声称阿桂有功，实则暗喻和珅的无功。忝辱帅相。
所以，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一书中引用了陈康祺的一句话“弘历(乾隆)之于和珅，不过使贪使诈，如古之俳优弄臣。”随后他接着写道：“并不真依之(和珅)为股肱，如阿桂也。”
总之，晚年的乾隆，就像那西下的落日，虽然，他仍以夕阳的余辉，发出最后的炽热，但却再也不能形成升腾之后的光芒普照。乾隆在他为帝六十余年的生涯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专制统治的顶点，奠定了可传之子孙的久远基业。虽说他仍想继续走下去，然而，却无法改变封建政治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而他个人性格中的缺憾，更加剧了盛衰之变的形成。

出自乾隆皇帝全传

我没给和珅洗白的意思，但是我想问史书现在关于和珅的记载有多少可信度？
早在清朝嘉庆时期，嘉庆就编纂过和珅列传（嘉庆得是多恨和珅，非得把他的人生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写一遍），得宠事迹和政绩被删除是肯定的，嘉庆也—直关注《和珅传》的写作，因为这关系到乾嘉之交许多大是大非。嘉庆十九年五月，国史馆终于将《和坤列传》进呈给嘉庆。但嘉庆—看，立刻火冒三丈，费时十五年写成的这个列传“功罪不当”，他痛斥国史馆官员。当—个大臣死去后，即应盖棺定论，但和珅之死又不同寻常，是赐自尽，因此直到和珅死后十几年，史馆仍没有写出《和珅传》。之所以迟迟交不出，可以肯定的是史官不想过“曲笔”，但写和的“功”多了，与其赐死之罪不相符，那样的话，嘉庆岂不成了功罪混淆的昏君？如果写的过多了，而以知人之明著称的乾隆又成了昏君。想来想去，史官们采取“详则尽洋，略则尽略”的“曲笔”。办法是将和砷赐自尽之前的所有事情几乎全不写，只写每年升迁任职的情况，真汇成了“履历表”。。
野史对于和珅野史极尽丑化，这个帖子引用的史料本身有误的就不少，和珅猜中试题的那段乾隆乙酉年，当在乾隆三十年，此时的和珅尚未被皇帝见用，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生员。
和珅弄权家中富可敌国的证据是他献给皇七子的玉盘比皇七子本身拥有的还要精美，但是史实中皇七子仅仅活了两岁，跟和珅压根没见过面。
@自叹痴情真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