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这事,翁同龢心里还是委屈得紧。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1887年9月29日),翁同龢看到一份奏报,是河东河道总督成孚报上来的,称黄河“河势自荥泽坝圈湾下卸,郑州下汛十堡迤下无工之处堤身走漏,水势抬高数尺,由堤顶漫过,刷宽口门三四十丈。”翁同龢知晓,黄河又决口了。不过对于黄河决口,翁同龢并不意外。自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北流之后,帝国基本上就没好日子过了。那次黄河穿运夺大清河入海,结束了其七百多年来南流入海的局面,此后这条母亲河“几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真的哪一年不闹事,帝国“幸获安澜”,就是烧高香了。好在黄河铜瓦厢大决口之后,每年也只是小打小闹,并未酿成大祸。黄河沿岸百姓虽然不胜其扰,但户部是不用太操心的,窟窿自有地方去补,帝国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没有进一步恶化,这是历任户部尚书都要暗中庆幸的事。只是这一次,翁同龢不敢庆幸,他仿佛嗅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成孚奏报说黄河“水势抬高数尺,由堤顶漫过,刷宽口门三四十丈”,究竟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这是翁同龢想知道的。这河东河道总督成孚是清宗室,全称觉罗成孚,说话从来就是绵里藏针,留有余地的。仗着宗室身份,旁人也不敢拿他如何。翁同龢不问,心里其实也存了一些侥幸:决口大是大了些,河南巡抚倪文蔚或许能包圆过去吧。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郑州堤坝真出了什么事,首先操心的应该是工部,他且放宽心罢。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