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张良的下邑之谋，其实，在张良说下邑之谋前，刘邦有个设想：“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捐”有舍弃、抛弃的意思，也有献助、贡献的意思。刘邦说的是：“我想豁出去舍弃函谷关以东的地区不要给别人作为封赏，以共同对付并打败项羽，谁才能够同我一起建功立业呢？”
王立群教授认为这是刘邦的大战略，其实纯属胡扯，刘邦根本就没有捐出关东，他的捐关东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他就是大嘴一张乱盖而已，就跟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叫嚣灭了美国一样，他灭得了美国吗？动不动就叫嚣灭了小日本，这些人真的有战略？刘邦就跟这些人一样，说话不经过大脑思考，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也根本不会实施）。但张良就不一样，他所说的重用三将后来被证明是事实，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轨迹，所以刘邦的战略是不经大脑思考的战略（随便乱说没有实施），张良的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走一步想十步的战略。而且张良很会选择说话的时机，趁着刘邦乱盖的由头推自己的战略出笼。
彭城大战的惨败使张良认识到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打败项羽的。所以他立即转换了思路，形成加大纵深，扩宽正面，拉网羁绊、强流蹿磨，八方蚕食的长远柔性战略。也就是划定函谷关以东所有地域为战区，变点线局部接触的军事斗争为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才，民心等方面的战争场面，使正面的、侧面的、里面的、外面的、立体的无限接触面的角逐大开。
张良这一战略思路转换，是在彭城大败后撤退路上完成的。在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一次简短的新思考，就基本决定了未来楚汉相争的结局和演进过程。
张良的下邑之谋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具体内容是：“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韩信、彭越、黥布，三个人三种情况。韩信是刘邦的将领，要重用，要放手发挥；彭越，是可争取的同盟军，要努力争取；黥布，是敌方之将，但与项羽有矛盾，要设法把他挖过来。
于是刘邦听取张良的意见，派韩信开辟北方战场。韩信不负众望，在短时期里灭了五个国家，改变了刘邦、项羽力量的对比。明代茅坤评价韩信的军事贡献说：“予览观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史记钞》）
彭越原是在巨野泽反秦的独立大队，因未随项羽进关，未被项羽封王，故而鸿门宴后与田荣、陈馀等共同呼应反项羽。刘邦将彭越争取过来，在项羽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多次掐断项羽前后方的联络，拖着项羽像救火队一样地往来奔走；刘邦派自己的部将卢绾、刘贾等率军与之合作，相互策应，使项羽吃尽了苦头。清代郭嵩焘说：“彭越无大功于汉，而与韩信齐名，正以居梁地近楚故也。楚方与汉王相争荥阳、京、索间，彭越数从后绝其粮道，是以项王数反击彭越，往来奔驰，以至罢困，汉之所以卒灭项王，彭越之力为多。”（《史记札记》）
黥布原是项羽最忠实、最得力的干将，项羽破秦兵于巨鹿的大功中有黥布重要的一份。但后来黥布与项羽有了矛盾，项羽要他一道去打田荣，黥布不去；更严重的是当刘邦攻入项羽的彭城时，黥布居然也没有伸手帮项羽一把。于是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派随何出使九江国，黥布几经动摇后，倒向了刘邦，开头只是不援助项羽，后来利用他在江淮一带的影响，策反了项羽的大司马周殷，为汉军组成了南方战线，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合围。
接着刘邦的各路大军云集，在当时的垓下进行了最后的一战，过程是：“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张良在军事、政汉、经济、外交、根据地建设等各条阵线的工作一齐开动，极大限度地瓦解孤立了敌人，极大限度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周总理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司马迁尽管不怎么喜欢张良，但他在《史记》中却极其清晰地表现了张良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度，与其不失时机所推行的一系列良好的政策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