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五礼碑》。因碑文所刻系宋徽宗（赵佶）所作《五礼新仪》，故又称《五礼碑》。又因《五礼新仪》作于大观二年（1108年），故世称《大观五礼碑记》。
碑原位于河北省邯郸地区大名县城东五里的双台村。现存大名县城东新规划的大名县文物保管所碑刻馆内。
碑刻于宋徽宗（赵佶）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御制文，梁子美书丹。
碑通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总重量为140.3吨，不仅是河北最高大的古代石碑，在全国古代碑刻中也实属罕见。碑除额题篆书“御制大观五礼之记”清晰完好外，碑文已漫漶不清。碑文为楷书，行、字已无法辨识，字径大10厘米。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有此碑残损拓本。大名县文物保管所藏有最新所拓此碑拓本，除碑额完好外，碑文只存数字。碑两侧尚存唐柳公权所书何进滔德政碑的文字。
碑始刻于唐文宗（李昂）开成五年（840年）。据县志记载，此碑原系唐代魏（州）博（州）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系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撰并书丹，碑文内容是歌颂何进滔居魏州十余年的德政和功绩。宋徽宗大观二年，宋徽宗为标榜自己“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的新礼仪之观，自称在“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事，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的目的之下撰写了《五礼新仪》，政和元年三月一日议礼局请以御书新修五礼序摹勒付太常寺办理，这是最早的五礼新仪的始刻之石，立于东京开封府。政和七年大名府尹梁子美为讨好皇帝，遂将何进滔功德碑磨去，镌刻了宋徽宗的《五礼新仪》。对于此事在当时就引起强烈舆论，爱国诗人陆游以及金石学家赵明诚等都愤然指责。现在此碑虽字迹大都漫漶，但仍可见到碑侧遗存的唐代书法大师柳公权的书法真迹，碑侧为原碑的列衔，正书“开成五年正月”字迹清晰可辨。
五礼碑的宋代镌刻宕逸秀丽，其侧的唐代柳体镌刻更是美观劲拔，一碑而兼两朝书法，且是名人真迹，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碑原位于河北省邯郸地区大名县城东五里的双台村。现存大名县城东新规划的大名县文物保管所碑刻馆内。
碑刻于宋徽宗（赵佶）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御制文，梁子美书丹。
碑通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总重量为140.3吨，不仅是河北最高大的古代石碑，在全国古代碑刻中也实属罕见。碑除额题篆书“御制大观五礼之记”清晰完好外，碑文已漫漶不清。碑文为楷书，行、字已无法辨识，字径大10厘米。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有此碑残损拓本。大名县文物保管所藏有最新所拓此碑拓本，除碑额完好外，碑文只存数字。碑两侧尚存唐柳公权所书何进滔德政碑的文字。
碑始刻于唐文宗（李昂）开成五年（840年）。据县志记载，此碑原系唐代魏（州）博（州）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系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撰并书丹，碑文内容是歌颂何进滔居魏州十余年的德政和功绩。宋徽宗大观二年，宋徽宗为标榜自己“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的新礼仪之观，自称在“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事，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的目的之下撰写了《五礼新仪》，政和元年三月一日议礼局请以御书新修五礼序摹勒付太常寺办理，这是最早的五礼新仪的始刻之石，立于东京开封府。政和七年大名府尹梁子美为讨好皇帝，遂将何进滔功德碑磨去，镌刻了宋徽宗的《五礼新仪》。对于此事在当时就引起强烈舆论，爱国诗人陆游以及金石学家赵明诚等都愤然指责。现在此碑虽字迹大都漫漶，但仍可见到碑侧遗存的唐代书法大师柳公权的书法真迹，碑侧为原碑的列衔，正书“开成五年正月”字迹清晰可辨。
五礼碑的宋代镌刻宕逸秀丽，其侧的唐代柳体镌刻更是美观劲拔，一碑而兼两朝书法，且是名人真迹，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