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屡战屡败?为什么说五四反儒己经落后呢?这里先来介绍一个人。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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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
相比起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开始,这整整落后了将近40年,所以才说五四的非儒反孔已经落后了。儒人现在拼命地黑五四先驱,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儒家的高大全。然而,真正的反儒斗士早就已经出现了东洋,他还成功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就是早了这40年,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开了。而这1870年代至1910年代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1999年,韩国出版的《孔子消失国家才能复兴》一书提出想要解决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痼疾,必须从儒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该书当年销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机主犯的罪名。
李光耀则说:新加坡今天之成就,不是靠什么儒家文化,而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文明制度! 李光耀对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补充道:“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廖信忠说:台湾的好不在于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