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中叶以后，土地“投献”之风盛行。所谓“投献”，在投献一方，有“妄献”和“ 自献”两种；在“纳献”一方，有皇族、戚畹、功臣和官绅。“妄献”，系指庶民田地 被“奸猾之徒”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奉献给权豪势要；“自献”，系指庶民 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而本身沦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投献”作为明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的产物。因“投献 ”而“纳献”，表面上两相情愿，但在虚伪面纱掩盖下的是特权者对无权者的残酷掠夺 。
皇室、亲王、外戚、勋臣是封建等级结构的最上层。皇帝对全国的土地都有支配权； 亲王、勋戚享有田土受赐权。朱元璋建国不久，即赐亲王、勋臣、公侯、丞相庄田，又 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充禄。后来，由于“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 诸功臣不加禁戢”，①因此于洪武二十五年“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但是中叶以 后，不仅恢复了赐田制度，而且越演越烈，“或赐或请不可胜计”。
勋贵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②虽然法律条文上也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称为自置私产)，应与“齐民一体当 差”，但由于贵族的权势，法律很难执行。勋贵“私田”“不肯与民一体当差”的弊病 ，早在洪武年间就出现，以致朱元璋不得不在《大诰》中严加禁约。中叶以后，法律废 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 税”。③因此，在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这种特权与投献、纳献有什么关系?贵族纳献的土地，在形式上一般都要履行这样的法 律程序：投献者提出奉献—→受献者向朝廷奏讨—→皇帝钦准赐予。这样，原来是庶民 百姓的田地，便转变为钦赐田地。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不仅获得了土地所 有权，而且免纳粮差。这坐等无穷之利的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受赐和优免的特权 ，会从何而来?
关于纳献与钦赐之间的奥妙，当时就曾有人尖锐地揭露过。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 阳疏称：“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 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物，固各 有主，生齿既众，地岂有遗。故凡以空闲为请者，皆欺也。朝廷虽屡颁禁令，俞允继之 。投献者谪罚相仍，陈请者终于得地……(今后)陈请者无效，则投献者自止，占籍之民 庶不罹兼并侵夺之害。”④嘉靖初年，夏言也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籍 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土地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 夺而有之。”⑤他们讲得很深刻，说清了投献、奏讨、赐予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穿了受 献的实质仍是皇亲贵族凭恃受赐田地特权掠夺土地。恩赐不停，投献不止。赐田和优免 特权的存在，是产生投献在制度上的根源。妄行投献的“奸人”则藉此攀附权势，邀功 取赏。他们以贵族为“护身之符”，投充校尉、家人、庄头，“凭陵官府，苦害军民。 ”

勋戚纳献。让我们按照年代顺序，列举一些外戚、功臣纳献的典型材料。
天顺五年，山东布政使曾翚指斥“民垦田无赋者，奸民指为闲田献诸戚畹”。(33)
成化二年，户部奏称：“近该顺天、河间、真定、保定等府及河南、山东等布政司所 属人民在往赴京奏告，征粮田土多被本处无籍之徒，怀挟私仇，捏称空闲、抛荒、水洼 、退滩地土，多者二三百顷，少者五七百顷，到家投献，官豪势要之家辄便信凭，差委 头目家人，带领无籍之徒，骑坐马骡，身带弓箭腰刀军器等……插立封堆，占报为业… …民受其害，赴京报诉，月无虚日。”(34)
成化三年，庆云伯周寿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乞庆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 余顷。长宁伯周 受“奸民”魏忠等投献，奏乞景州东光地一千九百余顷。(35 )
成化五年，长宁伯周 奏请武强、武邑地六百余顷，翊圣夫人刘氏请乞通州武 清地三百余顷，“各曰求讨，实则强占”。(36)
成化十五年，户部奏称：“近年以来，官豪势要信凭奸民投献，广置求讨顺天、保定 、河间等处庄田”，“个立四至，或延袤四五十里，或跨越一二州县，朦胧奏讨。”(3 7)
弘治十二年，御史王献臣上疏：“近年有无籍之徒，将小民产业捏作抛荒空闲，投献 勋戚之家，或强夺私室认为己业，或奏请公朝，改为庄田”。(38)外戚建昌张延龄，就 是贵震天下，广受投献的一个。(39)
正德三年，赐皇亲锦衣卫指挥佥事沈傅、吴让静海县庄田六千五百余顷，并进而“蚕 食侵占、延袤百里”。此项庄田，乃“奸民”李良等投献。(40)正德初年，专权宦官刘 瑾，纳献天津诸卫庄田不下千顷。(41)
在正德年间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嘉靖初年曾以不小的声势查勘过王府及功臣庄田。刑 部尚书林俊、给事中夏言在有关查勘事宜的奏疏中，都曾痛陈投献之害。(42)夏言说： “勋戚凭借宠昵，奏讨无厌。如宋阳伯夏臣等得地至万三千八百余顷，多受奸民投献， 侵夺民业。”(43)但是，“查勘”尽管“查勘”，投献依然投献。嘉庆六年，“奸民” 投献宝坻县地百余顷给内监。(44)八年，安昌伯钱承宗拨置纳献三百四十余顷。(45)十 五年，驸马邬景和纳献三百八十九顷。(46)万历初年，张居正曾雷厉风行地清丈土地， 抑制兼并。但人亡政息，投献更烈。保定府定兴县，有千顷“永不起科”民田，被“奸 民投献，勋戚奏讨”，成为乾清宫、慈宁宫、雍靖王妃、延庆公主、瑞安公主、寿阳公 主、恭顺侯、驸马许从诚，锦衣卫千户陈尚忠及五军营等十处勋贵庄田。数千户民人沦 为庄佃，课以苛重的籽粒，至有“贫莫贫于佃户，富莫富于勋戚”之谚。(47)
云南黔国公沐府是大肆诱引投献，混占民田的又一典型。万历年间，朝廷曾对沐氏田 土作过查勘。结果是：以纳献、勒契、强占等掠夺的土地达七千四百九十顷。即使查勘 正在进行之时，沐府受献活动也未收敛。(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