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

一、佛郎机火炮引入明军之前中国火炮的发展概况
明中期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与西方同时期火器的发展相比并不理想，中期以后火器制造已落后于西方。该时期中国火炮的缺陷有：
(1)不重视火炮各部尺寸的组合搭配，所制火炮炮身与口径之比不符合“模数”理论，性能低劣。明初火炮生产量相当可观，铸造工艺也很高超，火炮基本上形成了细长、短粗两种类型，但从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的铭文可知，明初甚至直到清代火炮大多是以重量作为衡量其性能优劣的依据，这远远没有以炮身与口径比例搭配为主要性能参数科学合理。尽管传统中医学有“等身寸”概念，晋代裴秀把“分率”作为制图的六法之首，以及建筑设计方面宋代实行过“材分”制，但在中国古代火器制作中没有产生类似的“模数”概念。(2)炮管主要以铜为原料制成，显得单薄，为此，增加强箍以防止炸裂。弹龘药山前装，火绳点火，发射独弹和散弹。明孝宗弘治年问，中国发明过“毒火飞炮”爆炸龘弹，但其制造技术复杂，费用较高，且使用困难和危险，故后来弃置不用。(3)火炮的最大缺点是“重而难举，发莫能继”。如明代军事家戚继光(1528-1587)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指出：“旧有大将军、发贡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粗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4)火炮发射时都有强大的后坐力，有时还会左右乱跳，或倒翻过来，严重危害炮手和人马的安全。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云：“旧有骡驼灭虏炮，安营拒敌，临时方入药，掘土安炮，高下无法，退坐丈余。”人们为克服只缺点，便根据不同类型的火炮，有的在炮身上钉上铁爪，有的则在炮车上安装铁锚。但此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从文献如《武备志》、《天工开物》等史料记载和今天出十的实物部可证明，其炮架大多是“搭木为架”的固定式，火炮没有炮耳，中期以后仿照西洋才有了炮耳和机动性好的炮架，但瞄准装置如准星、照门一直没有设置，命中率小高。
14世纪初以来，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中国两传的火器进行了研究和改进，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他们终于在16世纪赶上并超过了中国。16世纪初的一些欧洲强国，如葡萄牙殖民者等出于对远方殖民掠夺的需要，他们出现于非洲、亚洲各地，西方先进火器之一的佛郎机火炮随之流入到这些地区。就中国而言，明人云：“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力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逐去。”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佛郎机火炮的最早记录。明朝嘉靖二年(1523)，葡人又率战船侵入广东新会西草湾，明军生擒42人，并缴获其“佛郎机火炮”。虎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虽然都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战争实践也使中方认识到佛郎机火炮在火力、射程、命中率和结构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的神机龘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仿制成了大样、小样、中样、马上、流星炮、连珠、万胜、日出、无故大将军、铜发贡、百子等佛郎机火炮，使之成为明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年间最犀利的火器。
明嘉靖年间仿制的佛郎机火炮，与原有的明军火炮相比，种类多，呈现出一定的优点：一是安有瞄准具，两侧拥有炮耳，炮身壁较厚。二是以子铳预贮弹龘药，不必临时装填，可加快发射速度。子铳(4-9个)实际上是一种比“母铳”身管细小一点的又一炮管，与母铳身管一起构成多重炮管。作为内重炮管，子铳可以随时从母铳拆卸下来或安装上去，因此既可事先在其中装好弹龘药，起到铁质药包的作用，又能使母铳的身管厚度减小却不至炸裂。三是散热快。由于后装炮前后相通，空气对流，且炮管较薄，易于散热。散热快可以使火炮增加持续射击的能力，也减少了火龘药自燃的可能性。该炮克服了中国传统火炮的缺陷，故它被引进和仿制后，很快就取代了明军的神机龘枪炮。不过，该炮也有许多缺陷：它是后装式火炮，闭气性能差，炮弹真正脱离炮管之前，不能够在炮管内积聚更多的火龘药气体，所以炮弹不能获得足够的推力，只能有极短的射程。此外，身管不算太长、所装弹龘药量少，口径也小，炮身与炮口比例不合理，杀伤破坏力有限，故在明末攻守战日益激烈时，它便显得力弱难任。鉴于此，到了明熹宗天启(1621-1627)年间，随着欧式前膛装红夷大炮流人中国后，明代的火器技术才又重新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陈仁锡撰《皇明世法录》卷82中云：“今红夷铳法，盛传中国，佛郎机又为常技矣。……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注：内径若四尺车轮，当为夸张之辞)，云发此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由此观之，红夷人炮身管长度达“2丈余”，最长有达4．4丈的，而佛郎机火炮的身管最长只有“8、9尺”，前者约为后者的2-5倍；佛郎机炮弹龘药由后装，重量有限和密闭性能差，而红夷人炮弹龘药由前装，重量较大，且密闭性能好，所以，其具有更远的射程和更大的威力。红夷炮重至1万乃至3万多斤的，佛郎机炮最多只有1000余斤。因此，炮体笨重是其的特点，也是其缺点所在，但射程远．威力大的优点使它能够压倒佛郎机火炮而后来居上。

二、佛郎机火炮的有效射程和最大射程的史料列举本文为全文原貌
火炮的射程可分最大射程和有效射程两种。最大射程即发射角为45度时命中目标的距离。有效射程即发射角为0度时弹头就能杀伤口标的距离。二者都是衡量火炮性能优劣的重要标志。其实，铳炮的射程，只是其技术性能所可能达到的理想值，实战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都会影响射程的最人化。第一，火炮装药量多少和质量状况、铁或铅弹广大小圆整要有具体标准。一般而言，适当增加火龘药份量和提高质量，可以增大火炮的射程。同时，弹龘药装放比例是否得法，对铳炮射程都将产生影响。如装填炮弹时不把其推送到头，那么发射时必会造成火龘药在药室内的不同燃烧条件，而这是会引起炮弹射程的差异的。第二，垫木低昂、炮尺高低直接影响铳炮射程。第三，弹丸和炮膛口径须密切配合等。弹丸过大则炮膛内的药力被闭塞，有炸裂和危及炮身的危险。弹丸过小则炮膛内的药力泄气，射程近，杀伤力小。因此，炮手把炮弹装填到火炮里去时，一定要确实感觉到炮弹紧紧嵌入膛壁才行。第四，一发接一发炮弹发射得愈频繁，则炮身就愈热，同时也愈膨胀。这样一来，每发炮弹的火龘药燃烧条件就各不相同(因为药室的容积改变了)，炮弹对膛壁的摩擦力也随之改变，结果火炮的射程就各不相同了。第五，炮膛的状况对射程有很大影响。若炮身的内表面-上有很小的爪痕或其它的凹凸不平之处，那么在发射时就会产生气体外泄的现象，导致火炮内弹道性能不断下降、最大射程减小、地面密集度和立靶密集度散布增大、引信连续瞎火、出现近弹、早炸等现象。为此，必须把炮膛始终保持于完好状态，而这需要炮手及时给炮膛擦拭干净和涂油。第六，气温的尘化、风向和速度都对炮弹的飞行有所影响。
影响火炮射程的因素尽管很多，炮弹究竟落到哪里，是不可能预先肯定的。但是，若不改变瞄准，如以同一射角、同重弹龘药而发射出许多发炮弹，那就可以预先估计到炮弹落地的情形了。炮弹的散布初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而在事实上却从属于一定的椭圆图形法则：距椭圆中心愈近，弹坑分布得愈密，即彼此间的位置愈靠近，而距椭圆中心愈远，则弹坑分布得愈稀；至于在椭圆的边缘上，弹坑的数目就很少很少了。因此，在散布面积的范围内始终有这么一点，在它周围的落点数目最多，而且它必定与椭圆的中心相重合。这一点叫做弹着点或散布中心。与这一点相应的，就是通过弹道束中心的炮弹的平均弹道。若射击击中没有任何偶然性，则全部炮弹必定一发跟着一发地都通过这条弹道，并且都落在椭圆的中心上。因此，以射角为0度和装入同重的弹龘药，火炮发射时的平均弹着点，就是火炮的有效射程点，以射角为45度和装入同重的弹龘药，火炮发射时的平均弹着点，就是火炮的最大射程点。据此以观之，佛郎机火炮的有效射程和最大射程，也应该是有案可寻的。但是，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及军事家们对之研究后的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或以讹传讹，时至今日开无公论。

(1)佛郎机火炮的最大射程在1-4华里以内。戚继光于1560年写成的《练兵实记》，是在蓟州镇训练士兵时的经验和实战总结，戚家军中装备的佛郎机火炮的数量在中国最多，种类也最齐全。但戚继光谈及火炮的射程，仅有1-2里的说法。《练兵实记·佛郎机图》中云：“此器最利，且便速无比，但其体重，不宜行军，比无车营，只可边墙守城用之。今有车营，非有重器，难以退虏冲突之势。其造法，铜铁不拘，惟以坚厚为主。每铳贵长七尺为妙，则子药皆不必筑矣，五尺为中，三尺则仅可耳，再短则不堪矣。……其放法，先以子铳酌大小用药，……今制铁凹心送一根，送子入口，内陷八分，子体仍圆，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余(明朝时1步＝5尺＝155．5厘米，1里＝180丈＝559．8米)，人马洞过。”
明中期军事家茅元仪(1594-1640)于1621年写成的《武备志》中，转引明正德(1506-1521)年间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的话：佛郎机国名也，非铣名也，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人在广久，好读佛书，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有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时因征海寇，通事献铣一个，并火龘药方，此器曾于教场中试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后汪诚斋鋐为兵部尚书，请于上，铸造千余，发于三边。其一种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每座约重二百斤，用提铳三个；每个约重三十斤，用铅子一个；每个约重十两。其机活动，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营门之器也。其制出于西洋蕃国，嘉靖年始得而传之，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扩而大者以为发广，发广者，乃大佛郎机也，约而精之，以为铅锡铳，铅锡铳者，乃小佛郎机也，其制虽若不同，实由此以生生之耳。其石弹之大如升，力气小于发广，大于铅锡铳，若关隘人守坚，不可过者，以此攻之。

(3)佛郎机炮的射程为10数里以上的。从162龘2年来华的日尔曼人汤若望(1591-1666)次年与安徽人焦勖(生卒年不详)合作编著反映红夷大炮的著作《火攻挈要》(成书于1643年)里来看，此书认为“小铳狼机，用弹重半斤至一二斤止，平放可到三五百步，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铳狼机，用弹重三斤至五斤者，平放可到七八百步，仰放可到三四千步”。即小铳狼机的有效射程是0．93-1．55华里之间，最大射程在6．22-9．3华里之间，大铳狼机的有效射程是2．17-2.48华里之间，最大射程在9．3-12．44华里之间。

明崇祯九年(1636)，东北军情危机，明廷命汤若望参与铸造西洋大炮事务，此时也制造丁大量佛郎机火炮。据今人法国汉学家费赖之的记载：“鞑靼势力日盛，渐有紧迫京师之势。一日朝中大臣某过访若望，与言国势颠危，及如何防守等事，若望在谈话中言及铸炮之法，甚详明，此大臣因明其铸炮。若望虽告其所知铸炮术实得之书本，未尝实行，因谢未能，然此大臣仍强其为之。盖其以为若望即知制造不少天文仪器，自应请悉铸炮术也。”可以认为，包括汤若望在内的来华耶稣会士虽拥有精湛的语文互通能力，是当时中国将西方炮学知识介绍过来的关键人物，然而，这些传教士在欧洲所受的科学教育中，虽相当重视数学等科学，却并不曾直接涉及炮学的内容，他们到中国后多只能从图文并茂的兵书中自行消化和领悟。但困兵书中的叙述不大可能详细和完备，此故耶稣会士从纸上谈兵进至实战操作，着实经历了一段相当痛苦的经验积累期。据此来看，汤在此给出的大样佛郎机火炮的射程数据最大达12．4华里，不能排除处在异国他乡的他有挟“奇技”以邀宠故意夸大射程之嫌疑。

4)从今天国人对佛郎机火炮的研究来看，它的确切射程已不断被引证，以此断之，3华里以上的说法似于有点不妥。如一些学者诸如刘旭和徐新照等，尽管他们的著述用19世纪中叶以后各类线膛火炮的射程例子作为反证，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所推出的射程数据也可以在此佐证。刘旭认为其有效射程约为1里左右，最大射程约2、3里。徐新照认为，从嘉靖年始，明代铳炮的射程达到4、5、6、7里是值得商榷的；至于射程数十里是不可能的。
总之，佛郎机炮的射程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历史悬案，其原因应该十分复杂，但应与其被当成重要军事机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可大致推出佛郎机火炮的有效射程为1华里左右，最大射程在3华里之内。

明朝为了对付满族大力发展火炮还不如发展火枪。火炮对付城市和方阵步兵更有效，发展火炮的结果就方便了满清。

再复制一个不就能测出来射程了……光靠脑子想～想死八代人也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