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对于辛弃疾的词学批评见于二处，一处是《新轩乐府引》：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胜处，非有意于文字之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与？

 另一篇是《遗山自题乐府引》：

 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尝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

 两处文字虽异，而其旨一也。其中心内容是以“情性”为核心，大力标举苏、辛一派。《新轩乐府引》中认为“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盛赞苏轼词文学创作所开创的历史功绩，但同时，元好问也注意到了辛弃疾等人与苏轼的源和流之问题。认为“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而在元好问的《遗山自题乐府引》中，“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这一表述对苏、辛前后的源流承传关系则更为明确。在元好问看来，援情性以入词作，苏东坡发其源，而辛弃疾等人浚其流。对此，元人王博文也有相似之论：“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辞英气，天下之趣向始明。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而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白枢判寓斋序云，裕之法度最备，诚确论，宜其独步当代，光前人而冠来者也。”（《天籁集序》）

 苏、辛并称，是词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此论的提出早见于宋代当世，而发端于辛弃疾之门人范开的《稼轩词序》：“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序中指出了稼轩词与苏词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其后，潘牥的“东坡词诗，稼轩词论”之说（陈模《怀古录》卷中），汪莘的“（词）至东坡而一变……三变而为辛稼轩”之论等，大都着眼于苏、辛二人词之异同的比较，而将苏轼另立一宗，把辛弃疾直接苏轼，并把苏、辛作为一个词派的源流明确提出和定型下来，应该说是始于遗山。(2)这是遗山词论的首创之功。此后，明人张綖云：“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又说：“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再后，清人王士祯加以补充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由苏、辛所引领的豪放一派被正式定格下来。而其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元好问的词论中。

 二

 其实，不但在词论中“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张炎《词源》卷下），而且从具体的词学创作中我们也能看出遗山乐府对稼轩词的一脉相承之传承脉络，寻见“裕之乐府，深得稼轩三昧”的轨迹（吴梅《词学通论》）。徐世隆《元遗山集序》谓：“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佑、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徐氏这里所明确的是元遗山词的艺术源泉是得东坡、稼轩二人不传之妙。而在具体的接受和学习中，辛弃疾的词文学创作对于元好问来说，却有着更大的影响。

````遗山乐府承稼轩之遗泽还体现在在前人成句和典故的化用上。刘辰翁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辛稼轩词序》）稼轩乐府语涉经史，词牵雅颂；“诸子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可谓开一宗之先。其后，效之者如陈同甫、刘改之、蒋竹山等辈，代有嗣响。遗山用经用史入词，也可谓得稼轩不传之妙，其用法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有明用，直接截取前人成句者；有暗用，化用前人句意者；有正用如“《离骚》读杀浑无味，好个诗家阮步兵”（《鹧鸪天》二十六），有反用如“举头但见长安日”（《满江红》其四）；有只用一典者，有一篇之中凡以数见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妨看看这首《水调歌头·史馆夜直》：

 形神自相语，咄诺汝来前。天公生汝何意，宁独有畸偏。万事粗疏潦倒，半世栖迟零落，甘受众人怜。许汜卧床下，赵壹倚门边。 五车书，都不博，一囊钱。长安自古歧路，难似上青天。鸡黍年年乡社，桃李家家春酒，平地有神仙。归去不归去，鼻孔欲谁穿。

 形神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司马谈谓：“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论六家要指》）其所欲探讨的实质是生与死的命题。读到首句时，我们便很自然地联想到陶渊明那著名的《形影神三首》。当然，这里元好问不是在探人之生死这样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借形神自相问答，在表达词人自己对自身命运、对人生的理解和感叹。这首词在典故的使用上即极具特色。从总体上看，形神问答明显地是化用陶诗《形影神三首》形影神三者之间的问答形式，是对陶诗手法的取用；而若从词的创作上寻其源头，则可发现，此词的拟人对答之手段又与辛稼轩的《沁园春》“杯汝来前”“杯汝知乎”等词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而在具体的典故取用上，则有经有史，有诗有赋，有儒有道；手法上或正或反，或明或暗，不拘一格。如其中的许汜之典，即出于史书《三国志》，暗取其求田问舍之意；而赵壹一典则是直接取用，借其“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赵壹《刺世疾邪诗》）以自类，语含愤激。再如，“长安”二句，很容易看出是化用李白的《行路难》中“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及《蜀道难》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二句；而“五车书”则典出于道家《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平地有神仙”“鼻孔欲谁穿”二语亦为取自道家。

 三

 从以上的简略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词学之递变上，元好问之于辛弃疾可谓渊源有自，而若从心理、文化等更为深广的背景上去探讨元好问对稼轩词接受的成因，我们认为，最为根本的可能来自于遗山对稼轩词的亲和力和文化与心理认同感。这种亲和力与认同感，具体地表现为一脉相承的师学源泉、相似的地域文化背景以及相似的人生遭际等。

 首先，辛、元二人有着共同的词学渊源。豪放一派，东坡先生首倡其体，值得惋惜的是，在苏轼的当世及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却应者寥寥，后继乏人，词坛仍为婉约所独领。然而，“苏学北行”，豪放一派在北人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响，受到金人的喜爱，成为金代词坛的主导风尚之所在。最为著名者如吴激、蔡松年等，有“吴蔡体”之称。(5)而早年的辛弃疾，曾“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宋史·辛弃疾传》）。从词学的启蒙来说，辛弃疾所直接受惠者当为蔡松年。从苏轼到蔡松年到辛弃疾，词学的传承关系，时人已有辨析和详细论述，兹不赘言。而对于生于斯而长于斯的金人元好问来说，其受金代先辈词人的影响也应当是十分深厚的。元好问曾将金人词作手编为《中州集》，并且在词论中也屡屡推尚吴、蔡等人。受其影响应该在理所当然中。由此看来，从苏轼到蔡松年，在源头上，元好问与辛弃疾有着一致性。


遗山    稼轩

都是我满喜欢的文人……

楼主是哪个好久不来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