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波澜壮阔的扩散运动。
一、西晋衰落之后，大批北人随王室渡江南下，把北方话散播在广大的华南地区，形成唐代张籍在《永嘉
行》所咏“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状况。一千五、六百年来，方言历经变化，南下仕民由于住
居地理环境的差异，方言发展也呈现不同归趋；然而在梗摄字带较低元音（－a－）这一点上，现今东南诸方
言大体一致（张光宇 １９８７；李荣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极可能即为“晋语”绵延不绝的表征之一。
二、五代以来，华南人民辗转流徙，其中由东向西的迁移几如一股洪流。这就是清代魏源在《古微堂内外
集·卷六：湖广水利篇》所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史实。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所载：“元明之
际，湘潭土著仅余数户，后之人多来自豫章。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者。洪
武之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众”可以作为“江西填湖广”的脚注。由于江西人口大量移进湖
南，湖南至今留下一句俗谚说“无江西人不成商场”。（何文君 １９９０）至于“湖广填四川”则源于元末
、明末的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崔荣昌 １９８５）语言成分的渗透在这两度由东向西的移民史
中也十分明显。例如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送气音在湖南东部声势强大，越往西走，其势越弱。四川境内把“吃饭
”说成(ｔ‘ｉａｆａｎ]的现象正是湖广填四川的具体表徵。
三、唐代继汉代之后成为中国史上的第二盛世，声威远播，四方宾服；唐都长安变成东西汉字文化圈的中
心，以长安为基础的唐代标准语也随着国势的强盛而无远弗届。日本见中国文化中心已随朝代更替而转移，于
是派“遣唐僧”来华至唐都长安传习新标准的一整套汉字读音叫做“汉音”；唐室在安南设都护府，立学校，
也把长安音散播到南方臣属之地。如此一来，东到日本，南至越南全都笼罩在以长安为辐射中心的汉字文化圈
下。在中国境内，闽南方言的文读系统与日本汉音系统非常近似，其最终来源正是唐都长安。
这三次扩散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影响着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归结起来，不外两个因
素：西晋衰落之后的“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和五代以来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移民
引发的方言扩散。唐都长安标准音的扩散主要系经由文教力量促成。依循这两个因素去加以透视，江东的吴语
在历史上也曾充当辐射中心（或“震中”epicenter），影响过广大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引进“汉音”以前，曾经派人到南朝传习吴音。这反映日本人的务实取向，也就是说，文化中心转移
了，他们就跟着见风转舵，以便与时代风尚保持密切联系。东晋政权在金陵奠都，也使金陵成为中国文化的新
的中心。（陈正祥１９８２）由于金陵在文化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到了隋初《切韵》诸君子论音韵问题之时，
并未独尊“居天地之中”的洛阳音。这就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的“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
耳”。
客家人历经数次迁徙而越益南下，这一点与闽南人的迁徙过程颇相类似。闽南人慎终追远都说先人随晋室
渡江南来，其实从中原到闽南千里迢迢并非一蹴可及。闽南人的祖先渡江之后首先落脚于江东侨置郡县，经过
一段时期才又辗转南下。
吴音是经由文教力量传布到日本去的，闽南话则是中原移民“路过”江东之时“夹带”吴语继续南下的结
果。通史观之，吴语除了这两种扩散运动之外，还有沿江上溯的一股扩散波，经过安徽、江西而伸及湖南中部
；鸦片战争后，上海ｙｕè＠①升成为中国最大的吞吐港和金融中心，吴方言也发挥过规模小但很可观的影响
力。底下分段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