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

太平天国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 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 公里，非水陆要冲，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二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 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 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 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 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 公斤）， 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 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 改用新法制造， "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 30 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 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朝鲜市场：甲午战争后，日本吞并朝鲜， 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 .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 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 "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 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 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如上所述，海外市场的拓展是刺激苏州地区近代丝织业不断发展的因素之一，海外贸易对近代苏州地区的丝织业走向近代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引起了生产工具、织造原料、市场机制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深刻变革。而关税壁垒及世界经济危机对苏州丝织业的打击之重，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州丝织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说明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大漩涡中，与之荣损俱生（注：国际市场的波动对浙江湖州地区的蚕丝业影响尤甚。关于这一点，拟另撰文论述。）。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深刻地反映出早期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本质，体现了资本主义通过政治机制——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及一系列政治压迫等手段制造的"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不等价交换"，它与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市场波动一样，是现代世界体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例证之一，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指出，现代世界体系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中国直到19世纪"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启迪颇深，笔者曾撰文指出："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已与传统农业经济下的世界具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农业经济下的世界尚可存在相对独立或封闭发展的经济世界，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交通运输业的突飞猛进，使彼此孤立的经济世界的存在已经不再可能，无论愿意不愿意。中国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开始了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一厢情愿地封闭大门或自主发展已经行不通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已身不由己地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无论当时的对外贸易在全部经济体系中地位如何，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极其深远——它令中国难以拒绝地走上了被动适应世界经济发展之路，至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国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寻求一条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自强发展之路。因此，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也必须置于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中，充分意识到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注：王建娥、张海英：《对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论述的分析与思考——兼论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