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州的地理
既然是战略地位，不得不首先考虑苏州之地理环境。以《元和郡县志》所载：“苏州，……紧，……八到：西北至上都三千三十里，西北至东都二千一百七十里，南至杭州三百七十里，正南微西至湖州二百一十里，东北至海三百三十里，西北至常州一百九十里。……管县七：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1]
以各县的方位看，长洲在吴县北，西与常州之无锡县界；常熟在长洲北，西与常州之江阴界；嘉兴在吴县南，西南与杭州之盐官县界西与湖州之乌程县与德清县界；海盐在嘉兴南，西与杭州之盐官县界；吴县本身西南与湖州之乌程县界[2]。
从李吉甫撰毕《元和郡县图志》的元和八年（西元813年）开始，直至唐末，这一格局都没有改变[3]。故而，唐末苏州实际上是包括了现今苏州、嘉兴、上海三个市级行政区的地域。当然，由于当时上海市的陆域还未完全形成，苏州的实际面积也要大打折扣。不过鉴于其东临大海，西滨太湖，南控钱塘，北倚长江的特殊区位，以及南通杭州盐官县，西北通常州无锡县，东南通湖州乌程县的交通优势[4]，还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地资源所造就的发达的经济，苏州被其周围的割据者所觊觎，也是有其原因之所在的。

当苏州为吴越国长期控制以后，由于其边疆州的地位因素，以及出于全国的统治政策需要，吴越国统治者对其进行了一番调整。包括，后梁开平三年（西元909年）闰八月“敕置苏州吴江县”[5]，后唐同光二年（西元924年）十一月“升苏州为中吴军”[6]，以及后晋天福五年（西元940年）三月“升嘉兴县为秀州”[7]。只是由于吴越国与吴-南唐此后的长期和平关系，而意义不大了。
就是在这片水乡泽国，作为扼守长江口与钱塘江口间之要冲的苏州，变成了被乱世军阀相继觊觎的蛋糕，却也保卫了吴越国的北部疆土。其所由造成的地缘政治关系，不仅对吴越国的独立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全国的局势。当然，要研究苏州的战略地位问题，一切得从唐末开始讲起。

二、张雄与徐约对苏州的相继进取
黄巢起义的南北转战，彻底打破了旧有藩镇的平衡格局，也使北方藩镇的军乱传统传播到了南方。
光启二年（西元886年）十月，隶属于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帐下为牙将的泗州涟水人“张雄、冯弘铎得罪于节度使时溥，聚众三百，走渡江，袭苏州，据之。雄自称刺史，稍聚兵至五万，战舰千馀，自号天成军。”[8]这次小小军变的发生，则是因为两人“皆为武宁军偏将。弘铎为吏辱，雄为辩数，并见疑于节度使时溥，二人惧祸”[9]。于是乎，这位出身淮北的下层军官张雄，便凭借武力一跃而控制了苏州的军政大权，成为唐末江南众多此类武人刺史之一。
然而，毕竟，苏州作为江南财赋重镇，身为浙西观察使的周宝不能眼看着苏州的易主而不管，虽然他也似乎没什么实力。因此，当光启三年三月，周宝因为自己内部的兵变而出逃治所润州，依附亲信常州刺史丁从实时，还要在危机时刻，派遣本可以作为自己夺回润州的重要援助的六合镇使徐约及其精兵，去攻打苏州[10]。
于是，光启三年（西元887年）夏四月，同样身为北方军将[11]的徐约便继张雄之后，占据苏州，成为苏州刺史。而张雄转而逃亡入海，并最终趁乱占据润州上元县，甚至私自升上元县为西州，再次当上了刺史[12]。
不过，根据《吴越备史》所载，“浙西周宝子婿杨茂宝为苏州刺史，约攻破之，遂有其地。”[13]如此，则当徐约进取苏州时，身为周宝子婿的杨茂宝已经率先占据其地。又《吴越备史》在叙述徐约进取苏州时，只云“夏四月，六合镇使徐约攻陷苏州”[14]，而并未说明是受周宝指使的。

三、浙西混战中苏州的归属不定
黄巢起义的后果之一，是秦宗权的叛乱，而秦宗权叛乱的后果之一，则是孙儒的劫掠江淮。而孙儒的南下，正好遭逢了淮南杨氏、浙西钱氏的崛起时段，此二大势力的无疑对孙儒想要趁乱割据一方产生了不利。因此，孙儒的如无头苍蝇般的左冲右突，杨行密的艰难的争夺地盘，以及钱鏐的不紧不慢的扩张势力，使得浙西之地数年之内陷于不仅是历史事实上的，也是历史记录上的混乱。因此，要了解苏州在混战中的归属，必须先搞清楚整个浙西混战的史实。
根据史料记载，发生在浙西的战乱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钱鏐以助周宝勘定内乱为名义的进取润、常、苏三州。
此阶段，起于光启三年（西元887年）“五月，钱镠遣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静江都将成及将兵讨薛朗。”[15]是年“六月，师次阳羡，与贼将李君旺遇，大破之，获船八百余艘。”[16]于是，同年九月“遂进攻常州，丁从实弃城宵遁。”[17]三州之中居于中间位置的常州被率先攻破。
光启三年“十二月，钱镠以杜棱为常州制置使。命阮结等进攻润州，丙申，克之。刘浩走，擒薛朗以归。”[18]又《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文德元年（西元888年）正月丙寅条云：“我师克润州，生擒薛朗而还，王命剖心以祭周宝。刘浩走之，王命阮结为制置使。”则《备史》或许是以薛朗到杭州之日追述润州的攻克，如此，润州之下当在前此的光启三年十二月。于是，润州也被破，浙西北三州只剩苏州一地了。
作为进攻苏州的准备，文德元年正月，“又命筑嘉兴县城。”[19]于是，同年“秋九月，王命从弟銶率兵讨徐约于苏州，”[20]开始了钱氏集团第一次对苏州的战役。经过数月的征讨，第二年（龙纪元年，西元889年）“三月，我师破徐约于苏州，约奔入海，中箭而死。王命海昌都将沈粲权知苏州事。”[21]于是，浙西北三州尽入钱氏政权，并且在道义上，钱鏐是以继承周宝浙西观察使的名义，收复了浙西诸州。因此，以后淮南杨氏以及孙儒对三州的侵犯，都是钱氏政权所不能容忍的，也就决定了浙西以后的数年之乱。
附带需要说明的还有湖州，《新唐书》卷188《杨行密传》云：“昭宗诏行密检校司徒、宣歙池观察使。时韩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护送。而李师悦在湖州，与杭州刺史钱镠战不解。苏、湖、常、润乱甚。”此时，恰逢杨行密进取宣州赵鍠之时[22]，也想趁乱进取湖州，且湖州与宣州为邻州，如果杨行密得手宣州趁势从西进攻，李师悦必将陷入两面作战境地，取之必易。不过，考虑到此年（文德元年，西元888年）李师悦由湖州刺史升为忠国军节度使[23]，很有可能是师悦为了不陷于两面作战，以争取杨行密的援助来帮其抵御钱鏐，而依附于行密，并通过行密取得了节镇的名号。
故，第一阶段结束，此时太湖沿岸的势力分布大致为：钱鏐控制苏、常、润三州，杨行密控制宣、湖二州，而孙儒正在扬州虎视眈眈。

（二）杨行密与孙儒对浙西北三州的反复争夺。
首先说明一下在杨、孙的争夺战之前，钱氏对三州主政者的任命情况。润州，“文德元年（西元888年）春正月……丙寅，我师克润州，……王命阮结为制置使”[24]，又“龙纪元年（西元889年）……五月，甲辰，润州制置使阮结卒，钱镠以静江都将成及代之。”[25]常州，“光启三年（西元887年）……十二月，命杜棱为常州制置使”[26]。苏州，“龙纪元年……冬十月，……以给事中杜孺休为苏州刺史，钱镠不悦，以知州事沈粲为制置指挥使”[27]。
对于浙北三州的争夺，在孙儒一方，由于孙儒的既想取之，又要照顾到江北扬州的不被朱全忠袭击，从而使其在江北之间反复来回，也造成了三州，特别是常、润二州在孙、杨之间数次易主。因此，必须分阶段叙述这一史实。
第一阶段，是杨行密的进取常、润二州。《新唐书．杨行密传》云：“行密虽得宣州，而蔡俦为孙儒所破，以庐州降。儒进攻行密，行密复入扬州，北结时溥扞儒。全忠遣庞师古将兵十万，自颍度淮助行密，败于高邮。行密惧，退还宣州，遣安仁义袭成及，取润州，自将三万屯丹杨。仁义又取常州，杀钱镠将杜棱。”
如此，则杨行密在渡江后，本部屯润、常之间的丹杨，让安仁义先后进取润、常二州。故《吴越备史》云：“龙纪元年（西元889年）……十一月，……是月，宣州杨行密遣将李友陷我毗陵，执杜棱而去。初，李友攻毗陵，凿穿地道而入，兵甲俱以土中夜入于棱之寝室，因执棱于卧榻而去。”《资治通鉴》又云：“龙纪元年……十一月……田頵攻常州，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于制置使杜棱之寝室，遂虏之，以兵三万戍常州。”[28]
第二阶段，则是孙儒渡江从杨行密手中拿下常、润二州。《资治通鉴》云：“龙纪元年……十二月……戊寅，孙儒自广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刘建锋守之。儒还广陵，建锋又逐成及，取润州。”又《新唐书》卷10《昭宗本纪》云：“龙纪元年……十二月，孙儒陷常、润二州。”

至于此时润州的归属问题，《吴越备史》云：“龙纪元年……十二月，淮南孙儒遣其下刘建封帅众陷我润州，成及奔归。”大致是杨行密将安仁义于十一月下润州之后，转攻常州，从而使钱氏降将成及代受润州，孙儒将刘建封便复于十二月从成及之手下润州[29]。
第三阶段，杨行密复于孙儒手中得常、润二州。《资治通鉴》云：“大顺元年（西元890年）……二月……杨行密遣其将马敬言将兵五千，乘虚袭据润州。李友将兵二万屯青城，将攻常州。安仁义、刘威、田頵败刘建锋于武进，敬言、仁义、威屯润州。”其云“乘虚”，则是孙儒此时与朱全忠将庞师古战于江北。又，杨行密让马敬言、安仁义、刘威三人守润州，则是因为控制了润州便可以控制江北扬州与江南常州的交通，而去年末由于对此问题的忽视而使得润州得而复失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阶段，孙儒对常、润二州的再控制以及对苏州进取。不过，这一阶段有些复杂，姑且先列各书自大顺元年二月杨行密占领常、润二州之后的史料于下：
《新唐书．昭宗本纪》：“大顺元年……七月，杨行密陷润州。……八月，钱升杀苏州刺史杜孺休。杨行密陷苏州。淮南节度使孙儒陷润州。……九月，……杨行密陷润、常二州。闰月，孙儒陷常州。……十一月……孙儒陷苏州。”
《吴越备史》：“大顺元年……秋七月，常州李友陷我姑苏，制置使沈粲害刺史杜儒休及兄延休而奔于我。王以其失备，复害刺史，将欲诛之，粲遂奔孙儒。是月，杨行密遣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闰九月，孙儒复遣刘建封攻毗陵，杀张行周，而复困姑苏。……冬十一月，孙儒陷姑苏，李友奔常熟。十二月，孙儒归淮南，仍以沈粲为制置使。”
《资治通鉴》：“大顺元年……八月……丙寅，孙儒攻润州。苏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钱镠密使沈粲害之。会杨行密将李友拔苏州，粲归杭州。镠欲归罪于粲而杀之，粲奔孙儒。……九月……杨行密以其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闰月，孙儒遣刘建锋攻拔常州，杀行周，遂围苏州。……十二月，己丑，孙儒拔苏州，杀李友。安仁义等闻之，焚润庐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苏州，又遣其将归传道守润州。”
首先是《新唐书》所云“七月，杨行密陷润州”，之前二月润州已在杨氏手中，为何又陷之？则或许二月到七月间润州复被孙儒占取过一次，而杨氏再陷。因此，《新唐书》云“八月，……淮南节度使孙儒陷润州。”而《通鉴》亦云：“八月……丙寅，孙儒攻润州。”

其次是杨氏常州守将李友在孙儒南下的威胁下，担心常州不保，便向南之苏州发展，并进取之。此事，唯《备史》系之于秋七月，其余二书皆系之于八月。而《备史》于八月未记载战事，故或当以八月为准。
再次是九月杨氏在任命常、苏二州守将。即《通鉴》云“以其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而《备史》又系之于七月李友取苏州之后。又《新唐书》云是年九月“杨行密陷润、常二州”，则实际上杨氏全部占有了浙西三州之地也。
复次是闰月孙儒遣刘建封攻克常州，此事三书记载相同，不作辩论。
最后是年末孙儒攻克苏州，进而全有浙西三州之地。攻克苏州，即《备史》于十一月所系“孙儒陷姑苏，李友奔常熟”以及《新唐书》所云“十一月……孙儒陷苏州”，又《通鉴》所云“十二月己丑，孙儒拔苏州，杀李友。”则当为孙儒在十一月下苏州城后，又与十二月克李友所避之常熟地，全有苏州也。既克苏州，则孙儒北还，在杨氏守润州之将安仁义“焚润庐舍，夜遁”的情况下，顺便任命降将沈粲守苏州，归传道守润州。
从而，浙西北三州争夺战之第四阶段结束，整个浙西北争夺战也以孙儒的尽据三州而结束。这时太湖沿岸势力分布为：孙儒占据苏、常、润三州，杨行密依旧控制宣、湖二州，而钱鏐则失去了到手的一切。

此后，孙儒又进攻宣州，《通鉴》云：“大顺二年……八月……乙未，孙儒自苏州出屯广德，杨行密引兵拒之。儒围其寨，行密将上蔡李简帅百馀人力战，破寨，拔行密出之。”这场战役，是孙儒从苏州行进至广德，又广德在宣州南，则可知，孙儒第二次渡江是直接以苏州为根据地，从太湖南岸进攻宣州广德。因此，钱氏对苏州的控制已经复次失去。然而，此战孙儒依旧没有胜利，所以又有了之后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
《通鉴》所云：“大顺二年……十二月……孙儒焚掠苏、常，引兵逼宣州，钱镠复遣兵据苏州。儒屡破杨行密之兵，旌旗辎重亘百馀里。行密求救于钱镠，镠以兵食助之。”又《备史》：“大顺二年……冬十二月，孙儒烧掠苏、常，遂逼宣州，因围杨行密。行密遣使求救于我，王出糗粮甲兵以助之。”
因为此次可以说是孙儒决死一战了，所以他在战前焚掠了苏、常二州，以致于“景福元年（西元892年）……二月……钱鏐陷苏州”[30]，并“命从弟銶为苏州招辑使”[31]。又《资治通鉴》云：“孙儒围宣州。初，刘建锋为孙儒守常州，将兵从儒击杨行密，甘露镇使陈可言帅部兵千人据常州。行密将张训引兵奄至城下，可言仓猝出迎，训手刃杀之，遂取常州。行密别将又取润州。”则常州、润州也被杨行密顺便拿下了[32]。而此一格局，也可以说是初次奠定了浙西三州的势力范围，此后的数十年间，钱氏与杨氏虽然互战不休，但终未能改变之[33]。
至于孙儒，景福元年六月，在失去了后方，决死力于宣州后，受到杨、钱两方的进攻，最终依旧失败，而且是彻底的溃败。[34]
因此，经过浙西一场牵涉三方的混战之后，苏州归属钱氏，常、润二州归属杨氏。这样，苏州在钱氏政权中，首次成为边疆州，从而在以后数十年的边疆州争夺战中，凸显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根据战争进程，以及战火沿及范围，此次征讨董昌的战役，有东西线两个战场。而苏州的失守，便导致了西线战场的吃仅紧，因为杨行密对董昌的支援无疑会加重钱鏐的军事压力。又当时苏州的守将，是乾宁元年二月任命的曾经在浙西混战中失守润州的成及[37]，失败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再次失守的命运[38]。《资治通鉴》云：“乾宁二年……九月……董昌求救于杨行密，行密遣泗州防御使台蒙攻苏州以救之，[39]冬十月……杨行密遣宁国节度使田頵、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将徐淑会淮南将魏约共围嘉兴。钱镠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嘉兴，破乌墩、光福二寨。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乾宁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义以舟师至湖州，欲渡江应董昌，钱镠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守西陵，仁义不能度。……五月……癸未，苏州常熟镇使陆郢以州城应杨行密，虏刺史成及。”
综观之，则是台蒙在围攻了苏州之后，顺便给了润州的安仁义以南下配合宣州田頵以及湖州李师悦进攻苏州嘉兴和杭州周边军寨的机会。而钱鏐则全靠顾全武在东西线之间来回奔波，才得以保助杭州不被攻破，才得以阻止杨行密的军队渡过浙江与董昌的军队汇合。但是，苏州最终还是被杨行密进取，嘉兴也被长期围攻。从而，即使在苏州被攻破的当月擒获董昌，平定浙西之后，钱鏐还是要面临随即而来的对北部地区的再控制问题。

（后）钱、杨战争中苏州的光复。
钱鏐与杨行密虽然在浙西混战中，曾经共同讨伐过孙儒，但是毕竟两者都处在军事上的上升阶段。杨行密对常州、润州的实际占有，和对湖州的间接控制，都使得钱鏐的浙西观察使衔有名无实。而董昌之役中，杨行密更是直接出兵占领了苏州，由此所造成的对杭州的威胁已经使钱鏐无法忍受。苏州之役随之而来。以下亦分阶段叙述之：

第一阶段：解围嘉兴、进取湖州。
我们知道，苏州地兼今天三市之地，州治又在中心地带，欲克苏州，必先下周边诸县，因此，对近在咫尺的嘉兴的收复，是成功光复苏州的关键。又当年杨行密的军队是和嘉兴以西的湖州将一起围攻嘉兴的，所以要保证嘉兴的安全，还需解决湖州问题。
解围嘉兴的进程，《吴越备史》详载如次：“乾宁四年（西元897年）……夏四月，命顾全武与王弟镇并武胜军都指挥使沈夏、陈璋、高遇、许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禾。时诸将皆欲缓进，惟全武请倍道兼行，王从之。一日，师次嘉禾，围逼已久，城中莫知所之，遽见我旗号，皆大悦，贼亦谓之神。是日，遂内外夹击，擒贼将李宗礼、偏将顾金等二十余人，俘馘不可胜计，乘胜大破贼寨十有八所，又擒贼将魏约、张宣、杨燔、阎建等士卒三千余人。嘉禾平。”
嘉禾者，嘉兴也[40]。如此，则钱氏将领顾全武乘浙东大胜，加上杨氏将领久围不下，士气低落，出奇制胜也。从乾宁二年冬十月开始被围，到此时围解，一共经历了二十个月，而嘉兴却未被攻破，一方面也说明了嘉兴足以独当一面的军事实力，也许是以后嘉兴单独设州的原因之一吧。

嘉兴县城已克，而淮南宣州将田頵尚且“屯驿亭埭”，于是“两浙兵乘胜逐之。”此月（四月）“甲戌，頵自湖州奔还，两浙兵追败之，頵众死者千馀人。”[41]此次胜利，也有地利因素，史载：“全武等又乘胜逐田頵于驿亭埭，頵由吴兴而遁。于时大水，我师逐之，斩馘沉溺者不翅十里。”[42]由于田頵从湖州逃走，全武追击之，也就顺便肃清了残留在湖州的杨行密的势力，基本上已经控制了湖州全境。因此，龟缩在湖州城内的李师悦之子李彦徽差不多也被围城了，第一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
所以，此年七月，钱鏐便放心的“命顾全武率师复姑苏”[43]。此年九月，“湖州刺史李彦徽欲以州附于杨行密，其众不从。彦徽奔广陵，都指挥使沈攸以州归钱镠。”[44]这样一来，钱鏐便在形式上正式接管了湖州的军政大权，并“命海昌镇将高彦为湖州制置使。”[45]于是，作为保卫杭州北部边疆的湖州便正式承担起了其协助克复苏州之重要之任务。

第二阶段：进取苏州周围县城。
根据上文可知，苏州城被包围在其辖下数县之中心，欲取苏州，必先取其周围之县城，以对苏州城形成合围之势，方克顺利实现。于是，顾全武在解围苏州城南方之嘉兴之后，首先便依此进取县城。
据《资治通鉴》“乾宁四年（西元897年）……秋七月……庚戌，钱镠还杭州，遣顾全武取苏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无锡。辛丑，拔常熟、华亭。”这样一来，除了嘉兴以及嘉兴南部的海盐以外，苏州城以东之松江、华亭，苏州城以北之常熟，以西北之无锡，皆为顾全武所下。全力夺取苏州近在咫尺。
又《吴越备史》“乾宁四年……八月，我师屯昆山。”则顾全武以全军之力，欲从离苏州最近之昆山向西南光复姑苏也。昆山县，“因县有昆山，故取名焉”，且“西至州八里”[46]，如此居高临下之地势，必然是最好的屯师之地。